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每个人天赋秉承不同，在经济中的选择和分工也不同。另一方面，生产活动所使用的要素投入也存在禀赋差异，经济的最终产出是由各个差异化、分工化的生产环节组合实现。当前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均建立在“所有人都追求均衡状态”和“生产要素投入无差异”的假设基础上。而正是这样两个假设使得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或错误理解经济的长期波动、增长停滞和产能过剩，以及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挤出等现象。对人的行为目标进行重新认识，对经济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对社会制度的形成和演变进行广泛考察，将使人类能够更准确地认识经济增长和波动等现象。“东方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些核心内容之上，并以东方文化为基础，研究经济和制度现象的学派。
从人的行为出发，“东方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动态波动以及相应的资源流动和生产效率变化进行分析。以此为基础，“东方经济学”分析制度的演化和作用，提出基于效率和创新的增长模型，并给出政策建议。“东方经济学”着重分析资源的跨部门流动，重点包括资源在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流动，并提出“金融挤出”理论。“东方经济学”建立在微观基础上，对宏观经济现象以及政策提出新的解释。
太和智库将持续跟踪两位作者的后续研究，并陆续介绍“东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经济金融模型，文化与制度，以及政策建议。
当前全球经济形式可谓错综复杂，矛盾重重。西方国家中，美国经济复苏疲软，美联储长期货币刺激效果乏善可陈；欧洲国家仍未走出债务危机阴影，银行业已经被严重拖累。亚洲国家中，日本仍然处于失去的三十年，尽管日本政府不断加大刺激计划；而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增长速度逐渐下滑，产能长期过剩，企业债务居高不下，新增投资也难有起色。
传统西方经济学没有能够预言现在的经济现状，更没有给出有效的政策建议。或许我们需要思考，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两大基础假设——“人追求均衡状态”与“资本品无差异”是不是存在误解，以及西方经济学是否忽略了诸多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以至于在面对当前经济环境时显得乏力。
因此，我们针对传统西方经济学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东方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学需要重新设定两个基础假设——“人追求套利而非均衡”和“资本品存在结构与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两大流派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并分析未来发展方向。
>>（一）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误读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门派众多，最主流的有“凯恩斯主义”（以及衍生出来的“新凯恩斯主义”，下文统称为“凯恩斯流派”）和“古典主义”（以及衍生出来的“新古典主义”，下文统称为“古典主义流派”）两大西方经济学理论学派（下文统称为“两大流派”），它们的理论在描述经济增长上也相对一致，可以简化为一个生产函数来表示将投入变为产出的过程：
其中，Y表示经济的产出，A表示经济体的平均技术水平，K和L分别表示资本品投入和劳动力投入量。而F是一个函数，它衡量了资本品、人力和技术的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方式，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生产组织方式。
为了提高产出，虽然两大流派分别给出了不同解释和方法，但它们都同意“投入增加引发产出增加”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并提出两个增加产出的具体办法。第一种，凯恩斯流派强调提高资本品和劳动力的投入量。但是很不幸，任何投入都限于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一味地增加投入将使得边际产出下降，最终导致增长停滞。这正是“索罗的诅咒”，依靠增加投资的方式实现增长不可持续，且存在债务危机的可能。第二种，古典主义流派强调提高技术水平A，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例如蒸汽机的发明，电气的发明，以及当前的互联网技术等。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虽然这种增长方式是可持续的，但技术进步并不可预测，每一项技术的研发都存在失败的风险和资源浪费的可能。