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财政已连续16年赤字运行，国会也已把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提高到了18万多亿美元，并将在2017年3月底进一步调高债务上限。当前，联邦政府难以约束的财政赤字、不断高企的公债存量、如天文数字般的公债利息，都在考验着联邦政府的财政治理能力。同时，年复一年不断增加的军事开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能力越来越不相匹配，海外应急行动（以下简称“OCO）支出早已以“烂筐”之名，成了国防部门肆意开支军事与战争经费的无底黑洞，而六年前开始的医保改革为联邦政府又增加了一份沉重的长期负担。“要黄油还是要大炮”这一两难选择，是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难逃的魔咒。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如果特朗普能够当选，从他的竞选纲领看，他必将尝试对联邦政府财政制度进行某些改革（力度和成效有待确认）。而如果希拉里获胜，美国现行财政制度也将在延续中有所修补，例如对跨国公司征税政策。无论谁当选，2017年都注定是联邦政府开始财政改革的机遇之年。这一改革无法脱离当前现实，改革的目标，短期来看就是避免联邦政府财政危机总爆发。在9月30日联邦政府结束2016财年、开启2017财年之际，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美国财政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李超民博士撰文，从探讨联邦政府财政与经济困境入手，回顾2016财年美国国内有关财政预算、收入与支出争论、支出政策改革等问题，指出联邦政府财税政策的未来走向并对中国财税改革提出建议。
联邦政府面对严重财政与经济困境回天乏术。亚当斯密指出，财政乃庶政之母，任何财政问题，说到底都是经济问题。从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破灭至今，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关系出现了长期的恶化、财政出现连续巨额赤字、公债存量如天文数字般陡增、财政支出结构严重的失衡以及失业率一度较高。究其原因，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难辞其咎。非有根本性变革，不足以解决这些长期财政难题，这已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当前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收支长期失衡，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据行政当局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报告显示，联邦政府2016财年财政收入将达33355亿美元，为年度GDP的18.1%，同比增长2.57%；财政支出39513.1亿美元，为年度GDP的21.4%，同比增长6.66%；收支相抵后，全财年财政赤字将高达6158.1亿美元，财政赤字达GDP的3.3%，高于2015年0.8个百分点，也高于所谓“稳健财政”所要求的3%的“赤字警戒线”。（参见表1）又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在9月份估计，联邦政府2016财年前11个月预算赤字约为6220亿美元，赤字同比增加920亿美元；财政总支出增加了3%。
第二，公债水平持续增高，债务危机警报已经拉响。传统基金会喉舌最近指出，联邦政府债台高筑，债务总额从小布什到奥巴马任期末增加了13.6万亿美元，由占GDP的54%上升到102%。另据OMB数据，2016年公债总额将达到194333.2万亿美元，高达GDP的105.2%，较2015年增加3.4个百分点；公众持有的公债总额141287.4万亿美元，占全部公债的72.7%，虽较上年度下降1个百分点，但债务占比指标早已超过国际社会公认、应小于GDP之60%的可持续水平。据CBO的静态估计，再过十年，联邦政府公债总额将增加9.8万亿美元。据政府审计办公室（GAO）估算，公债总额在未来35年可能会上升到GDP的224%，其中尚不包括从社保基金和医保基金的借款。（参见表2）
