经过对经济现状和潜在矛盾的全面分析，笔者对2016年美、中经济走势和货币政策做出以下七点预判：
1、美国经济复苏比预想的要慢；
2、美国制造业陷入衰退风险；
3、美国新一轮资产泡沫将破灭；
4、美联储的加息将陷入两难境地，2016年加息最多一次且在大选之后；
5、中国经济短期下行压力增加，倒逼结构性改革加速；
6、中国经济发展潮流将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回归；
7、中国货币政策将步入“真实稳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长期的0利率和多次量化宽松政策（下称QE政策）并没有拯救美国的实体经济[1]。美国实体经济的缓慢复苏乃是伴随着其逐渐的去杠杆[2]过程完成的。笔者这一观点和美联储“自我感觉良好”的认识以及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美国QE政策的理念是截然相反的。数据显示，美联储的QE政策释放出来的流动性[3]绝大部分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以现金或准现金的形式停留在金融系统内部。这些超发货币造成了流动性泛滥，推动了全球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见下图）。
在长达7年的宽松环境中，美国金融系统快速膨胀，而非金融部门却遭到压缩，企业分化急剧扩大。当非金融部门企业去杠杆基本完成，重新具备盈利能力时，美国就业才开始复苏，但人均收入的增长非常缓慢。更值得警惕的是，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非均衡发展导致美国贫富差距加速扩大。可见，宽松货币政策不是解救美国经济的原因，反而造成了更严重的问题，埋下了下一次危机的种子。
众所周知，美联储加息的理由来自美国经济“表现良好”，而珍妮特·耶伦[4]女士的自信来自于美国失业数据的改善以及对未来支出增加的预判。笔者对于美国经济的判断没有耶伦女士那样乐观，反而认为美国就业市场的复苏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虽然美国经济较危机最深重时期有较大改善，但仍然没有完全从经济衰退中彻底复苏过来。一个基于货币刺激出来的虚假复苏终将因刺激效应的减弱而被打回原形。
1.美国就业复苏或是“美丽的谎言”
就业复苏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标志。据《财富》网站报道[5]，早在2014年6月，美国就业市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损失的全部800万个工作岗位就已经悉数恢复。但好景不长，2015年11月，乔治城大学教育和劳动力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国内的就业岗位再次流失640万个。尽管2015年12月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失业率回落到5%，但仅考察失业率数据还不足以反映情况的严峻性，因为美国失业率的统计并不包括那些已经停止求职的失业者、未充分就业的劳动者以及从事零散工作或兼职工作的就业者。如果参考就业人口比例[6]，“就业恢复”的美好现实可能就要打个问号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就业人口比为62.8%，而在次贷危机期间回落至57.8%，目前则为59.3%。如果参考就业人口比例数据，笔者估计目前美国国内真实失业率[7]约为8%-10%，虽然远低于经济衰退期间的17%，但仍然高于衰退之前5%的水平。
数据来源：万德
伴随着美国劳动参与率的下降，美国工人薪酬增长也非常缓慢。这说明名义失业率的下降没有反映到收入的提高上，而收入徘徊不前严重限制了高度依赖消费的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动力。因此，目前仅依靠部分就业数据的改善就得出“美国经济已经完全从萧条中走出来”的结论不免为时尚早。
2.制造业衰退已现苗头
自2009年6月开始缓慢复苏后，到2015年12月，美国经济已经缓慢前行26个季度。虽然其间有“制造业再回归”[8]、“3D打印革命”[9]、“页岩技术革命”[10]等不同产业领域内的技术创新，但由于美国无法摆脱对虚拟经济[11]的依赖以及长时间的流动性充裕状态，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阻碍了美国制造业的复苏，而美国制造业周期性衰退将在2016年出现。美国制造业以及销售数据自2015年1月就已经出现同比增速回落的迹象，工厂新订单自2014年11月就已经出现同比萎缩的情况，而库存则出现趋势性地增加，反映出美国制造业需求不断走弱的客观情况。虽然美国制造业仅占美国GDP的12%，但制造业的趋势性走弱将拖累服务业的复苏。美国2015年12月ISM 制造业指数[12]仅为48.6，创历史新低。因此，笔者判断美国制造业将在2016年整体步入衰退状态。
数据来源：万德
3. 新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加大
笔者注意到今年1月13日《华尔街见闻》刊载了一篇题为《这一次全球动荡之下美国还能“幸免”吗？》的文章。作者王世娇在文中指出：油价暴跌对美国市场造成的震动，堪比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14年末，美国大型企业的能源投资额占GDP的比重为2.3%，几乎是2000年电信、媒体和科技投资占GDP比重的2倍。当时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眼下页岩技术革命泡沫破灭可能尚不会造成美国经济整体衰退，但是其影响不可小觑。而在2009年以后，受美联储QE政策推动，美国垃圾债市场增长约80%，至1.3万亿美元，其中能源垃圾债市场增速更快，增幅为180%，逾2000亿美元。2014年中期，美联储释放结束宽松政策信号后，美元走强，油价下跌，如果2016年低油价再持续半年以上，美国页岩技术革命泡沫破灭风险将呈几何级数增加。
4. 中产减少抑制消费走强