古典主义流派理论虽然提出了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但却没有告诉我们技术进步从何而来。相反，技术进步被理解为“外部冲击”，认为技术进步是“神的恩赐”。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中，优化生产组织方式也是增加产出的重要动力来源。中国改革开放和农村土地改革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没有任何技术进步和增加投入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实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和增长，这就是生产组织方式优化的效果。虽然这种增长路径是可持续的，但是需要相关制度的设计，特别是因地制宜的制度设计，才能调动被投入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资源能够顺利地向高效率的部门流动，而这部分研究一直被主流理论忽视。
“东方经济学”在原理上肯定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但是我们认为公式?的更多内涵仍然没有被发现。这些内涵是如此重要，它将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和正确地理解当前全球经济形势。首先，“东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品和人力这两种要素投入都具有结构差异和异质性；其次，资本品、人力等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第三，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仅只包含技术进步和生产组织方式优化两种，还有资源的自由流动。如果不理解这三个重要内涵，经济学就无法解释当下的经济问题。
>>（二）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以及原因
无论是凯恩斯流派还是古典主义流派，从理论上都无法解释当下全球经济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产能长期过剩、金融资产价格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基本面这些常见的现象。在两大流派理论中分别假定经济要素价格终会趋同，市场总是处于出清状态，每个企业都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处生产。然而，当前全球经济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深刻矛盾，既是两大流派无法解释的，也是其忽略的，更是两大流派以错误的前提假设为基础提出的政策建议的后果。从“东方经济学”角度分析，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失效是由于其存在以下三方面理论缺陷。
首先，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缺乏结构概念。由于没有结构概念，理想地认为资本品都是同质的，才会得出加大资本品投入便等于产出增加的结论。特别是在凯恩斯流派的观点看来，虽然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但在经济由于某些原因导致投资需求不足时，政府增加投资可以稳定经济增长。此外，正是因为资本品同质的假设，我们才会不用担心某一行业的投资过剩，因为这个行业的资本品会自动转换成其他行业的资本品。因此，凯恩斯流派理论不能解释产能过剩的出现。
其次，西方经济学过度依赖均衡概念，价格不能扮演信号的作用。两大流派认为分析经济问题的起点要永远固定在某一个均衡状态，但这个均衡状态是想象出来的，即经济在理想状况下达到的“潜在产出水平”，而经济波动则是“外部冲击”引发的，使得经济偏离均衡。至于降低经济波动的影响，古典主义流派认为经济会自动恢复到均衡，而凯恩斯流派则认为需要政府的干预经济才能恢复均衡。需要指出，经济理论关注均衡的概念没有错，但理论分析的基础不能以均衡为假设起点，因为市场经济中的参与者并不是被动或主动的追求均衡状态。恰恰相反，每个人追求的是非均衡状态下的套利机会。在两大流派中，均衡状态的定义在数学上是清楚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是模糊的。现实经济从未达到也不可能达到所谓的均衡状态，因为参与者特别是企业家会努力创造非均衡的机会。
第三，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看，经济波动来自于外生给定的波动，而不是人的行为。古典主义流派中的波动是技术冲击，但其并没有说明技术冲击来自于何处。凯恩斯流派中的波动更是千奇百怪，比如，动物精神导致的需求冲击、偏好冲击，以及一些政策冲击。这些冲击都属于“想象”的范畴，其忽略了造成经济波动的一定是人的行动。经济参与者（个人以及企业家）一直在扮演着发现非均衡并追求套利机会，或者创造非均衡机会的角色。政策制定者也在扮演着引导预期和干预投资、消费的角色。这些经济参与者的主动行为是导致经济出现景气和萧条循环的原因。
>>（一）“东方经济学”对增长的理解：效率的追求
