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突围困境

导语：

受仲裁案影响，南海局势更趋复杂；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长期处于“冷对抗热对峙”状态的半岛形势再添阴霾；中日东海分歧短期内几无弥合可能，斗争热度远未消减；台海两岸和平发展尚未形成不可逆转之势，岛内“政权更迭”又为两岸关系平添变数；中印领土主权争端仍然悬而未决，印度还在边境地区不断谋求军事优势；“三股势力”并未被完全压服，仍会对我西部乃至内地安全稳定构成长期的威胁挑战。这是一盘波谲云诡的棋局，环环相扣，危机四伏，一招不慎便可能陷入被动，甚至满盘皆输。中国如何破局并赢得主动，与国家和民族能否实现崛起和复兴息息相关。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很多东西不过是周而复始，否则便无历史规律可言。身处困境，回顾历史，看看别人和前人来时走过的路，有助于我们从中获得启示，进而找到破局解困的基本方略与路径。请看太和智库研究员风语者如何建言。

 

在崛起中受到先发强国和周边国家的防范、遏制，甚至是敌视，是每一个新兴大国不得不面对的“烦恼”。不管在局部上如何进退取舍，确保全局稳定、争取回旋转圜的时间与空间是最为首要和根本的。

 

1871年，德国的统一引起了其他欧洲强国的躁动不安。为确保国家安全，首相俾斯麦运用精妙的外交手腕，在奥、俄、英、意等国之间折冲樽俎，为德国构建了一张以德奥俄“三皇同盟”为核心的安全网。这张网，不仅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法国，避免了因法俄结盟而使德国腹背受敌，也大大降低了德国卷入俄奥纷争的风险，为德国赢得了20年和平发展的宝贵机遇。然而，1890年，野心勃勃的德皇威廉二世继位，将俾斯麦解职，并拒绝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抽掉了俾斯麦所构建的同盟网中的“最要紧的一根主轴”，将昔日盟友推向劲敌的怀抱。1891年，法俄签署友好协约，后又签订针对德国的军事协定，使德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威廉二世的冒进不仅使德国丧失了欧洲的主导地位，更令德国陷入东西两面受敌的困境。外部安全环境的恶化，使德国的对外政策选择空间越来越小，一步步滑向了大战的深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立即招致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敌视和围攻。西方列强不仅企图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更觊觎苏俄的领土，形势十分危急。为解困境，1918年，苏俄以放弃大片领土和偿付巨额战争赔款为代价，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果断中止了在西线与德国的战事。1920年，苏俄又授意成立非苏维埃政体的远东共和国，将其作为苏日之间的缓冲区，从而避免了与日本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遏制了日本对远东的侵略企图。这一系列举措虽代价高昂，但却有效缓解了西、东两个方向的安全威胁，为苏俄集中力量肃清国内反动势力，巩固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政权的稳固带来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此后，苏俄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列强近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进而对20世纪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时代不同，国情不同，当年德国和苏俄的做法未必完全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但立足长远、统筹进退之道却是相通的。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准确把握美苏争霸苏强美弱的态势，果断决策，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对美缓和不仅有效牵制了苏联，还改善了中国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关系，而1979年中美建交也有效缓解了台海两岸的敌对关系。虽然身处冷战，且中美两国意识形态迥异，但毛泽东仍能高瞻远瞩，作出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充分展现了他过人的胆识。事实也证明，这的确是盘活全局的一步。这一步，不仅扭转了中国被美苏包夹、被外界孤立封锁的不利局面，也为集中应对“三北”方向的军事威胁，打破苏联的战略包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略上的进取需要实力和智慧，战略上的妥协更需要谋略和自信。在国际关系和周边安全形势更为错综复杂的今天，中国要切忌战略上的盲动与浮躁，多一份耐心与定力，统筹经略好周边关系，在合纵连横与进退迂回中，化解外部反弹压力，为进一步谋取优势和寻求突破营造更为有利的氛围与环境。其中最为首要的是处理好与美、日、俄、印等周边大国的关系。中美博弈虽持续升温，但两国关系并不缺乏内聚力，除了经济这块压舱石外，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稳定上双方也存在不少利益契合，而在以互利合作促稳定的同时，中国还应进一步加大入局中东的力度，提升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在外线对美形成牵制，以有效缓解其战略东移对我构成的压力。中日关系目前仍未出现解冻复苏迹象，但对待日本这个强邻，仅靠漠视和怒视解决不了问题，即便双方短期内难以在政治上达成谅解共识，也不能就此放弃缓和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应向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多加学习，于更为高远处着眼，从日本国内各阶层和平、友华、反美力量入手，多用心思，多作文章。中俄两国关系日趋紧密，这已在一些重大国际事务和地区问题上得到验证，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充分发挥俄罗斯对印度和越南的特殊影响力，促其在中印关系和南海问题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在更多“关键地区”发挥关键作用。中印关系目前整体稳定，不温不火，未来中国须抓住双方业已存在，并将不断增加的利益契合点，积极推动双边关系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抵消领土争端产生的负能量，为维护西南方向稳定创造有利条件。除了处理好与这些周边大国的双边关系外，中国还要更加关注大国间的三边关系，特别是中美日、中美俄这两组三边关系的互动，以巧妙运筹，谋取更多主动。此外，中国还应高度重视和发挥好“上合”、“东盟”等区域组织机制的平台作用，以不断壮大的综合实力为后盾，推动实现周边区域组织机制的内涵多元化、功能多样化，进一步强化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战略重心是战略全局中的主要矛盾，对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除非发生重大变故，否则必须确保其相对稳定，若暂时不具备毕其功于一役解决主要矛盾的十足把握，宜采取稳妥策略，通过次要矛盾的解决创造和积累有利条件。

