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新农村系列调研之三 —— 倦鸟归巢

导语：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记载，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的大关，达到了51.27%，城市常住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农村人口持续向城市迁移是大势所趋。但是，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排斥农村并渴望融入城市而言，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和熟悉感，陌生的城市对他们来说远远不如熟人社会的乡村，他们中大多数的最终归宿还是返回农村老家。由于务工时期的收入水平低、年龄老化，以及其他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原因，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的自我增收能力不足，生计维艰。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在外打工期间有一定的经济积累，但他们的积蓄早就用于基本生存——农村住房的改善和改造。据我们在贵州铜仁，湖南邵阳、娄底，江西抚州地区的调查数据取样分析，第一代农民工所得收入的51.1%已用于原乡村住房的改造，20.5%用于后代的招媳嫁女，22%用于子女的教育开支，自己所剩无几。所以，他们在社会基层民众生存经济储备能力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现年事已高，完全依靠自身发展来维持家庭生计的难度大。首先是工资性收入有限。他们回乡后虽然还可能再次就近外出打工，但由于年龄和文化程度以及所掌握技术的限制，只能从事最原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以获取少量的工资，而一旦面临市场的冲击，他们将成为最先被淘汰的就业群体。这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以务工收入为主的工资性收入。其次，财产性收入受阻。目前由于我国农村产权制度的限制和不完善，农村土地、房屋等资源要素都未能实质性激活，不能实现农村资源资本化运作。原来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都是将土地借给亲朋好友代种，或者低价租借给其他人，并未能产生多少实质性的收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因流转渠道不通畅，土地抛荒、房屋闲置等现象也很常见。这使得第一代农民工所拥有的这些财产不能顺利转变为收入。此外，第一代农民工传统务农增收空间同样受到挤压。近年来，随着城市工商资本不断进入农业领域，它们利用本身的资金、技术和社会关系等优势，垄断性地占有农村土地等资源，从而使得第一代返乡农民工获取土地成本增大，导致他们无法通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而实现增收。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第一代农民工因此而产生的生计来源问题已经凸显。“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不能在收入、生计问题上对他们进行妥善安置，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群体性社会问题。

其次，第一代返乡农民工抵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年龄渐老，常年累月在外从事又苦又累的体力活，回乡之后，他们普遍面临失业、伤残、疾病等风险。由于他们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有限，加上社会保障的缺失， 他们“因老致贫”“因病致贫”的可能性很大。这有几个原因：

一、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日趋萎缩。长久以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居民家庭日益小型化，农村家庭也概莫能外，这势必动摇农村家庭养老照料和赡养的基础。加上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第一代返乡农民工与其子女分离，使得传统养老模式的有效性被进一步削弱。普遍年老、疾病缠身的第一代农民工面临着严峻的养老困境。

二、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对农民工的排斥。第一代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被排斥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其根源还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安排，剥夺了第一代农民工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起步较晚，而且与地方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政府政策执行水平关系很大，东、中、西部地区的执行能力差异性很大，存在着覆盖面不广、地区间不平衡、保障水平低等问题。在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南西部的一些地区，低保的人均年收入甚至低于500元。

三、农村土地财产权益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土地是他们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财产，也是他们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财产，是他们维持日常生活、抵御外部风险最后的保障。但是，当前中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不明的问题异常突出，政府部门和开发商联手通过行政干预等手段低价征收土地、违背农民意愿流转土地的现象很普遍。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抵御风险的能力就会变得异常脆弱。

四、第一代返乡农民工与现代化农业生产脱节严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的过程之中。农业的现代化，客观要求农民现代化。我国虽然资源丰富，但作为人力资本资源的劳动力资源却是稀缺的。美国著名经济学者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于引入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必须依靠农民来完成，没有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第一代农民工一直以来从事着传统农业，进城务工后又脱离了农业生产，回乡之后，一般又返回到传统的农业生产。相对第二代农民工来说，第一代农民工接受新事物及现代化科技的能力较低，无法科学、有效地操作现代大田农业机械，也无法利用科技知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并对其实施有效管理。

五、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精神生活缺失。长期以来，国家以城市经济发展为重点的战略使得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失衡，第一代农民工应付物质生活尚且不暇，遑论精神消费和生活了。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城市务工十几年，城市世界的生活或多或少影响着他们，使他们耳濡目染接受了不少城市市民的思想观念。到他们返乡后，由于熟悉了城市的生活，而乡村又缺少城市的条件，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于是显得极为单调，“无聊”、“郁闷”、“没意思”、“憋不住”等语词成为一些返乡农民工口头禅。不少返乡农民工很少操持农活，而是经常在村前村后闲逛、打牌。乡村原有的文化活动传统由于长期无人操持而逐渐被遗忘，也无人再愿意组织。相反，农村倒是有不少庸俗、低俗的节目演出。有一些乡村地区设有农家书屋，但是一般很少有人问津。在很多农村地区，其他外来宗教思想影响日盛，填补了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精神生活的空缺。

六、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面临人际关系与亲情淡漠的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村里“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种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社会。但是，自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后，他们各自长期在外，包括他们的子女在内的年轻一辈也外出求学或打工。加之，近几十年来农村人受市场经济的影响，物质主义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关系越来越淡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各自筑起了高墙。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大多数都在城市求学、打工，有的甚至在城市定居。长时间的分离使得他们与子女的亲情也冷淡了，有的子女甚至将他们当作累赘而不愿意承担赡养义务。

关注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的意义

一、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第一代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多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育高峰期，规模庞大，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有力的传承者。如果他们的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势必引发偷摸扒盗、互相攻击以争取有限的农村资源等问题，造成农村社会的极度不稳定；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在城市的子女也会因亲情赡养等问题而不得安宁，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性。