“东方经济学”认同投入产出的生产公式?，但我们对于技术A、资本品K、劳动L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产函数F与要素之间关系的解释不同于两大流派。虽然两大流派的有些分析和见解符合经济现实，但就像前文所述，我们认为这个公式还有更多的内涵被忽略。因此，我们在讨论经济增长内涵之前，将生产函数修改为：
其中， Fi 是企业i的生产组织方式，Ai（ki，Li）表示这个企业的技术水平，该水平受到投入研发的资本品和劳动力的影响，ki 是该企业的资本品投入，Li 是该企业的劳动力投入。最终经济总产出 Y 是所有 n 个企业产出的加总。“东方经济学”挖掘这些内涵，并指出效率提高的增长方式是可持续的，但追求效率提高的方式不会只包含提高技术水平和优化组织方式这两种。
第一个内涵是资本品和人力这两种要素投入都具有结构差异和异质性。ki和kj不同，Li 和 Lj 不同。比如生产面包的机器不能用于生产汽车，而医生也不会很容易地变成工程师。由于这种结构性差异，要素投入在生产过程中的垂直分工也能提高效率。相反，一味地增加某一种要素投入将使得其边际收益更快下降，甚至出现产能过剩。
第二个内涵是资本品、人力等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是对内生增长理论做出的贡献。技术进步来自于研发，而研发的核心来自于人的行为。因此，技术水平 Ai（ki，Li）是资本品和劳动力投入的函数。不过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被简化为企业研发投入。事实上，企业家创新以提高生产效率包含更复杂的内容。经济学家熊彼得也曾指出，企业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其创新的动力。“东方经济学”同样认为人的目标是超额利润而非平均利润，但同时我们发现新技术的研发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研发具有很高的机会成本，这会打击企业研发的动力。例如，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如互联网、新能源等技术往往来自于军方和政府，企业家的作用是大规模商业化应用这些技术。为了提高技术水平，我们需要相关的制度设计激励企业对技术进步的追求，或者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得企业能够进一步开发这些技术的应用。
第三个内涵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仅只包含技术进步和生产组织方式优化两种，更重要的是第三种途径，即资源自由流动，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但需要强调，这种资本品流动会造成资本品损耗。Fi 和 Fj 不同，不同企业，即便属于同一个行业，其生产效率也或有不同。资源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转移便能提高总产出，而经济总产出是由无数个企业的生产函数加总得来的。“东方经济学”假设不同行业的企业使用的是不同的资本品投入和人力投入，而同一个行业的企业使用的是相似的资本品投入和人力投入。如果资源能够自由流动，那么同一个行业里低效率的生产企业将逐渐被高效率的企业取代。而跨行业转移虽然会造成资本品损耗，但如果行业之间效率差异过大，资源的跨行业转移还是有利可图。
这里我们要着重分析一下资金这种特殊的资源，几乎可以无成本地在行业间转移，将最先发现效率最高的行业并转移过去，并刺激这个行业的投资和资本的制造，同时吸引人力资源。事实上，资金向高效率实体经济行业转移是全球经济自上世纪以来取得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当然，资金也可能流入金融部门，以不断的资金进入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上涨成为盈利方式。资金的这种“赚资金的钱”，没有促进资源在实体部门之间高效率的转移，反而导致了挤占实体经济资源。这便是我们将要分析的金融挤出现象。
>>（二）“东方经济学”对于金融的理解
经济学家麦金农教授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金融压抑”观点：金融市场越发达，实体经济收益越多，发展也能越快；反之，落后的金融市场将压抑实体经济的增长。事实上，“东方经济学”认为资源，特别是资金在不同效率的实体部门之间转移是提高整体经济生产效率的主要动力之一。而金融部门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如果能够使资金更高效的实现这种转移，则麦金农教授的观点仍然正确。不过这个假设前提现在已经不再成立，“金融压抑”的观点遭到的是“金融挤出”现象的挑战。
当前全球的金融市场已经发达到形成排他性闭环，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率远远高于实体经济投资的收益率，以至于不仅金融机构不愿意借钱给实体经济，而且本来在实体经济里的资金还流向了金融市场。金融部门过度发达，由原本应该是辅助实体经济的角色变成了挤占实体经济资源的角色。这就是“东方经济学”指出的“金融挤出”。