 

冷战初期，欧洲是美苏争夺的焦点。为确保欧洲方向的稳定，美国在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对欧洲的防卫。1952年，美国在欧洲驻军总数为26万人，高于投入朝鲜战场的兵力员额，且驻欧美军配备了当时美国最为精良的武器装备。60年代，冷战进入相持阶段，虽然美国的战略重心仍在欧洲，但从军事介入越南开始，便一步步陷入泥潭，不能自拔。随着战事升级，美国不断向亚洲增兵，到1969年，美国驻亚洲地区的总兵力达到90多万人，其中侵越部队就高达50多万，战略重心明显发生偏移，形成“重点弱、次点重”的畸形态势。此时，苏联借机大肆渗透扩张，多点出击，不断侵蚀美国的战略利益，使美国在冷战争霸中逐步陷于被动。

 

 

东汉末年，袁绍是曹操完成统一北方大业的最大障碍和最为强劲的对手。为此，曹操首先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借汉献帝之名任命袁绍为大将军，并利用与袁绍关系缓和之机，集中力量，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张绣等地方割据势力。待实力逐步壮大巩固后，曹操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与袁绍在官渡展开战略决战，一举消灭袁军主力，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与之相似，朱元璋在北伐灭元过程中，也并未自恃实力雄厚而采取直捣元都的冒进政策，而是制定了一套稳扎稳打的战略方针，即：“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悬绝，不战可克”。明军依此方针稳步推进，最终迫使元顺帝弃都北逃。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处理好主次矛盾关系，是确保全局稳定和达成主要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战略重心在“三北”方向，但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推行地区霸权主义，不仅导致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恶化，还在领土问题上对我提出无理要求，致使我南部方向局势骤然紧张。邓小平对这一形势的评估清醒而准确，他认为，越南的行径实际上是苏联全球扩张部署中的重要一环，“如无所作为，形势会更加复杂”，遂决定对越实施自卫反击作战。此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表面惩戒越南，实则是为遏制苏联扩张和对我实施战略包围的野心。而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也采取了“速战速撤”的方针，对战局进行了有效控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三北”战略重心与全局的稳定。

 

 