也许这并不是一个短期或者2016年内必然产生质变的问题，但美国贫富分化加剧所导致的中产阶级减少，对支撑美国经济最核心的“消费”则将必然产生负面影响。中产阶级家庭所占比从1971年的61%减少到2015年的49.4%，首次低于50%的分界线，意味着美国不再是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其消费能力最强的核心群体已是“少数派”。贫富分化侵蚀消费基础。金融和地产泡沫、长时间的经济低迷以及无就业经济复苏、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等因素导致了美国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下图为世界银行报告的美国基尼系数[13]走势:
可以看出美国每次金融泡沫形成的过程[14]都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显著扩大。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攸关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充分说明美国社会对金融业的不满，这里面不光是对其过度贪婪的不满，也有对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
综上，2016年或许不是美国经济最坏的一年，但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的消退加上收入改善预期的减弱，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核心动力依然难觅其踪。
短期阵痛在所难免。在短期内（1-2年），中国经济想要回到7%左右的增长速度不太现实。在世界经历30年资产爆炸式增长后，全球经济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地步，而中国经济传统的增长模式也难以为继。在全球经济“调结构”的大背景下，期待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是不现实的。笔者在2015年中期曾提出对中国经济非常悲观的看法，对中国政府祭出的传统刺激政策[15]表达出深深担忧，但自从2015年11月中国领导层重新审视经济问题和矛盾，并提出“供给侧改革”这样的新思路后，笔者又重新燃起对中国未来的希望。虽然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难以回避增速回落的“新常态”，但从宏观经济结构入手改善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16]，前景则是一片光明。
1.结构调整释放被压抑的经济活力
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经济结构调整是2016年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不得不考虑的首要问题。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过度投资和负债不但透支了经济健康发展的活力，而且还制约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后劲，并且造成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客观情况。这些都是中国经济目前不得不面对的矛盾。以投资需求管理为出发点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的拉动只是表面的和短期的，这种政策往往给经济带来结构性后遗症，导致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降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被严重侵蚀，经济系统有出现局部甚至全局紊乱的风险。
积极因素不断积累。值得庆幸的是，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虽然中国经济大思路调整较晚，但由于经济客观规律所引发的结构优化的苗头已经开始显现。笔者观察到中国经济的一些看似普通，实则深刻的变化，首先个性化需求的爆发替代排浪式消费[17]；其次大一统产业投资向多元化的投资转变；第三是以社保体系的完善为基础的收入分配调整正在加速；最后是强调环保，为发展设立红线。中国经济的活力逐步得到释放，满足经济增长“拐点”出现的要素正在积累。通过数据分析，笔者发现，第三产业（服务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工业）（如下图）。第三产业已经接过了传统第二产业的接力棒，成为GDP中更大的组成部分，并将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原动力。
2.工业、投资、消费对经济贡献结构性转变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换挡，笔者判断因库存的短周期变化，工业增加值将有小幅的回升，但无法担当起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投资会维持在较低水平；消费将异军突起，挑起经济增长的“大梁”。在2015年工业增加值中，高技术含量工业增加值持续增加，而传统产能过剩行业的工业增加值持续萎缩，笔者认为这种趋势在2016年将更加明显。不过由于目前中国工业总量中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大，虽然高技术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速会持续加快，但考虑到产能过剩行业的出清不会一蹴而就，其萎缩状态将整体拉低工业增加值，因此在2016年工业整体表现将依旧疲弱。固定资产投资在2016年将维持低速增长，基建、地产、工业投资因去库存、调结构的影响持续低迷。2016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将在去年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例如，仅阿里巴巴一家在2015年“双11”这一天，其淘宝网、天猫网的网购销售额就达到912亿元人民币，接近美国黑色星期五网上销售和实体销售的总额（1079亿元人民币）。如果加上网易、腾讯、京东和其他电商平台的营业额，已经超过美国“购物日”的消费总额。虽然中国全年的消费不及美国，但这种消费能力的爆发预示着中国个性消费时代已经到来。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笔者判断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消费，而消费的持久动力来自结构调整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断优化。