第三，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强制支出占比太高，难以削减。联邦政府财政支出长期超出收入，已连续16年保持赤字运行；在总支出结构中，社会保障福利、医保（Medicare）、医疗救助（Medicaid）和公债净利息作为强制支出项目，占联邦政府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二，其他各项支出所剩不多，难以安排更多的发展计划，例如，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落后，大型自然灾害救济长期拖延，不发达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滞后，造成种族冲突乃至政治危机，媒体对此已多有报道；此外，在2016财年支出预算中，未经批准的支出计划尚有3100亿美元，约为全部相机支出的四分之一，这些都只能成为赤字。
总之，联邦政府财政所面临的超常赤字、高额公债、支出结构长期失衡难题，短期内要靠增收节支来化解，但是，要做到长期财政平衡，就要把立足点放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加上面，彻底改革财税体制，方为长治久安之策。
化解财政困境需要恢复预算平衡。按照一般财政原则，当前联邦政府的最大财政难题是预算失衡，通常只有开源节流、增收节支才能实现预算平衡。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在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裂和所谓经济“大衰退”两次较大的体制性危机后，增长乏力，导致财政难以增收；同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空耗巨资，还因此在财政支出上衍生出OCO，以逃避支出立法程序；医保改革怨声载道，《平价医疗法》新增长期支出项目；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财政自2001年来从未出现年度盈余。
一年来，朝野各界提出了很多思路和建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恢复预算平衡要求进行长期预算制度改革。过去的16年来，联邦政府连续出现财政赤字与高额公债，引发朝野激烈争论，通过改革预算过程，约束联邦政府寅吃卯粮的行为，早已成为各方共识，国会要夺回“钱袋子”控制权。鉴于奥巴马当政八年来，联邦政府公债余额已经翻番，参众两院对此愤愤不平，两院预算委员会多次发出警告，呼吁联邦政府预算改革，既激励定期行动、使预算具有可预测性，又能够纳入立法监督，同时使得信息透明、准确。他们提出，国会应当实行为期两年的预算方式，加大对行政预算建议的审查力度，控制政府消费与债务，还要制定收支平衡预算法。对此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呼应说，首先，联邦政府预算改革需要重新确定预算概念，厘清预算项目，定义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范围，区分分项预算支出（国防支出、信托基金、资本投资、贷款和担保）的经济效果，同时要阐明预算编写方法、定义预算项目。其次，应借鉴1970年代的预算模式，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对所有预算资金设置5-6个功能账户，把所有发展资金放在一起，保证资金在不同账户之间实现弹性转移。再次，国会应当运用《联合预算决议》（JBR）办法，解决预算草案中的技术问题、提高福利支出，促进行政与立法机构协商关键问题。对此，国会已有动作，近期参院司法委员会举行名为“阻止潜在的美国财政危机：平衡预算的修宪必要性”听证会，有议员提出，必须通过修宪实现联邦政府财政的强制平衡。众院通过H.R. 3442法案（《2015年债务管理和财政责任法》），规定当债务达到上限极值时，要求财政部长到国会接受质询，详细说明公债上升的驱动因素，拿出减少赤字和公债的措施，更新减少公债计划进程，这些都显示了国会对行政当局财政支出政策的强烈不满和进行制约的雄心。然而，尽管国会和两院已经有改革的决心和行动，我们仍然看到联邦政府“下有对策”。例如，国会在2011、2013、2015年早已接连通过《预算控制法》，对相机支出中的国防支出与非国防支出设置了上限，不过这却导致了海外临时行动计划（OCO）应运而生，联邦政府借此逃避了相关预算支出立法。可见，债务上限政策并没能捆住联邦政府的手脚，这才导致八年来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翻番。而且，从美国经济财政状况上，看不到年度财政赤字与高额债务减少的任何可能，对此国会消极应对，后果堪忧。
