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号“愤青”到最高外交官

2016年06月19日

从头号“愤青”到最高外交官

——我与克里的“亲密”接触

耶鲁大学辩论冠军/反越战领袖

 

先谈谈我眼中的克里。2004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读大二。当时如火如荼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成了我们活生生的“新闻教材”。挑战时任总统小布什的民主党候选人正是马赛诸塞州资深参议员约翰-克里，他履历表中的两段经历让我至今难忘。

 

首先是1965年。这一年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这场战争后来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美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败笔。还是耶鲁大学三年级学生的22岁的克里，凭借一篇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获得耶鲁大学演讲冠军。克里还在这篇激情澎湃的演中说出了一个日后广为流传的句子：

“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幽灵给亚洲和非州人民带来了恐惧，而不是共产主义。西方的帝国主义政策是自取灭亡。”(“It’s the spectre of western imperialism that causes more fear among Africansand Asians than communism and thus, it is self-defeating”.)

 

在之后进行的一场辩论赛中克里击败了来访的英国冠军辩论队，并获得全国最佳辩手称号。在总结陈词中，克里奉劝美国结束单边霸权主义：“联合国是一个大家可以和而不同的地方“（“TheUnited Nations supplied a meetingplace for harmonizing differences.”)。演讲冠军的慷慨陈词还回荡在人们耳旁，克里却出人意料的选择了毕业后加入美军，并主动请缨参加了被他自己称之为“不义之战”的越战。在越南的日子里，克里活跃在交战激烈的湄公河前线并在做战中多次负伤。他因此被授予三枚“紫心勋章”。从越南前线回来后，见证了战争残酷的克里又成了组织示威抗议的“反越战英雄”，一次还同老兵一起愤怒地将越战勋章摔在国会台阶上。从年轻的克里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口才极佳、有国际视野但纠结善变的“愤青”。
 

（1971年4月22日，克里作为“反战领袖”参加国会反越战听证会）

（2013年2月1日，克里成为美国第68任国务卿）

 

时间流转到1994年。当年与“愤青”克里并肩作战的伙伴们也许还在朝政府大楼扔着石头，他却已成为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三十载的国会元老级议员。他在参院起草并提出了《结束对越南经济制裁》议案，在越战阴云还未完全消散的90年代，这个提案震动了美国政坛，反对声此起彼伏。利用在国会和两党积累的深厚人脉，克里进行了积极的游说最终使这一法案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自此美国与越南正式重建外交关系，两国化干戈为玉帛。在随后的国会生涯中，克里还投票支持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减轻对古巴的经济封锁。最近，作为国务卿的克里还主导了美国等六方同伊朗签署的历史性核谈判协议。

 

从22岁到52岁，从一个批判体制的 “反战领袖”到推动与同敌国建交的最高立法者，克里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践行着最初的理想。他希望使美国更多元、更包容，少一些霸权主义，多一些兼容并蓄。但批评家和保守派认为他在政治上缺乏主见、缺乏铁腕领导力、不能使美国利益最大化。

 

克里是一个怎样的人见仁见智。但他的人生选择至少让当时20岁出头的我思考：年少的我们一腔热血，有多少理想被碾压在了现实的车轮下？当现实与理想发生激烈的碰撞时，抱怨和离开当然容易，但如果我们以柔韧的姿态去适应它然后改变它，最终可以让理想打败现实。

 

克里首次接受中国媒体专访回应系列尖锐问题

（2014年7月 央视驻美首席记者王冠专访国务卿约翰-克里和财长雅各布-卢）

 

常驻华盛顿的外国记者要采到美国总统或者国务卿简直难于上青天，对中国媒体而言更是如此。美国媒体与政治是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在被选举政治左右的美国政坛，一个媒体的价值取决于他的固定收视人群手中是否握有“选票”。

 

凡事总有例外。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之下，2014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美国国务卿的新闻办公室终于同意了我们采访请求，而且还提议我们对国务卿克里和财长雅各布-卢进行联合专访。这也是克里上任后第一次接受中国媒体专访。

 

每次采访我对自己的要求都是：Ask tough questions。把不痛不痒的问题压缩到最少，提问直面矛盾冲突。 面对克里，我以一个封闭式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开场 “美国视中国为真正可信赖的伙伴，还是终将不可避免的对手？”。

 

有一个有趣的时事是，面对尖锐和让人尴尬的问题，身经百战的美国政客常会给出看似精彩但“没有实质内容的回答”（non-answer），前两三句话蜻蜓点水地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再为政治正确的官方立场背书（tow the official line）。简而言之，美国的言论自由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政客的言之无物 。

 

问尖锐的问题不是难事，难的是让他做出有实质内容的回答。美国重返亚太是否为了遏制中国？如何解释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美国“不拉偏架”的承诺与偏向日本和盟友行为的矛盾？指责中国对美国商业窃密，而美国有没有为经济利益对中国进行网络骇客行为？如果更有技巧的提出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做足功课是重中之重。

 

比如为了准备网络安全的问题，我在国会档案馆浩如烟海的资料库中翻出了一个名为《阿思频-布朗报告》的国会文件，并在这个数百页的报告找到了这样一句话，“多亏了这些情报搜集活动，我们为美国海外企业挽回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我问克里，这难道不是商业间谍行为吗？“这不是美国的双重标准吗？”。

 

听这个问题的克里某头紧锁，被迫承认或许有来自美国的个人从事网络商业窃密活动，“这我不能保证” 。Bingo！这是美国现任领导人第一次公开承认可能存在源自美国的对华商业窃密行为。在斯诺登事件后，美国一直将每个国家都在搞的情报搜集同商业窃密分开，并坚持称美国是站在“不进行商业窃密“的道德高地上。

 

采访结束后，克里不仅没有因我尖锐提问而感到冒犯，还笑着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冠，你采的不错”（Guan, that was a good interview)。其实在采访前，克里就特意让他的新闻秘书发邮件询问我名字“冠”的准确发音，并让我录好语音后发邮件给他们。

 

他认真用中文叫着我名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大二那年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克里的情形。当时保守派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的一段调侃克里讲外语的热门视频。他们把克里标准的法语发音（他少年时曾随家人旅居法国）和讲其他外语的视频拼接在一起，然后配上夸张的画外音调侃 “外语流利的克里或许以为自己正在竞选法国总统...” “来认识一下美国总统候选人--法国佬克里”。在9-11疑云未散、保守主义势力抬头的2004年，这段视频和克里后来那句“我投票支持伊战前曾经投票反对过它”的经典表态成为对手攻击他没原则的“把柄”，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以微弱优势输给布什，与自己的总统梦自此失之交臂。

 

克里是一个不够铁腕、见风使舵的中庸政客，还是一个务实开明、灵活温和的外交天才？相信历史会给出我们答案。我与克里亲身接触的感触是，在他“摇摆不定”的表象之下，我看到的是一个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文/央视驻美首席时政记者 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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