我们认为主要由于两因素激发了“金融挤出”现象。第一个因素是人对暴利的追求，而金融行业恰好是这样一个以处理“信息不对称”为核心业务和价值的行业，因此最容易获得超额利润。同时，获取超额利润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前提是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第二个前提是垄断竞争。如果竞争足够激烈和充分，超额利润将被“瓜分”。金融行业首先符合第一个条件，而第二个条件则伴随着金融部门的资本集中和行业整合，大型金融机构越来越多，逐渐形成寡头垄断的格局。特别是在金融机构博弈虚拟标的时，信息优势是博弈成功的一个因素，资金实力是另一个因素。因此，小金融机构逐渐被兼并，而寡头金融机构逐渐出现。正是由于金融行业的这种行业属性和暴利机会，大量的资源和资金主动流入金融行业，而这样的资源转移成本是远远小于实体经济各部门资本品转移的成本的。
第二个因素是危机后全球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金融资产价格暴涨，这又增加了金融机构获取暴利的机会。我们注意到就连实体经济差的日本、欧洲各国，股市也已经远远超过危机前的水平。金融资产价格已经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基本面，金融资产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逐渐形成了“磁吸效应”，将大量的资源收走，反而压抑了实体经济的正常融资和发展。而由于资本市场的发达以及资本套利的吸引，实体企业目标也由利润最大化变为“市值最大化”。实体经济投资逐渐趋于短视和追求爆发性增长。更有许多实体投资其实就是变相的资本运作。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过去支持实体经济真实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元素被金融“神话”，或者说金融行业利用创新作为包装，其目的只是追求市值增长和暴利，而并非创新本身对实体经济的价值。
“金融挤出”现象越来越明显也激化了三大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对资源争夺的矛盾。正如前文所述，许多仍然致力于实体经济的企业家被“金融挤出”所束缚，融资困难。为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家不得不“适应”当前金融市场的规则，最终走上金融的道路。其结果是实体经济越来越差，金融资产价格由于资源不断的转入变得越来越高，这将进一步导致资源从实体部门流向金融部门，从而形成了第一个恶性循环。第二个矛盾是央行和金融市场的矛盾。金融市场已经足够强大，以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只能被动适应金融市场的需求。之前释放的大量流动性没有挽救实体经济，反而培养了金融这样一只“猛虎”。央行害怕给金融市场断粮，因为金融系统一旦崩溃，对实体经济会造成更大的打击。因此，央行被迫长期执行低利率和宽松政策，金融部门因此而变得越发“强大”，这便是第二个恶性循环。第三个矛盾便是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金融市场创造了无数“市值”神话，许多人一夜暴富。然而，也有许多人成为金融的奴隶，因为错误的投资而损失殆尽。金融如果脱离实体经济，本身无法创造任何价值，这意味着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资产炒作只能是零和博弈，有人赚便有人赔。此外，金融从业者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非金融从业者，这也加剧了整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流入金融行业，对实体经济进一步造成了损失。所以，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挤出”在激化经济矛盾，也在恶化“经济周期”现象，不断扩大“周期”的频度，放大“周期”的强度。
>>（三）“东方经济学”经济对周期与产能过剩理解
如果仔细研究两大流派对经济周期的讨论，可以发现其核心在于围绕“潜在总产出水平”的分析和解释。高于潜在产出为景气，低于潜在产出为萧条。因此，如何定义什么是“潜在总产出水平”是关键，这也正是两大流派对“均衡”概念的依赖。
事实上，“东方经济学”发现并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以及经济分工的不断深入，经济均衡是一种动态而非常态，也就是说在现实中均衡是不存在的。这里面不光是潜在产出水平的动态变化，更主要的是经济结构的动态变化。两大流派的分析恰恰忽略了经济结构问题，只考虑经济潜在水平，认为经济会围绕这个变动的潜在水平波动。“东方经济学”更加关注的是经济结构的动态变化、要素投入的内在联系、资源在不同经济部门的流动等因素导致的“经济绝对波动”的分析框架。
因此，我们首先要讨论经济是否存在一个类似“均衡”概念一样的“最优经济结构”。我们认为，“最优经济结构”是存在的，但只是静态的存在。在某一个时点上，存在最优的经济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资源根据逐利性和效率最大化完全自由流动。动态来看，经济结构会不断深化和改变，而这种深化和改变与人类经济发展、企业家创造以及消费需求层次提高相关。
所以，“东方经济学”对经济波动的看法是，在相对静态的层面上，由于参与者特别是企业家对套利的追求，资源的跨部门流动导致产出的波动。资源跨部门转移存在成本，不同的资源转移成本不一样。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经济波动存在粘性，资源无法一次转移出清，从相对无效率的结构很快达到“最优经济结构”。例如公共部门的投资往往存在结构扭曲，使得资源没有根据逐利性自由转移，进而恶化资本出清情况，引起产能过剩的现象，导致经济结构偏离最优结构。