国防预算连年增加背后原因值得关注。根据联邦政府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和医保支出均属于强制支出项目，公债利息支出也无需立法程序，而国防预算则属于相机支出，每个财年都要重新提出预算。国防战略决定着国防预算的规模和结构，2010年爆发茶党事件、通过《2011年预算控制法》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国防支出思想趋于一致。然而在距大选投票还有一年左右时间，军工利益代言人Michael O'Hanlon却游说继续增加国防支出。O'Hanlon指出，国防政策除了要满足防止核扩散，保护国际海空安全，遏制新的强权崛起，稳定现行国际秩序、避免危机或严重冲突的总要求外，还要为遏制伊朗威胁，战胜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维护北约生存，保持核威慑，维持全球最优科技与军工基础提供保障。因此，年度最低国防支出应达到5350亿美元，加上能源部军事费和临时国防支出，实际国防支出应达到6000亿美元以上。他还说，美国需要结构性增加军事预算，对如下3项计划每年各追加100-150亿美元：第一，现役部队必须保证员额底线，财政预算要满足美军增加员额的需要。第二，确保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有足够舰艇。一方面提高海军全球部署效率，另一方面每年增加舰艇建造数量，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军事支撑。第三，为军事现代化提供资金，如水下机器人、新导弹防御技术、太空技术和网络技术等。为了给增加军事支出找借口，布鲁金斯学会在2月份召开专家会议，大谈中国的崛起与海军发展，并声称为了防止战争爆发，必须保持对崛起大国的军事优势，维持前沿部署基地。因此，联邦政府军事开支持续低于GDP的3%是不合理的，国防开支必须考虑军事成本及上升情况，只有提高军人报酬，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国防开支就像保险费，战争代价比阻止战争的代价更昂贵，因此投资国防是很值得的。为夺取军事竞争绝对优势，国防部在2014年推出所谓“第三次抵消战略”（Offset Strategy），以“创新驱动”为核心，重点发展能够“改变未来战局”的颠覆性技术群，并宣布在2017财年投入120-150亿美元，明确用于驱动“第三次抵消战略”的五项关键技术：自主学习机器、人机协作、军人作战辅助系统、先进有人/无人作战编组、网络赋能自主武器等。正是以上各个军事利益集团的游说论调，使得国防部2017财年提出619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达GDP的3%，其中包含588亿OCO资金。和2016年相比，2017年的国防预算有出三个特点：第一，小幅增加国防预算。相机国防预算资金5511亿美元，较2016年增加30亿美元（0.5%），主要用于国防部军事行动、能源部和国家核安全局的核武计划及其他部门相关国防活动。其中，国防部预算支出5239亿美元，比2016财年提高22亿美元（0.4%），国防部预算支出占国防开支总额的95%；第二，提高国防预算支出上限。今后在2018-2021年，国防预算比当前限额提高1130亿美元；第三，大幅增加OCO支出。奥巴马总统要求相机为非国防国际事务计划预算393亿美元资金，同比增150亿美元，主要用于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强化国际盟友关系、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强化驻外使领馆安全。由此可见，联邦政府、军工利益集团和相关学术机构在增加军费预算方面都是重要的推手。
财政压力已导致援外预算开始削减。根据2017财年预算报告，联邦政府用于国际事务的预算支出将在现有水平上减少1%，比2010年下降12%（2010年不变价），这引起了布鲁金斯专家质疑。George Ingram说，海外援助计划的目标和政策优先顺序，包含资金规模和资金提供方式，必须通过战略对话才能确定，要抛弃长期以来的从部分到组合的搭积木式预算模式。为了适应预算环境的变化，国会必须通过立法程序，独立、客观评价以往援外政策，为国会、纳税人、受益人、政府官员和公民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数据和信息。近期通过的《2016年对外援助问责与透明法》、《2016年全球粮食安全法》、《非洲电气化法》等三项对外援助法案，都与联邦政府的预算压力有关。援外预算的削减将逐渐影响到美国在全球的外交和其他相关政策的执行。
预算改革必须控制OCO支出。从2009年4月份国防部申请临时战争资金开始使用，总统预算报告2012财年开始使用，它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独立的资金计划，不纳入预算基线，早先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行动，也叫“战争资金”，现在成为五角大楼获得联邦政府预算的特殊渠道，其中的小部分资金则归国务院支配。OCO资金的使用几乎不受监督，也不受所谓自动减赤计划（sequestration）影响，从一开始就是国防部任意列支战争经费的借口，俗称“烂筐”。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专家指出，2014年国防部在“烂筐”中报销了近200亿美元的非战争“行动与维持经费”，所以连国防部长卡特也说，将来不清楚怎么处理OCO计划。在2017财年预算案审议过程中，麦凯恩修正案要求额外增加170亿美元国防支出，用于增加军队人员名额、提高军人报酬、购买新装备、采购战机，而这些资金全部通过OCO计划拨出。众院在今年5月初通过《2017财年国防预算授权法》，共和党声称，由于五角大楼存在基础预算缺口，必须从OCO资金中借支230亿美元，用于购买战机、舰船和支付军人薪酬。