数据来源：万德
3.体制改革与创新加速恢复中国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
制度是短期“刺激”经济最大的可控因素。大家都知道生产依靠三个要素：资本、人力和技术，但还有一个潜在因素影响着这三个要素，那就是制度。在资本、人力、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制度对经济发展有根本性的“刺激”效果。例如“联产承包制”，资本（土地和资金）的投入没有变，人力（参加劳动的人口数量和技术熟练程度）没有变，技术（农耕技术）没有变，变化的仅仅是收入分配的制度，而释放出的生产力变化却非常惊人。当下中国的体制改革，比如国企改革、税收改革、土地改革等就是在生产要素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依靠制度的变化再造一个“中国21世纪的联产承包制”，从而激发生产力的提升。体制改革和创新投入的增加是恢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最核心的方法。当然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问题，在当下中国更是触及到利益再分配这样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并不能期待一年之内中国的体制改革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要客观地认识到创新投入与产出回报之间的时滞较长，期待短期内体制改革与创新就可以让中国经济重回高速增长是不切实际的。“中药”调理替代“西药”压制。笔者认为调整结构，释放活力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更像是“中药”，虽然见效慢，但治疗的却是经济的病根。而财政刺激和央行大放水就像治标不治本的“西药”，况且中国的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了对“西药”的“耐药性”。我们岂能只因为中药见效慢就放弃长效治疗？同样的道理，为了尽快“治愈”中国经济的病症，现在反而更应该加快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落地措施，出台财政、政府投融资、国企等领域的具体改革方案，以制度的优化再次激发发展的动力。同时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4. 经济风险点在于“全民金融化”和“金融互联网化”
全民金融化扭曲财富意识。展望2016年中国经济，笔者认为存在两个显著的风险点：全民金融化和金融互联网化倾向。首先，需要指出中国企业所借外债的总规模大概在1至1.2万亿美元，虽然短期外债比例并没有显著上升的趋势，但不可否认，在美元走强的情况下，这是中国一个潜在的金融风险。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环境中，我国经济积累了很多因依靠高负债、高杠杆、疯狂的扩张式发展而导致的遗留问题，同时，这种政策导向也激发了全民“金融化”的可怕思潮。当下中国，几乎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想搞金融，尤其是各种新兴互联网平台企业，几乎没有不搞金融的，出现了一个全民、全社会办金融的现象。这种一哄而起必将最终酿造出局部的、乃至行业性的金融风险。不仅如此，如果整个经济发展到类似美国那样的过度金融化，则对实体经济发展乃至对整个宏观经济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此外，我国多数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全部亏损，其“利润点”主要靠的是非主营业务，其中一块就是金融，这种现象和趋势是非常可怕的，因为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可以做到“无缝传导”，这是中国经济一个显著的风险点。
金融互联网化加大潜在风险。互联网是技术的进步，这个不能否定，但互联网技术就像蒸汽机、内燃机、电一样，其本质依然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而效率的提高更依赖于如何使用工具。我们不能越俎代庖，将工具“神化”，而需要“神化”的，是如何在各行业、各领域正确使用工具的机制和办法。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金融的本质，金融对于经济的价值在于资金的集中调配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性[18]，进而提高资本运用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其次，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发挥信用获取、分析和判断上的技术优势，从而提高金融交易效率、降低风险。这就要求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企业必须以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为基础平台，通过电子商务、社交互联网、搜索引擎等平台积累数据，这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阿里巴巴的支付宝、支付宝钱包、之前的阿里小贷、网商银行以及一系列理财公司和产品等莫不如此。