在相对动态的层面上，企业家创新和人类需求层次的提高将使得经济结构不断深化，更多效率更高的新部门被创造出来。最优经济结构本身也是动态的存在，因此经济在长期来看将一直处于波动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无需追求最优经济结构，因为没有理论能够给出预测，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波动即为最优经济结构。在现实中，公共部门可以制定“产业政策”，引导经济结构的变化方向，但这个方向未必是最优经济结构变化的方向。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公共部门能预知下一阶段最优的经济结构是什么，我们同样也没有理由相信市场选择的下一阶段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和理性的，因为不论是市场参与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是人。因此，在“东方经济学”看来次优选择是尽量减少交易成本，让资源更加自由的流动，一旦出现错误，资源能够相对更快地撤出。
而通过对经济历史的研究，我们总能发现一些经济结构对长期增长是不利的，公共部门应制定相关负面清单，限制这样的经济结构再次出现。所以，公共部门要做的不是引导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是预防经济结构向不好的方向发展。
>>（四）“东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经验
“东方经济学”理论的思考动因来源于中国经济成就和矛盾。回顾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当前经济存在的矛盾，促使我们从理论上再认识中国经济。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成就需要分为两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前15年，农村劳动力被释放，中国严重的稀缺经济经历了快速的资源再分配，城市获得快速发展；新的市场经济制度激励了企业的创新和活力，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劳动力的积极性以及其他要素使用的效率；新技术引入国内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效率驱动型。根据我们的估计，生产效率的提高贡献了超过60%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正是“东方经济学”指出的三种可持续增长方式：技术进步，生产组织方式优化，以及资源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发展模式变成了“凯恩斯模式”。这一阶段的增长是投资驱动型。资源的跨部门转移因为多种原因，特别是经济政策的原因，逐渐减缓甚至被制止；生产组织方式因为改革的停顿而没有被进一步优化，生产效率无法进一步提高。为了维持增长速度，只剩下增加投资这一种路径可走。于是，尽管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这主要是受益于初始状态下中国资本稀缺以及刚开始资本的收益较高。随着投资的进一步增加，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已经体现出来，到目前资金已经不再愿意进一步投资实体经济，因为投资的收益已经接近甚至小于投资的成本。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同时形成了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
中国经济矛盾的积累集中体现在生产效率的下滑。民间投资快速减少，政府投资却往往集中于已经过剩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生产的效率大幅度下滑，而长期依赖投资驱动还形成了过度的债务累积。因此，即便企业仍然愿意继续扩大投资，也发现融资困难。相反，中国的金融市场也正在逐渐形成“金融挤出”现象，资金流向金融部门，金融资产价格轮番上涨。“东方经济学”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以及目前遇到的困难。根据“东方经济学”的理论，我们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
根据“东方经济学”理论，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而提高生产效率有三个要素：提高技术水平，优化组织方式，以及经济结构的自发优化。这三个要素虽然都是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但在实际操作中的政策含义不同。