第二、通过增收节支改革，改善财政平衡
美国政学界一年来纷纷提出增收节支建议。早在2015年初，奥巴马当局就提出，联邦政府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还要实现5大目标：（1）降低企业税率、通过结构性改革堵塞漏洞；（2）强化制造业和创新活动；（3）强化国际税收征管；（4）简化并削减小企业税；（5）不增加即期与远期财政赤字。要实现上述五大目标，又要保证财政收入中性，即在预算过程中既不强化财政收入要求，也不以相关政策制定作为减少财政赤字的手段，同时还必须打击跨国公司税务倒置行为，并把增加的税收用于国内交通设施建设，必然要有强劲的经济增长为基础，同时出台新的财政路线，强化联邦政府责任。2015年11月，财政部副部长Raskin提出，必须实现宏观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即在长期内保证可持续增长的同时让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共同发展，这意味着政府有责任为长期公共利益进行投资，公共支出在推动包容性增长方面至关重要，它既要提高工人最低工资，又要保证人民能够共享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收益。布鲁金斯专家William G. Gale和Aaron Krupkin也认为，联邦政府税收制度有可能在五大领域进行改革，即提高长期收入、增加环保税、改革企业所得税、公平和有效地对待中低收入人群、保证高收入者税率合适。未来税收改革的方案之一是扩大税基，削减税收优惠政策，制定税收抵扣上限，另一个方向是开征增值税，既增加财政收入，又易于管理，同时还有助于州政府解决财政收入过低问题。总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两点：一是刺激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以扩大税基，二是改革征税结构以降低税收政策对经济造成的结构性扭曲。下面我们着重介绍美国的税收结构问题和改革建议。
企业税负相对个人税负过低。长期以来，美国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之比大致保持在不足5:1的比重，企业税收收入贡献较低。据CBO最新预算与经济展望，个人所得税比重将从当前占GDP的8.5%增加到2017-2026年的9.4%，企业所得税则维持1.6%不变，可见联邦政府应当提高企业税负水平。对此，财政部2016财年增加财政收入的建议提出了五项重点政策，首先，要改革资本利得税，改革高收入税收优惠和金融机构的税收，减少部分税式支出、改革资本所得税、征收新型公平分享税、征收融资费。第二，增加和修改石油溢出责任信托基金筹资规定、恢复超级基金税、提高烟草税并与通胀指数挂钩、使失业保险附加费永久化、扩大《联邦失业税法》税（FUTA税）的税基。第三，改革金融、保险业产品待遇政策。其中又包含了5条具体措施：（1）要求把衍生合同销售实质性获利和损失纳入一般政策对待；（2）修改寿险合同的适用规则；（3）修改寿险公司一般账户和单独账户的比例分摊规则；（4）扩大企业自有寿险不可抵扣的利息范围；（5）实行寿险企业的经营净损失等同于其他企业政策。第四，改革、堵塞税收漏洞。把营销折扣所得纳入当前所得范围，限制不良债务的累积金额；通过平均成本法确定上市股票的证券成本、对含利润的利息等同普通所得征税。其中，包含了12条具体措施：（1）搁置“后进先出”的存货会计方法；（2）搁置成本与市价孰低存货会计方法；（3）修改房地产和股东的同类财产交易规则；（4）修改购买普通用途客机的折旧方法；（5）扩大合伙企业转移重大损失的定义范围；（6）延长合伙企业对不可扣除支出的限制政策；（7）根据关联企业损失限制规则限制损失纳入；（8）拒绝惩罚性损失的抵扣政策；（9）实行企业所有权统一标准；（10）对企业分配按照红利征税；（11）搁置《联邦保险缴纳法》的税收优惠政策；（12）搁置添加香料和葡萄酒添加剂的勾兑酒消费税政策。第五，限制化石燃料免税优惠。以上主要是针对大企业的税收增收政策，此外还出台了针对小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在此不再赘述。
