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博弈(上)——时代变革背景下的博弈思维嬗变与实践

2016年12月09日

导语: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倡议“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年9月杭州G20峰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又被再次强化,虽然其文字表述未见诸峰会公报,但在欢迎晚宴致辞上习近平主席特别指出,“同舟共济的伙伴关系、伙伴精神是二十国集团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而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近年来被中国官方和最高领导人在多个重要时机场合反复提及的关键词,极具中国风格与气派,蕴含着深邃古老的东方智慧,它不仅代表了中国对世界格局与形势演进发展的基本判断,更透射出一种全新博弈思维理念--“太和博弈”。请看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苏克仁对太和博弈及其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实践运用所作的阐释与解读。
 

一、一种包容与超越传统的博弈思维理念

 

传统意义上,博弈通常是指一定条件规则下,一个或几个具备理性思维的行为体,选择行为策略并加以实施,进而从中获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和活动。与传统博弈仅从博弈方角度看待和把握博弈过程不同,太和博弈更加注重强调从整体与全局出发看待和把握博弈过程,这也是太和博弈与传统博弈在理念上的一个显著区别。传统博弈遵循形式逻辑,坚持物物自我同一,相互矛盾,非此即彼;而太和博弈则遵循太极逻辑,既承认阴阳对立,也认为阴阳能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相互交融与转化,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无阴阳便无太极,对阴阳对立的承认表明太极逻辑在对矛盾的认同上与形式逻辑并无二致,而这也意味着太极逻辑本身即包含有形式逻辑;但两种逻辑不同之处在于,太极逻辑不仅看到了事物之间相互矛盾对立的一面,也看到其相互依存共生的一面,并将之视为同一体,即,阴阳相克相生,并在相互交融转化中生成一太极,这是太极逻辑对形式逻辑的超越。因此,从内在逻辑看,太和博弈与传统博弈是一种包容与被包容、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

 

二、人类社会利益博弈发展的必然趋向

 

一切博弈皆出于利,对于利益的计较与权衡贯穿博弈全程。因此,梳理历史演进过程中人类趋利逐利的基本脉络,有助于我们拨开利益纠葛的迷雾,厘清博弈逻辑的发展变化趋向,进而把握太和博弈思维生成的必然及其核心要义与立意所在。

 

原始社会,人类要谋求生存与发展必须与自然界作斗争,然而一人之力自是单薄,需要合力,合力之道在于分工,而分工合力的范围愈广才愈有利,于是人类逐渐相互聚拢,由小群体聚合成部落,后又衍生出国家。但因资源相对有限,一个团体或国家内部难免不起纷争与冲突,甚至是战争。于是人们通过规矩、制度、法律、道德以及暴力机器等具有规约性、强制性的方法手段来维系社会内部秩序的稳定,而每个人都要让渡部分个人权利。这无疑是一种对私利的牺牲,但若不如此,社会便会处于无序状态,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都无从谈起。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主流认同,而且文明程度越高,这种认同就越坚定。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的心灵,从一开始就直接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而是无私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但由于人类社会始终没有出现一个能够超越国家且具有足够规约能力的组织机制,时至今日,国家与国家之间因利而起的争斗仍难以得到妥善协调解决。曾几何时,丛林法则肆虐横行,人类深陷霍布斯文化的迷思不能自拔,并一次次在零和与负和博弈中接受血与火的洗礼。但人类可贵之处即在于具有内省思辨的自觉与能力。在历史一次次的震撼教育下,人类已然意识到,单纯基于一已私利的博弈将会产生可怕的“负面外溢效应”,最终不仅无法有效确保国家利益,还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更何况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人类实际上已经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传统博弈思维逻辑已经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时代正呼唤一种全新的思维指引我们跳脱利益藩篱的桎梏,开辟一条能够有效协调各方利益的新路径,而这其中的关键即在于保持私利与公利之间的平衡。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私利是催生公利的原始动力,公利是实现私利的前提保障,人类社会正是在这两者的相辅相成与相反相成中不断向前演进发展的。因此,欲有效化解利益矛盾,妥善处理利益纷争,须从更大的格局和更高的层次上去理解把握私利与公利之间的关系,使私利在对公利的尊重与建构中得到充分满足,让公利在对私利的维护与保障中得以巩固拓展,太和博弈的思想内核与立意即在于此。

 

三、太和博弈思维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初步实践

 

虽然此前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学术界都未曾正式提出过太和博弈这一概念,但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太和博弈理念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这一点在中国对外战略中表现尤为突出。而从实际成效看,中国不仅从中赢得了利益,也因此而成为国际新秩序的一个有力建构者。

 

重视谋求与扩大“双方共同利益”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必然会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与国际体系中的既有强权以及周边国家产生矛盾龃龉。然而,无论是在处理与美国、欧盟,还是周边的日本、印度、越南、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组织关系时,中国始终坚持并反复强调“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这一基于全局和整体利益作出的正确判断,使中国得以有效避免战略摇摆,减少战略消耗,获利自然颇丰。以中美关系为例,尽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矛头直指中国,并不断寻求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制衡,但中国并未因此而乱了阵脚。一方面,中国主动提出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通过多种平台机制加强双边对话交流,增信释疑,推动两国相向而行;另一面继续坚持与周边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保持宽领域、多层级的良性互动,不断拓宽共同利益面。这不仅确保了中美关系乃至亚太地区的基本稳定,有效保障了中国的根本战略利益,也大大提升了中国自身管控风险、应对危机的能力。

 

 

致力构建关照各方的利益分配框架

这一点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一带一路”是中国统筹陆海的大战略,其中自然有对中国自身利益的考量,但无论是从整体架构设计还是具体举措来看,“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在于通过加大国际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让沿带沿路及其他参与建设的国家在不断扩展的共同利益中各取所需,绝非仅为中国一已之私。实际上,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参加博鳌论坛时就已经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有意思的是,西方关于中国放弃一票否决权以换取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说法,正反映出中西方在博弈思维上的差异。其实对于中国而言,设立亚投行的首要关切并不在于一票否决权,而是如何从全局出发构建一个能够关照各方利益的框架安排,这与“一带一路”战略背后所蕴含的太和博弈思维并行不悖,而西方的言论则恰恰说明其至今仍未摆脱私利为先的传统博弈思维定式。

 

 

注重在兼收并蓄中统筹守成与进取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重构阶段,这必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唯有充分运用太和博弈智慧,准确把握新旧秩序转化的脉动,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才能有效统合各方力量,形成最大合力,在兼收并蓄中实现国际秩序的重塑。此次杭州G20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上,习近平主席建议金砖国家“继续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加强沟通和协调,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并一再强调二十国集团是公认的全球经济合作和治理的主要平台。这一表态既肯定了二十国集团对全球经济的主导作用,又确立了金砖国家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头羊地位,守成中有进取。而这一建设性调和之举,不仅有利于各方凝心聚力共同防范抵御短期和中长期风险,也有助于在转圜迂回中推动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完善。

 

结语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利益高度交融。面对日趋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人类社会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传统博弈思维在协调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利益矛盾上已明显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与此同时,在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以及时代发展的倒逼下,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正悄然形成,并在国际社会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在这样一个时代交替变革的大背景下,各国只有进一步加强协调,并将本国利益寓于全球公利之中,才能开辟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而整个人类社会也只有和衷共济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从这个意义上讲,太和博弈思维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革故鼎新的思想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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