首先是技术问题。“东方经济学”理论讨论的技术进步依赖于研发，但又不得不考虑研发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回顾人类发展，开发新技术未必能够取得成功，其次新技术的商业价值在事前难以预判。同时，技术的进步需要以人的“进步”为基础，只有适应于研发的人的出现，研发才有基础。因此，研发往往是一件成本大于收益的投资，不但是资本品投资，也是人的投资。我们注意到，人类历史上有突破性意义并且被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技术进步可谓“可遇不可求”。没有人能够事前准确判断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并研发相关技术。相反，技术进步往往先以一种未知价值的方式出现，随后在企业家的商业应用中才被逐渐开发出价值。当前最火热的互联网技术其实是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研究的成果，军方公开代码以后，直到最近10年左右才被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因此，将经济可持续增长完全寄托于技术进步是一种相对“不经济”的选择。
公共部门需要加大对研发基础“人”的投资和基础技术的投资，在现实中就是教育和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为技术进步提供基础资源。相应的，公共部门需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定相关激励机制鼓励企业研发技术，而企业的首要角色是应用技术进步，缩短技术与效益之间的转化链条。
其次是优化生产组织方式。组织方式优化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第二个源泉。在“东方经济学”看来，优化组织方式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企业家的生产模式创新，例如流水线生产便是优化组织方式的一个创新案例；另一方面是依赖公共部门分配和组织模式的优化，以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例如农村土地改革极大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优化生产组织方式，可以在不需要增加投入的情况下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当前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交易方式，也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的效率。
最后，优化经济结构是第三条可持续增长的路径。正如前文所述，“最优经济结构”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是效率最大化的一种经济结构。动态来看，新结构的产生将突破原来的效率瓶颈，形成新的“最优经济结构”。我们无法预判或者定义未来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是更优的，因此我们无法事先设定一个“最优经济结构”作为目标。但是，让资源跨部门流动的交易成本下降，让资源更自由地在经济结构中转移，将是经济结构不断趋于效率更高的最好办法。同时，经济结构自身的变动也必然会导致某些产业或企业被淘汰，以至于出现资源的“浪费”和损失。经济这种自身的“试错”不可避免，但让资源自由选择流向带来的“试错”成本一定小于事前定义一个“最优结构”并让所有资源都向这个最优结构流动带来的“试错”成本。因此，从“东方经济学”理论思考，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含义是，公共部门减少对资源流动的干预，最理想的状况是公共部门对实体经济投资制定负面清单，放开行政垄断。
同时，必须强调的是金融行业依旧需要“特殊”对待。资金在实体经济部门自由流动有利于总体生产效率的提高，因为资金会自动流向效率或者利润率更高的行业。金融行业如果是辅助实体经济资源转移的部门，那么金融是创造价值的。然而，现实情况是金融行业已经发展到不需要实体部门便能自动创造“利润”，虽然这个“利润”来自于对金融资产价格零和博弈中失败一方的损失，但它足够吸引资金参与，最后演变成资金一旦流入金融系统便不再流回实体部门。因此，让金融脱虚就实，防止“金融挤出”现象是经济恢复上述三个可持续增长的前提。
>>（二）如何抑制“金融挤出”
如何才能脱离“金融挤出”，重回经济增长和人类财富健康增长的轨道？我们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全面改革全球金融市场秩序，打破金融寡头利益链条，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由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监管总是落后创新。因此，为了彻底杜绝金融部门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挤出实体部门，监管机构需要给金融部门制定正面清单。除了清单上的可以做，其他都不能做。相反，针对实体经济，我们需要负面清单，除了清单上的不能做，其他都可以做。这样保证资源在实体经济部门高效率的转移。
第二，全球货币政策重新回归严格的规则制度。尽管现在改变货币政策的成本已经非常之大，但拖只能使这个成本更大。货币政策不能相机抉择，必须有规则。这样的货币政策才能减少投机，才能使“货币”有锚，有信用。
第三，重塑市场对财富的认识，培养企业家精神而非投机精神。企业家无疑是实体经济最重要的资产，如果这个资产变了质，实体经济将无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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