企业利润跨国转移，税务倒置现象常见。税务倒置是指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改变其税收居住地身份，减少或避免向美国缴税的行为。具体来说，通常当美国本土企业在境外低税率国家收购小公司后，将其税务国籍迁移至该国，这便是企业税务倒置。跨国企业进行税务倒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税，在税务倒置后，经常使用“收益剥离”策略，即以税前扣除利息的形式，向境外新的母公司或子公司转移利润，从而减少在美国的纳税额。Eric Toder认为，征收跨国公司的税收，解决财政收入增长乏力问题是新的税收思想，这意味着美国税法正在转型。美国财政部近期公布了改革国际税收制度政策的15条具体措施：（1）限制过度扣除财务报告集团的利益；（2）为在美国办企业、增加就业的经营活动制定税收激励，取消将就业岗位转移至海外的投资税扣除政策；（3）取消海外企业利益分配的延期优惠政策；（4）延期《美国税法典》针对主动融资收入的例外政策；（5）延期相关受控外国企业（CFC）间支付的穿透待遇；（6）对海外所得至少征收19%的税收；（7）对前期未税海外所得，一次性征收14%的税收；（8）限制通过无形资产转让方式，转移企业所得；（9）禁止抵扣缴给关联企业的过量未税再保险费；（10）修改双重纳税人税收规则；（11）使合伙企业的销售盈利税收适用穿透规则；（12）限制非双重税收主体的征税优惠政策；（13）堵住《美国税法典》subpart F的税收漏洞；（14）限制导致无国界收入的混合安排制度；（15）限制国内企业向海外转移利润的能力。知名税收政策研究员David Wessel认为，通过遏制跨国公司的税务倒置，就能增加美国的税收收入。奥巴马当局修订《美国税法典》国际利润税收规定，计划要求企业交给所在国和母国政府的税收，加起来最低不低于19%，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支付给外国的税收也将计入该最低税率之中。
征收“离境税”有可能是遏止税务倒置的有效手段。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提出，必须阻止美国企业通过与外国公司合并从而逃避税收，她的建议有三个要点：（1）实行更严的内外企认定标准，以确定哪些企业是美国企业、哪些企业是外国企业，现行规定是外国持股超过20%即为外资企业，希拉里提出，外国企业控股指标应达50%以上，才能作为外资企业纳税；（2）对离开美国的企业开征“离境税”（exit tax）；（3）通过阻止跨国公司剥离收益办法，截断企业将利润从美国转移至低税负母国逃税。美国财政部即将颁布治理跨国公司逃税政策，新政策修订了《美国国内税收法典》，临时规定将使跨国企业难以进行税务倒置。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两大政策要点：第一，否认国外母公司对美国公司的某些控股权或并购行为，从而限制税务倒置。第二，提出解决剥离收益问题，通过严格关联方交易、加大债务拆分成债务和股票的重组行为进行审计、强化大型集团的负债权益税收分析资料信息备案等政策。
以消费税和所得税相结合的方式征税。最近理论界还提出，美国一百多年来确定税基有两大基本方法：（1）以所得为基础，这是指根据个人消费加上财富变化缴税；（2）以消费为基础，是指个人仅对其消费部分缴税。美国税制介于纯所得税收和纯消费税收之间，是一个所得税与消费税混合体。例如，资本收益被纳入税基，这是以所得为基础征税。但是，对资本却以低税率征税，这又体现了以消费为基础征税的发展趋势。又例如，法律规定企业不能立即全额扣除资本投资成本，这是以所得为基础征税。但是，税法允许企业制定加速折旧计划，这又体现了以消费为基础征税的发展趋势。《美国税法典改革方案》既要推动税制向所得为税基发展，又推动其向消费为税基发展。
加快税收结构其他方面的改革。长期以来，美国税收对穷人和富人轻重不均，早已引发社会不满，一年来，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应当加重对富人的税收。希拉里等也提出对富人征税的竞选纲领。而在企业税方面，比如医院税，已经有人提出废止，从而堵塞医院通过缴纳税收骗取医疗补贴之路。长期以来对高盈利医院是否应免税，一直是万众瞩目的问题，有关部门应仔细审查非盈利医院的税收地位之后才能确定。这类医院通常因为提供的是公共服务而不用纳税，《2010年平价医疗法》要求非盈利医院提供属于免税主体的理由证明，标准是医院提高了所在地区的福利水平。地方医院往往是当地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对它免税意味着地方政府放弃了很大一笔财政收入，非盈利医院创造的福利与盈利医院没什么两样，两者都有很好的财务前景，所以对其纳税地位应调查后确定。部分税收政策专家提出，联邦政府应当实行增值税制度，现在全球近160个国家实行增值税，涵盖了除美国之外所有OECD成员。OECD国家增值税是第三大税种，排在所得税和工薪税之后。世界各国增值税收入平均占GDP的5.5%，而OECD国家2012年的增值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17%。但是，根据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在征收增值税时，都会排除小型企业。对于遗产和赠与税漏洞，财政部8月份规定，将显著降低纳税人利用技术手段规避遗产或赠与税的能力。