需要强调的是，将互联网技术媒介与金融业务的简单结合，却是互联网金融应用的一个“雷区”。P2P模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P2P自2007年引入我国来，经过多年的摸索和本土化裂变，已经成长为互联网金融中最重要的门类，加上2014年以来资本市场对网络金融概念的热捧和P2P行业本身的圈钱效应，各类资本如雨后春笋般进军P2P并衍生出各类变种。绝大多数P2P企业根本没有大数据管理，更谈不上云计算应用，只不过是高利贷和诈骗披上了互联网的外衣而已。而在现实中，由于参与P2P金融的绝大多数个人缺乏相应的金融知识，对相关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更是千差万别，进而造成在实践中，P2P早就越过了央行所界定的“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这一范畴，实际走向了非法集资和没有牌照资质、存款准备金、存贷比限制、存款保险、内控系统的“网络银行”，为圈钱、金融诈骗等犯罪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泛亚”、“e租宝”等现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1.美联储的艰难抉择
2016年美国加息或将陷入“左右为难”的状况。笔者对于量化宽松始终持批评态度，但对于当下美联储的尴尬也表示同情。虽然耶伦女士表示美联储2016年将逐步加息，但无论是从美国实体经济的情况或是资本市场的反应来看，美联储在2016年都会陷入是否加息的两难选择。虽然加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笔者认为加息的进程将非常缓慢，有以下三点原因。首先，美国经济复苏本是“水中月、镜中花”，美联储强调视经济复苏而逐渐回归常态的做法，其本身宣传意义或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同时，不论金融系统有多发达，其运行和收益终究依托于实体经济，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如果加息过快势必将危及“脆弱的复苏”。其次，当美联储开始减缓每个月850亿美元的债券采购时，真正的紧缩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并缓慢地从全球抽取流动性。而市场的预期并没有跟随美联储的实际操作而反转，投资风险和泡沫在部分领域持续累积到“危险”的程度（例如美国垃圾债市场）。在此情况下，美联储加息将受到更大的掣肘。最后，虽然美联储货币政策仅服务于美国经济，但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非常高，全球大型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远超以往，如果美国货币政策与其他央行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分歧，并影响到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加息进程不排除转向的可能性。
2.中国货币政策步入真实稳健
宽松货币政策彻底失灵。自2009年中国祭出“四万亿”之时，笔者就担忧其“后遗症”并曾建议用经济转型替代刺激。但是很遗憾，这一呼吁当时并未引起决策层的重视。时至2015年，笔者再次强调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有害无益，却很“荣幸”地获得不少金融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从业者的反对和批判。虽然笔者的建议会触动某些朋友的蛋糕，但笔者依旧坚持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即宽松货币政策不但对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不利，而且还扭曲了百姓对经济和财富的认识，同时也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干扰。虽然货币和其他刺激措施有助于短期抑制经济下滑，但其边际效应却越来越小，“副作用”越来越大，而伴随着“货币政策包打天下”思潮的不断扩大，金融对实体的抑制作用也愈发明显。
2016年出现货币政策“稳健”的基础。2015年以来，虽然央行宣称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但年内连续执行了6次降息和5次降准，其中包括3次“双降”[19]。目前我国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为史上最低水平。如果考虑到当前通胀率也为1.5%，我国的实际利率已经为0。这样的货币政策很难用“稳健”来形容。然而，从2015年11月开始，中国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供给侧改革”，习近平主席更是提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使供给体系更加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中央在2015年底和2016年初的两次经济工作会议中更是反复强调“供给侧”的问题并重申“货币政策稳健”的重要性。而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情况，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5%，我国的投资边际收益率已经逐渐下滑，“新增GDP/固定资产投资”显示当前我国投资的效率已经非常低了，持续放松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已经下降。如果不跳出传统的“需求拉动”思维方式，不从较长期的供给端去思考，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效率和创新，我国即便进一步放松银根，对经济的刺激效果也不会明显，甚至有落入流动性陷阱的可能。
