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恐怖主义与极右势力的温床——泛金融化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经历了一连串经济打击，隐蔽在金融繁荣光环下的社会深层次矛盾不断暴露。世界范围内的极右势力与恐怖主义重新抬头，并不断攻城掠地，扰乱世界格局。这种乱象丛生、戾气日盛的局面背后有其经济意义上的逻辑，在泛金融化政策下加剧的贫富分化趋势成为问题滋生的温床。请看太和智库研究员、新声代经济学者张超如何解读。

也许将“恐怖主义、极右势力、泛金融化”这三个词放在一起有些突兀，甚至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但究其实质，无论是恐怖主义的扩散，还是极右势力的抬头，其背后都有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而全球化的宽松货币政策和泛金融化趋势不但没有拯救经济，反而更加恶化了贫富分化的态势，成为全球动荡的重要“原动力”之一。如果现在全球各国还不能统一步伐、纠正偏差，混乱的格局恐将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环视天下，我们身处在一个乱象丛生、戾气日盛的时代。

北京时间3月29日，一则关于“恐怖主义”的重磅新闻刺激了全球的神经。当地时间29日，埃及航空一架A320客机遭劫持。虽然此次劫机事件最终认定并不是恐怖袭击，但事件客观上已经造成了令人“恐怖”的效果。
 
近年来，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连续不断地挑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底线，世界少有净土。究其成因，错综复杂：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暗中较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争夺，民族争端，宗教矛盾，历史遗留问题，文化上的误解与敌对，以及近年来的难民问题等等。但无论是政治矛盾还是文化敌视，无论是民族矛盾还是宗教纷争，背后都离不开“利益”二字，而一旦涉及到利益，归根结底都是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
 

 

恐怖袭击给了原本就在发达国家气焰嚣张的“极右势力”一次绝好的宣扬他们价值观念的机会。全球的极右势力，特别是欧洲的和美国的，借着恐怖袭击与难民问题的“春风”，再一次联合起来，抵抗他们共同的“敌人”。
 
应该注意到，大量参与恐怖主义和极右主义的民众在其国内属于经济或政治上的“弱势群体”。经济上的“弱势”使其无力改变生活现状，而政治上的“弱势”更令其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低人一等”的感受。正因为如此，在全球经济都不景气的今天，民众才更容易被宗教极端势力和极右势力利用，通过“恐怖袭击”和“极右思潮”等极端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如前文所述，贫富分化虽然不是导致恐怖主义与极右主义（下称“两股势力”）抬头的唯一因素，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加剧了“两股势力”在全球泛滥的程度。饥饿的客观现状与仇富的比较心理相互叠加，滋养了极端思维。那么到底贫富分化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贫富分化成为极端思想的温床？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数据的支持，不妨以美国为例分析一下贫富分化加剧的现象。
 
首先，图一是富人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图一

 
这是占美国总人口数0.1%的最富有人群收入占全美国总收入的比例变化图。不难发现，截止2014年，美国最富有的0.1%的美国人占据美国总收入的9%，接近1913年的历史高点，而20世纪60、70年代此比例仅为2%。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富人越富。不难发现，少数富有的人群收入不断提高，其收入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不断提高。
 

为什么富人会越来越富？图二可以解释部分原因：
 

图二

美国在次贷危机之前股票指数与房屋拥有者收入均值的相关性非常高，但次贷危机后，股票的走势与收入完全背离，美股不断走高而房屋拥有者的收入却不断下降，很显然，普通家庭并没有从高企的股指中赚取收益。如果结合图一和图二分析，真正从股指高企中赚取收益的还是富人。当然，我们不能臆测股指高企只有高收入人群受益，我们要问的是，普通收入人群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呢？图三告诉你，确实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图三
 

图三是美国工人工资占GDP的比重，现在已经处于历史低位。股市的走高并没有带动工资的上升，换句话说，股市的上升并没有带动经济的回升，工资在GDP的比重下降反映出劳动力报酬占比逐渐下降，资本报酬占比逐渐上升。
 

图四
 

也许工资的占比并不能非常直观地展现贫富分化的加剧，但如果将剔除通胀后的实际工资走势图展现出来，读者可以很直观地发现经济的增长并没有惠及普通大众。从图四可以看出，虽然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增长，但剔除通胀后的实际工资水平已经将近50年没有增长了，而生产率与实际工资发生背离的节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但是，这个时点美国和西方世界好像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故，为什么贫富分化突然加剧了？答案只有一个：金融“猛兽”发力了！
 

20世纪80年代，美国、英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开启了“大金融时代”。以“里根经济学”、“撒切尔革命”和“华盛顿共识”等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为依托，依靠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等虚拟经济替代了以生产与技术创新为动力的实体经济，成为世界“新”的发展动力，而货币也承载了新的重任——刺激经济发展。泛金融化虽然在某些时候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但加剧贫富分化的副作用却为社会的稳定埋下隐患。
 
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下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泛滥和极右势力抬头的根本原因和国与国、人与人的“贫富极化”有关，而“贫富极化”的根源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处置失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危机之前，虽然金融不断侵蚀着实体经济的利润，但总体上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贫富分化虽然在增加，但速度总体上还是比较温和，因为整个体系还算稳定。

在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以无锚信用货币为金融机构大量输血并购买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以期成为经济复苏的“灵丹妙药”。但事实是，金融机构贮藏的流动性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与普通大众收入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实体经济被金融机构“雪藏”了。原因很简单，投资实体的风险高、收益低、见效慢；相反，炒作金融资产效益来得快，更何况央行可以无限供给货币为金融机构提供“弹药”。但是很遗憾，央行不能直接向实体经济（企业）提供同等的货币“弹药”，这样就导致货币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金融资产价格成倍飙升，参与金融市场炒作的机构或极个别的个人可以享受财富的急剧膨胀，而普通大众并不能受益。金融机构客观上成为财富再分配的“决策者”。同时，在危机之后，量化宽松（QE）政策的“救金融舍实体”做法不但在一国之内恶化贫富差距，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固化既得利益群体，将全球利益再分配的权力上交给了部分国家的金融机构，客观上加剧了区域动荡，也为两股势力提供生存空间。
 

扶贫问题是中国当下的一项国策，政府和社会各方面都在努力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扶贫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绝对贫困，但笔者认为解决“相对贫困”同等重要，我们需要直面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当下贫富分化问题虽然并未直接引发恐怖主义和极右主义的趋势，但已经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仇富、仇官、群体性事件增多等等。其核心矛盾在于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而泛金融倾向不但不利于解决上述问题，在某些层面上更是激化矛盾的重要推手。由于金融在财富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大众必然将重资本、轻劳动，重资金、轻创新视为正常现象，大众的财富观不断被侵蚀，民众的财富意识不断扭曲。同时，金融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也激发了全民“金融化”的可怕思潮。当下中国，几乎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想搞金融，尤其是各种新兴互联网平台企业，几乎没有不搞金融的，出现了一个全民、全社会办金融的现象。这种一哄而起的乱象必将最终酿造出局部的、乃至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解决贫困、调和社会矛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财富的再分配问题，而再分配的核心应该是经济的“去金融化”。只有重新树立专注创造财富而不是分配财富的正确观念，通过政策引导，强化财富分配中的税收调节作用，并鼓励、保护创新，同时限制货币政策过度使用，约束金融机构的过度扩张，逐渐收拢货币，才能倒逼经济加速转型，激活经济的活力，重塑经济增长点。
 

 

 

太和智库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太和智库，关注时代需要。
微信公众号：taihezhi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