政学界还在探索开征新税。第一是碳税政策争论激烈。联邦政府应使用碳税收入实施减税政策改革，并缓和对低收入家庭、矿工和矿山社区的影响，应注意运用财政收入，减少碳排放，避免过于严格地指定资金用途。还应该关注碳税收入的使用方式，以赢得利益相关者、维持公众对碳税政策的支持。据预测，如果开征碳税，在2016-2025年联邦政府将增加约1600亿美元财政收入，占GDP的0.7%；同时还要改革燃油税政策，因为燃油税政策从1993年起就一直未变，容量税率为18.4%，增加燃油税可为基础建设筹资。而征收企业所得税，应该避免双向征税，而且税收必须涵盖境外所得。通过提高富人税负，建立公平税制才是正确的政策。第二是征收新的消费税。实行15%的企业所得税及最高税率31%的个人所得税，外加一项12.9%增值税政策，对首个5万美元所得免税，夫妻共同纳税则为10万美元，而且向工薪税提供部分税收抵免，从而保护中低收入者免受增值税累退性影响。甚至征收盐税、金融交易税都已经有舆论加注了。由此可见，在严重的赤字与高额公债压力之下，联邦政府增收节支工作不得不开足马力艰难前行。
“黄油与大炮”之争是联邦政府财政困境的写照。据CBO数据，从2015财年联邦政府支出（GDP占比）结构看，强制支出：相机支出：净利息之比为12.9%：6.5%：1.3%，而在相机支出部分，非国防支出与国防支出都分别占GDP的3.3%，但是，到2026财年，强制支出：相机支出：净利息之比将变为15.0%：5.2%：3.0%，相机支出的非国防支出部分与国防支出部分分别只占GDP的2.6%，强制支出与相机支出二者此消彼长关系可见一斑，尤其是利息支出占GDP的比例更是翻了一番多，这还仅仅是静态的估计。这一关系早就被总结为“要黄油还是要大炮”之争，从二战后、尤其是冷战以来联邦政府的财政经验看，似乎美国既想要黄油又想要大炮，因为美国的独霸地位保证了美元横行无阻，美元公债永远有买家。但是，免费的午餐总有结束的一天，不少人从21世纪以来联邦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现象中看到了苗头，因为当今全球国际治理的实力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政治、经济治理体系中，新兴国家发言权上升，美国一家独大的状况受到制约。同时，美国从2007年危机开始陷入大衰退，为了尽快摆脱危机，联邦政府把印钞机开足马力，继续寅吃卯粮，然而经济复苏的脚步缓慢。这不得不让人对美国债务未来的偿还能力和增长能力产生怀疑，特别是在许多新兴国家出现了更好的投资机会的背景下。
高福利支出是联邦政府财政困境的重要原因。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专家Anthony H. Cordesman指出，美国人希望法定的强制支出能连年增长，却不愿为此缴纳更多税款。例如，随着公民寿命的延长和人口老龄化不断增加，公共福利计划支出占GDP之比从1966年的2.6%上升到1991年的4.4%，到了2016年更上升到4.9%，预计到2026年将高达5.9%。在1966年，医保计划支出只占GDP的0.1%，但是到了1991年却增加到2.5%，随后到2016年，这项支出比重翻了一番多，高达5.6%，预计到2026年将达到6.6%，只用了60年即增长66倍。研究发现，虽然只有2%的联邦政府支出账户在加剧财政预算的不可持续性，但是，未来十年，这些账户开支却将达到联邦政府总支出的60%，对实现预算平衡影响极大，而医保支出是影响财政失衡的最重要部分，退休养老计划膨胀也是重要原因，这些恰恰都是强制开支项目，无法压缩。实际上，美国与其他巨大经济体一样，都存在不可持续的福利项目。据传统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OECD税收占GDP的比重已达50%左右，实现经济增长必须阻止社会福利增长。要解决联邦政府预算的不可持续性，就要减少医疗支出增长。但是，《平价医疗法》施行后，人均医疗保险费不断增加，十几家非营利保险公司相继关门，申请医保补助名单越来越长，医改消费合作社不断倒闭，很多人仍缴不起保险费，参与交易所的保险公司数量呈下降之趋势。同时大笔资金被浪费，2013年，美国医疗开支为2.9万亿美元，2014年增长到3.8万亿美元，据估计其中约有1/3医疗开支并不必要。因此，要征收“过度医保税”（卡迪拉克税），控制医疗开支过快增长。最近，小企业出现离职潮，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便是医疗保险改革给小企业造成了较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国会必须为小企业提供紧急救济。