2016年货币政策或以“稳健”为纲，以“对冲”为手段。笔者判断中国央行继续降息的可能性较小，货币政策将转入实质性稳健的状态。尽管这种实质性稳健可能对实体经济去产能调结构的过程而言是相对较“紧”的，但考虑到宽松于实体经济无益以及当前稳定人民币币值的重要性高于货币刺激，笔者认为央行将会维持利率现状。同时，考虑到货币政策调剂工具从“数量”向“价格”转变的趋势，又要缓释2016年中国金融业风险短期集中度提高这样的压力，央行使用短期流动性工具对冲金融市场季节性和时点性流动性紧张的可能性较大。因此，笔者认为以“舒缓”金融业和“镇痛”为目的的短期对冲型工具将是2016年中国央行主要使用的政策工具。
1、难道中国也要走进“大金融时代”？
经济和金融政策的选择，其本质是发展道路的选择。中国应该从美国“金融资本主义”中汲取教训。让我们先阐述一下什么是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以“里根经济学”、“撒切尔革命”和“华盛顿共识”等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为依托，催生出的依靠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等虚拟经济发展为主要动力的新资本主义。同时，金融资本主义及其理论也是继商业资本主义、产业资本主义之后统治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新型资本主义。QE政策可以说是“金融资本主义”登峰造极之作，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则是金融资本主义（大金融时代）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随着时间推移，QE政策的负面性暴露无遗。首先，大量激增的信用货币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投机。2008年10月至2010年3月第一轮QE推高大宗商品价格36%，分别推高粮价、油价20%和59%;第二轮QE推升大宗商品价格10%，分别推高粮价、油价15%和30%，并为2014年的石油价格暴跌埋下隐患。其次，QE刺激股市上涨，扩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程度，恶化收入分配失衡，扩大贫富差距。第三，QE严重扭曲经济体系的内生调节机制，尤其是价格调节机制。第四，QE大量投放的流动性为全球经济体系埋下了严重的通胀隐患。
造成量化宽松失败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四条：第一，QE混淆了货币与信用的概念，投放货币不等于创造信用；第二，QE理想地认为扩张的流动性会流入实体经济；第三，QE简单将扩张货币与收入增加划等号；第四，没有考虑到通胀预期会引发财富危机，进而抑制投资。
用金融来挽救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央行不仅成了危机的“救火队长”，而且还肩负着经济复苏“救世主”的角色。央行以无锚信用货币[20]为金融机构大量输血，以期成为经济复苏的“灵丹妙药”。7年过去了，肩负重托的QE政策不仅没有完成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救赎，而且还引来各种各样的麻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贫富分化加剧、区域动荡不止、资产价格大幅波动，这些问题背后都或多或少隐藏着金融资本的影子。
金融抑制作用越来越强烈。美国实体经济最大的风险在于金融部门的挤出效应。传统观点普遍认为发达的金融市场会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前者为后者提供融资便利并提高后者的资源整合能力。然而随着金融自由化以及最为关键的，美联储大量超发货币，美国金融部门为了维持收益率，表现出了极强的“逐利性”（Search for yield）。在这种逐利性的驱使下，金融部门风险偏好增加，资产价格被富裕的流动性抬高，使得金融投资或者资产投资的收益远远大于实业投资的收益。于是资源就像被磁铁吸附一样纷纷流入金融系统，而未能在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这种现象和2001年～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过程颇为相似，彼时也是在美联储长达3年之久的超低利率作用下，金融部门过度创新，形成了巨大的资产泡沫。而为了挽救这个泡沫破灭的损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又走上了这条创造新泡沫的老路。
2.中国的发展之路需要自己走
中国在追随美国模式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中国实体经济经历了两轮“四万亿”强刺激后，陷入严重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速下滑的境地。从2014年底中国央行的持续宽松开始，中国似乎又走上美国2008年走过的路：超发货币不再进入实体经济，资产价格暴涨（股市、房地产、债市等轮动）。直到2015年末，政府才正式提出去产能、去杠杆的改革。
修复资产负债表是经济重新发展的前提，而去杠杆便是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之一。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提出关于去杠杆的改革目标，但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去杠杆还没有开始，去杠杆仍然任重道远。一旦开始实质意义上的去杠杆，经济必然进一步放缓，尽管这种放缓十分必要。实体经济去杠杆缓慢（或者不断加杠杆）的一个后果便是其获取融资越来越困难，成本也越来越高。最终将形成金融部门不敢贷款给实体部门的局面。虽然在“资源被金融部门‘贮藏’”这种现象上，中国和美国相似，但形成的机制略有不同。虽然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央行宽松货币政策面前也会因“逐利性”的驱使而追求高收益，但实体经济糟糕的资产负债表将使得资金更加主动地选择停留在金融系统内，这将加速资产泡沫的形成。同时，由于资金相对不太愿意流入实体部门，金融资产泡沫便出现轮动的现象：一个泡沫破灭之后，另一个金融资产泡沫开始发酵。