如何权衡陆海两大方向的利弊得失，一直是中国战略决策上的一大纠结。毫无疑问，中国当下正加紧推进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统筹陆海的大战略。美日近来频繁搅动南海局势，即是对这一大战略的“应激反应”，其目的是通过海上战略对冲，对“一带一路”进行阻滞与遏制，维护其海上传统势力范围与利益，而南海不过只是其中一点，在台海与东海，美日从不缺少文章可作。因此，统筹应对好来自台海、东海、南海这“三海”的安全挑战与威胁，是当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战略全局中的重中之重，也是破解周边安全困境面临的一大难题。台海，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战略重心所在，也是美国对中国施加战略影响的一个主要着力点。但随着中国不断崛起，仅凭台湾这一根桩，已很难再拴住中国这条巨龙，于是才有了美国的战略东移，以及今日海上方向的种种乱局。当前，台湾民进党当局“倚美投日”倾向明显，又冷饭热炒重提所谓“南向政策”，决心走隐性台独路线的意图已是司马昭之心。台海不稳，不仅极有可能引发东海、南海共振，更会因事涉国家统一这一重大核心利益，而导致全局不稳。为此，中国既要跳脱台海看台湾，又要进一步综合施策，加大 “拉台稳台”力度，以消弥因台湾离心倾向增强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而这也是统筹“三海”的核心关键。东海，钓鱼岛之争已成中日对峙的一个焦点和热点。从目前态势看，日本政治右倾化势头有增无减，政治解决东海争端尚无可能，同时，面对强大而稳固的美日同盟，军事解决亦非明智之举，不仅胜算不大，更有可能造成强烈的外溢效应。从长远计，中国应将东海问题寓于中日关系大局乃至整个东亚战略格局的塑造中去考量，并保持战略上的耐心与坚韧，以待时机。从现实看，中国须坚持“斗而不破，破而不扩”的原则，在东海对美日实行有效牵制，分散其对台海和南海的作用力，并以钓鱼岛问题为契机，加强与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危机管控上的谈判磋商，扩大相关成果适用范围，强化海上军事危机管控能力。南海，虽然事涉多方，但解决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并不与此存在必然联系。事实上，“三海”当中，南海是美国介入程度与掌控能力最弱、中国主导性最强的一个方向，无论是政治影响力，还是经济与军事实力，中国在南海方向都占据相对优势。因此，中国应取进取之策，进一步强化政治上的分化瓦解，经济上的作用影响，军事上的战略部署，以及文化上的怀柔，将南海作为“三海”统筹的突破口，不断加强实际控制。南海不仅是我西进印度洋的战略依托，也是日本和台湾“生命线”上的重要一环，强化对南海的控制力，既可在海上方向为“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提供可靠保障，又有利于在应对解决东海、台海问题上获取更多战略筹码。

 

破解安全困境，有时难免一战，但在同时面临多个方向的威胁挑战时，应尽量避免两线或多线作战，并在战略筹划和指导过程中，充分考虑各种可能，做好万全准备，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连锁反应。

 

 

二战时，苏联为防范远东出现不测，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而且不管西线战事如何吃紧，始终在远东地区保留部署了约20个师的兵力（日军实施南下战略后，驻满州兵力为13个师），对日本形成有力震慑，稳住了东线，进而避免了在战争初期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海湾战争期间，为防止伊朗借机发难，伊拉克利用伊朗强烈的反美情绪，积极寻求缓和两伊关系。伊拉克主动向伊朗归还两伊战争期间占领的伊朗领土，放弃对阿拉伯河的主权要求，并释放了羁押的伊朗战俘，这不仅使长期僵持的两伊关系得以恢复，更换取了伊朗的经济援助和战争庇护。尽管伊拉克最终难以抵挡美国战争机器的碾压，但萨达姆对伊朗采取的缓和政策，确实对确保伊拉克的侧翼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战后，美国为维护其全球利益，始终将应对可能多点迸发的战争或危机作为其军事战略目标。印度也是长期立足两线作战，时刻准备打“一个半战争”，即对巴基斯坦打“一个全面进攻战争”，对中国打“半个边境局部战争”。前面提到的苏联，之所以能在二战中有效避免被德日两面包夹，也正是由于其在进行战争准备时始终立足于两线作战。

 

 