联邦政府为了支持医保改革，开征了净投资收益税(NIIT)，又称交易、经营的消极收入税，包括利息、股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征收对象是获得净投资收益、总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已婚夫妇，或总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单身人士，税率为3.8%，计税依据为净投资收益及调整后总收入中超出限额（25万美元或20万美元）部分，可联合申报或单独申报，这项政策已在2013年1月1日生效。但是，2016年5月12日，美国地方法院曾判奥巴马当局的分享保险费计划违宪，9月底，美国总审计署向国会出具的信函显示，联邦政府通过不当收费补贴保险公司的做法违法。这些都是共和党推翻《平价医疗法》的重要步骤，减少联邦政府相关福利支出、缓解财政压力是其重要目标之一。
总之，化解联邦政府财政困境需要恢复预算平衡。首先，要通过预算改革，约束财政赤字与公债快速递增，恢复预算平衡要求进行长期预算制度改革，还必须关注国防预算连年增加背后的原因，改革国防预算必须关注OCO资金动向，应使之纳入预算约束。其次，对于增收节支改革，要提高企业税负解决税务倒置、对企业征收“离境税”、重新核定税基进而改革税法典，还要改革传统税收政策，探索开征新税。第三，改革联邦政府福利制度，缓解与国防支出矛盾，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停止福利支出快速增长，随着奥巴马总统交权，联邦政府医保改革前路未卜，但对财税改革来说也未免是坏消息。
联邦政府当前在严重的债务负担压力之下，终将开始财政改革，以实现预算长期平衡。无论是不断制定《预算控制法》、实行自动减赤政策、设置债务上限政策，或者通过财年度财政连续决议，都属于技术上的治标措施，是消极政策。联邦政府需要积极的财税改革，即通过预算制度改革、增收节支、改革福利制度，财政实现财政的收支平衡，其中控制OCO支出、改革国际税制以遏制税务倒置、探讨增值税改革、扩充新的税源、减少各种税收抵免与扣除政策、改革医保改革出现的新问题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财税改革需要反思深层次问题。通过分析联邦政府财政状况与困境，我们发现其中真正的深层次问题，首先来自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投机的实质，而且在互联网革命时代，虚拟经济更加剧了其投机性；造成美国联邦政府财政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寅吃卯粮”的制度，这反映出当前的税收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与大国治理要求，必须进行改革，开源节流。无论提出碳税、增值税、盐税或者别的政策，都是这种改革需求的本能反应。联邦政府出现的财政困境还是大国治理政策的失败，与解决经济危机的举措失当，依靠所谓“量化宽松”、“负利率”等手腕制造新泡沫、掩盖旧窟窿的思路有关，近期来美国政学界不断讨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问题，即是对此的反思。然而，对于2007年大衰退的救治过程与后果的反思，导致凯恩斯主义思潮似有回潮之势，但是，早已失败的凯恩斯主义能否解决财政经济深层次问题尚有疑问；联邦政府财政困境的由来与利益集团的形成密不可分，解决财政失衡必须重视解决利益集团对于财政预算的绑架问题。
应从美国债务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首先，“营改增”改革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政策尝试之一，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未来应当为全面的财税体制改革积累进一步的经验，促进我国财税体制走向现代化、法制化，真正建立事权与财权对等的分税体制，适当增强地方财税积极性和自主权，促进区域经济自我循环，为推动经济结构改革、推动分配制度改革、促进社会公平增添动力。其次，税制必须随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但是，衡量税制是否科学合理的条件只能是：是否有助于筹措财政资金、是否有助于经济发展与就业增加、是否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最后，税制改革必须破除利益集团的阻力，税改应当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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