中国自此无例可循，发展之路必须要自己走出来。中国非常擅长总结经验教训，也非常善于学习先进的经验、技术，但在全球经济发展模式遇到颠覆性的挑战时，中国面前已经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参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自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当下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依然较大，风险较高，全球结构性失衡调整的步伐缓慢。从全球范围内看，面对经济结构性问题采取“鸵鸟策略”的国家比比皆是，而正视、重视自身经济矛盾的国家并不多。普遍的情况是国家经济被金融行业绑架，经济政策以稳定金融行业为出发点，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经济体均没有摆脱旧模式、走向新发展的魄力和勇气。就在2015年底，中国决策层提出中国式的解决之道：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制度改革。看到这样的思路，笔者倍感欣慰，中国没有走美国的老路，而是正在尝试走出一条创新发展之路，勇敢地选择了恢复实体经济活力这条充满艰难但终会成功的道路。我们承认当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经济体的宏观经济中既有矛盾也有风险，现在需要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深度合作，共同正视问题、应对问题、解决问题，用积极态度探索未来全球更健康的发展方式。笔者相信，虽然道路艰难，但坚持就一定能看到成功的一天，中国积极的努力必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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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及索引：
1、泛指非金融企业，与虚拟经济相对；
2、债务减记及破产；
3、流动性可简单看作是等同于现金的货币；
4、Janet L. Yellen，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保罗·沃尔克之后的首位民主党背景的美联储主席；
5、http://stock.qq.com/a/20151214/059567.htm；
6、就业人口与所有达到工作年龄的人口数之间的比值；
7、和危机前可比的失业率；
8、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大力推行的“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的国策，本质上是检讨美国产业的空心化。美国方面为了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2009年12月公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3年发布《制造业创新中心网络发展规划》，均为“制造业回归”的具体计划和落实方案；
9、3D打印即快速成型技术的一种，它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等可粘合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3D打印技术常在模具制造、工业设计等领域被用于制造模型，后逐渐用于一些产品的直接制造；
10、页岩技术泛指通过特殊技术开采蕴藏于页岩层的天然气、石油等非常规化石能源的技术；
11、虚拟经济是相对实体经济而言的，其核心是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的一套特定的价格体系。简单说，虚拟经济泛指将实体经济的资产通过证券化或金融化然后在金融市场进行交易的系统，有时交易的资产甚至不需要标的。例如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都属于虚拟经济范畴，系从具有信用关系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并随着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而发展；
12、英文全称是Institute of Supply Management Manufacturing Index，是由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公布的重要数据，对反映美国制造业繁荣度有重要影响；
13、基尼系数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分配是否平均，如果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则基尼系数等于0，如果所有收入被1个人全部分走，即绝对不平均，则基尼系数等于100；基尼系数越大，说明这个国家贫富差距越大；
14、1991年至1997年，2001年至2007年，2010年至今；
15、保增长、货币大放水等需求端刺激政策；
16、经济摆脱货币、财政等刺激而增强经济自身发展的动力；
17、消费品相似，只是消费数量不同；
18、更便捷、更准确、更便宜地获取信息；
19、同时降准和降息；
20、无锚货币是指法制货币，也就是国家立法认可的纸张纸币。在金本位和布林顿森林体系下的各国货币直接或间接与黄金挂钩，即为有锚货币，其发行量受黄金储备量制约。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货币发行量受货币政策影响，可以随意超发，即为无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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