中国地缘战略环境复杂，邻国众多，加之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矛盾复杂交织，决定了中国外部安全威胁始终具有多方向性，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军事斗争实践来看，我们并不缺少应对多方向威胁挑战的成功经验。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在抗美援朝的同时，有效确保了东南方向的战略稳定；50年代末60年代初，不仅打赢了中印边境反击作战，还成功打压了美蒋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70年代末，又顶住苏联强大的军事威胁与压力，对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打击。无论是战略上的谋划指导，军事力量的部署调动，还是作战行动的具体组织实施，这些历史成功的背后，都饱含着高超的运筹艺术，而从思想、物质和行动上作好充足准备，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前提和保证。正如毛泽东所言：“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对于希望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争取和延长发展战略机遇期仍是首选，但军事手段毕竟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保底手段，必要时必须果断加以运用，绝不能消极避战。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热点聚集，在美日直接参与和幕后操纵挑动下，各种矛盾问题的关联性亦显著增强，为防不测，我们必须做好应对多方向同时爆发危机、冲突的军事斗争准备。而在筹划军事斗争时，应注意把握好以下三点：一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1939年，德国为避免两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闪击波兰，赢得了战争初期的主动。1971年印巴战争，印度采取“东攻西守”的策略，对东巴首府达卡实施快速突击，最终实现了肢解巴基斯坦的战略企图。未来，我们在采取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费效比，选择主要战略对手影响力相对薄弱，但又利于赢得全局主动的方向入手，以争取达到“四两拨千斤”“一点突破，满盘皆活”的效果。二是要择弱而击，避免与强敌发生正面冲突。众所周知，我军是在与强敌对手的较量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但这是积小胜为大胜的结果。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对国民党军作战基本是运动战，直到双方态势发生逆转后，才更多地采取了攻坚战。李德.哈特曾说：“假使条件适合时，会战常常是收效最快的一种工具，但是当条件不利的时候，勉强使用它却是一种愚行。”的确，若条件具备，未必不可与强敌一决雌雄，但实力不济却勉强为之，无异于引火上身。二战时，日本贸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就是前车之鉴。相较而言，美国人就聪明了许多，二战后，除了与中国在朝鲜半岛打了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外，美国从未与任何一个大国发生过正面战争，从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再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都是择弱而击，且少不了盟友的帮衬。未来大国之间爆发大战的可能微乎其微，至多是局部冲突，但短期烈度会更强，对军事能力的要求更高，其结果也将更具冲击性，这就要求我们在与强敌开战的问题上须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做好冒险犯难的准备是必须的，但切不可逞一时匹夫之勇，因小失大。三是要对战局进行有效控制，切忌小仗打成大仗。相较于何时战、何地战、与谁战等问题，如何控制战局是更应仔细计较与权衡的问题，这不仅考验我们对战略全局的感知与把控能力，也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意志。美国海湾、科索沃两场战争打得干净利索，从战略到战役都可堪称局部战争之经典，而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虽在战役和战术层面不乏可圈可点与精妙之处，但进程拖沓冗长，加之后期政治处置失当，对美国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造成严重冲击，成为美国战略上的一大败笔。因此，为避免与敌长期纠缠而导致全局不稳，我们一方面要在军事行动上坚持速决战，另一方面，也应在谋划战争之初即对控局问题进行深入而充分的研究考虑，并制定详细可行的具体方案。

 

结语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困局，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历史的重演，但绝非简单循环往复。破局解困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变因颇多，不确定性强，惟有把握必然，才能找准基本方略路径，才能于偶然中掌握主动。概言之，这一基本方略路径为：1.无论面对怎样的威胁挑战，无论是和是战，维护战略全局稳定是首要与根本，无全局之稳定，便无国家崛起，无民族复兴；2.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所受威胁挑战将主要来自海上，首要对手是美国，日本次之，统筹应对的前提在于台海的稳定，关键在于东海的牵制，突破在于南海的进取；3. 力避两线作战，但要做好应对多点迸发危机、冲突的充分准备，谋划与遂行作战行动时要攻其不备、避强击弱、速决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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