二、关系到合理的城乡关系的构建。第一代农民工作为冲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先锋部队，是早期农村流向城市的主要劳动力要素。他们为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这部分群体的生存得不到保障，其后代所代表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将会质疑城市务工是否值得，这无疑会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要素持续向城市的稳定流动，不利于构建城乡之间劳动要素均衡合理的流动平台。

三、关系到现代农业的发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会急剧衰落。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已经忘记如何操作传统农业，并且对城市充满了向往，短时期内返回农村的可能性很低。农村要发展，人力资料不可或缺，返回农村的第一代农民工可以适度适当地继续从事农业劳动，为农业生产提供重要的劳动资源，成为现代农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主体力量。如果他们的生存状况不理想，将影响他们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因此，关注第一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实现。第一代农民工曾经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在社会的底层从事简单、高危的体力活。现在，他们年老体衰，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面临诸多生存和发展的多重挑战，再就业能力较弱，自我养老能力不足。他们回乡后，很有可能因老、因病再度成为贫困群体。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完善他们的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给他们一个安稳的晚年，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激励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继续为中国做出自己贡献的重要举措。

五、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壮大了“乡贤”的力量，有利于改善乡村社会的治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农村基本建设和农村秩序，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一系列的“农村病”上：农村公共事务组织与管理的缺乏；农村养老和留守儿童、妇女问题突出；农村社会的文化素质与道德水平的下降；互惠与合作的缺失；人际关系的冷漠；环境污染严重，等等。第一代农民工的稳定性回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口持续外移的现象，对农村人口起到补充作用。而且，相对于村内滞留的传统农民，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的务工经历，使得他们在思想上和社会交际上更具领导力，加上他们年轻时农村的生活经历，与村内相关人或事务保持着相当的联系，使得他们在农村拥有坚实的社会网络体系，能很快得到乡村的认可和信赖。他们无疑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政策建言

第一代返乡农民工为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不能将其当作社会的负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确保第一代返乡农民工被彻底纳入到社会共同体之中，让其充分享受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利益，同时发挥他们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的作用。无论是什么政策和方针，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的问题，只有立足在农业和农村基础上才能得以解决。

一、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提高第一代农民工财产性收入。总体而言，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庭收入由五部分组成：务农收入、打工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逐渐增大，他们未来务工收入的增长空间必将萎缩，而短时间内第一代农民工的务农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也很难获得较大突破，受财政收入限制的转移性收入增长也十分有限。因此，要提高他们的收入，最具潜力的是大幅度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盘活农村土地、房屋、山场、林地等固有资源，多渠道的激活农村资源要素，使沉睡的资源显性化、资本化，提高第一代农民工财产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保证他们在经济上的利益。

二、切实保障第一代农民工土地权益。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土地不仅仅是一种资源，更是他们生活的保障。在他们无法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养老保障时，土地是他们未来生活的依靠。因此未来农业土地治理问题的核心已不再是让农民工放弃土地，而是在持有土地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土地。因此，必须在完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确保农民土地的处置权和收益权，最终实现土地保障向土地福利的转变。

首先，着力探索土地流转的新机制：如果第一代农民工不太可能回到故乡时，可以考虑有偿退出原有的土地承包权；而当农民工还想回到故乡养老、短时间内又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能力时，可以考虑长期流转经营权，这样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村办企业征用第一代农民工的土地，以从事工业等生产活动时，则可以考虑作价入股，以获得分红权益。

其次，坚持不以牺牲农民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加快推进城市化发展，保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使农民带着财产权利进城，成为拥有土地、林地等资源的市民，消除城市化进程中农户的后顾之忧，避免失地农民的悲剧持续发生。

三、对第一代农民工进行培训，提高其农业生产的技能。“三农”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农村教育的落后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农村教育问题，不能仅仅囿于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中学基础教育，应扩大到职业技术教育。要把针对第一代农民工为主体教育对象的科学种田、养殖等现代科技农业生产技术教育真正纳入“教育”视野，使其听得懂、学得到、用得上，以自身的生产力保障其自身的生活能力，最终实现生活“过得去”的目的。发展新型农民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和技能，帮助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变，是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帮助农民在农业产业化中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针对第一代农民工的特殊情况，要对症下药，不能笼统地将其与第二代农民工一同培训。首先，抓住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动机和需求，对其进行创业技能和管理方面的培训，使得他们成为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村带头人；其次，针对第一代农民工纯熟的农业技能和农业生产经历，开展现代农业技能、机械技术等培训，使他们迅速完成由传统农民向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转变；再次，充分发挥第一代农民工打工经历的社会化优势，通过农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职业培训和技能考试，择其优者将其转化为农村产业的职业经理人。

四、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制。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大幅提高参保基数，弥补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历史亏欠，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无差别化和一体化。另一方面，针对现有社会保障条块分割，多套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运行，导致诸多含混不清的局面，应加快多种保障制度的有效对接，将其纳入到综合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实现社会保障的综合管理。

五、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提高第一代农民工文化生活认同感，满足其精神方面的需求。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第一代农民工的思想意识、从业类型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多样化和多元化。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需求已不再是单独地追求收入增长，而是开始更多的强调家庭、社区的和谐，社会融入及精神满足等主观幸福感受。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所强调的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后，应该更多的关注其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和尊重需求，甚至在晚年时期完成其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加强农村社区建设，重塑因空心化而日渐消失的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社会认同感及自我价值的实现感。首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他们的居住环境；其次，加强农村社区的管理，确保第一代农民工居住环境的长治久安；再次，进一步完善农村社区文、体、娱等基础生活设施，广泛开展包括传统村落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的各种精神文明活动，提高第一代农民工的村社认同感，同时，也抵御非法传教活动对农村和农民的渗透和精神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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