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13年1月13日,北京发布了中国气象史上首个霾橙色预警。随后,雾霾逐渐蔓延,在全国长时间、大范围、高频次出现。“霾”这个此前对很多人来说很陌生、甚至不认识的词汇逐渐进入公众视线,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舆论反弹,十面“霾”伏敲响中国环境治理的警钟。作为最早在央视介绍雾霾成因、特别是将区域重化工业产品产能分布与雾霾区域分布关联分析的学者之一,太和智库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林永生博士新近出版《中国环境污染的经济追因与综合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一书,从经济角度全面剖析中国环境污染的成因与治理举措。一直以来,太和智库都致力于关注和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2017年伊始,林永生博士根据最新世情、国情,在智库微信公众号平台开设“环保中国”专栏,深入探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旨在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消除各方对污染治理的忧虑,凝聚绿色发展共识。
回顾2016年,“黑天鹅事件”频频上演,从英国公投脱欧,到特朗普入主白宫,一股逆全球化和经济保护主义的浪潮席卷世界。原本就已产能过剩、“脱实向虚”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与更多的不确定性。为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中国政府开出了良方: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此背景下,尤需警惕一种危险、错误且颇有拥趸的观点——即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无法同时兼顾,当前中国仍需经济为先,污染治理不用太着急,“先污染、后治理”乃是必由之路,英美早期雾霾治理也曾耗时数十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刻认识习总书记高屋建瓴的论断,有利于消除各界对绿色发展的顾虑,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1、优越环境利于维护公众健康,改善劳动力质量
维护公众健康、改善劳动力质量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而优越的环境质量显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助推剂。“环境”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水、土,特别是空气的污染程度通常是人们用来判定一个国家或区域环境质量的重要标准。环境污染不仅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危及公众健康,降低社会劳动力质量。
为深入剖析空气中烟雾的成因及其危害,呼吁政府重视治理空气污染,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哈佛大学几位教授在6个城市中选择了1200~1500人,把现代实验室技术和工具带到人们家中,对他们的健康和生存状况以及6个城市空气样本和污染物的浓度进行了14~16年的观测,即著名的“哈佛六城市研究”。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和死亡率之间呈正相关,肺癌、肺部疾病、心脏病的死亡人数在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比最干净的城市要高出26%。2012年12月,《流行病学杂志》(Epidemiology)网站发表了美国的一项全国性研究成果,结果显示,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跟空气污染持续减少有关。来自全美545个监测区域的数据表明,在过去8年里,每立方米内的颗粒污染物平均减少了1.56微克,同时,人均预期寿命平均增加了0.84年。当然,除了清洁的空气外,许多其他因素对延长寿命亦有所贡献。在排除了吸烟率、收入及其他健康和经济因素后,研究者判断,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约18%可归功于空气污染的减少。
当前,空气污染已被排在中国人十大致死因素的第4位。国内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全国4896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水质为较差级的占45.4%,极差级占16.1%,二者合计劣质地下水源超过六成。近三分之一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的窘境。即便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国内发达的一线城市中,环境质量虽然有所改善,但形势却不容乐观,因雾霾而染上肺病或咳嗽加剧的患者数量明显增多。
2、优越环境利于培育优质产品,发展绿色产业
时代在变,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对于环境质量、食品与饮用水安全等问题越来越敏感,每次重度雾霾预警往往都伴随强烈的舆论反弹,在各类新媒体上刷屏。此外,近年来国内还多次出现较大规模的环境维权群体性事件,迫使当地政府最终放弃了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工程项目建设,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国内民众的环保意识已经开始觉醒。
民众对环境质量越来越敏感,就意味着他们会在日常消费中更加关注产品原产地或其生产环境,购买那些在环境质量较好的国家和地区生产的产品,如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奶粉、阿根廷的牛肉、加拿大的枫糖、云南的茶叶、东北的大米;或者“投票”给节能环保产业中的近似替代品,从而推动环境质量较好的地区经济增长,驱逐环境质量较差地区的非节能环保产业和产品。殊途同归,最终结果就是好的环境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
3、优越环境易于聚集人才、资金和技术
随着中国居民财产和收入的迅速增加,人们对于优越环境以及环境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比如蓝天、白云、青草地、清新的空气以及雨露花香。在经济学理论中,依据收入需求弹性,可将产品分为正常商品(Normal Goods)和低等商品(Inferior Goods)。正常商品又可进一步分为必需品(Necessity)和奢侈品(Luxury Goods)。环境产品和服务,尽管在国内尚无成熟的交易市场,但仅就产品本身而言,它是一种奢侈品,其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这就意味着人们对其需求的增幅远大于收入增幅。2016年下半年以来,为了躲避雾霾,一些大城市里经济条件较好、注重生存质量的居民纷纷逃离“重灾区”,到环境优质城市度假甚至长期定居。
因此,一个区域若具备良好的生态和生活环境,就会更利于集聚人才、资金和技术,为地区发展带来更大的竞争力。据胡润2011年对中国18个城市的千万富豪调查,有14%富豪目前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申请中,还有46%富豪正在考虑移民——弥漫在城市上空的烟雾和环境污染是促使他(她)们逃离的重要因素。无论是逃离中国,还是逃离北上广,如果这种部分精英逃离的现象演变成趋势,势必会造成逃离地的人才、技术和资金外流,严重损伤该地经济发展。过去,区域竞争力在于教育科技发展水平或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丰裕程度;而当前和未来,人才和大批绿色企业会向环境优质的区域集中,地区竞争力的大小则更多依赖于该地生态环境的优劣。昔日,浓烟滚滚说明城市工业兴盛,如今,烟雾不再象征繁荣,而是代表着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意味着污染,意味着衰败。
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政府和新一届领导人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比如: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经济新常态,要以“两学一做”、试点监察体制改革等方式继续推进反腐工作,要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为主要特征的两型社会建设促进绿色发展等等。其中,尤以反腐和污染治理为最。环境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和形式上,更不能等待突发事件来倒逼我们采取临时性、运动式的紧急措施,要把防治环境污染上升到战略规划的高度,主动自觉地推进,从“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加强环境保护之所以刻不容缓,除了环境决定经济的时代背景之外,还有两方面原因:
1.环境保护是中国积极参与应对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而做出的重要贡献
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是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世界性课题,已经引起各国高度重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并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作为履行《气候公约》的一项重要义务,中国政府特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此后每年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介绍中国在相关领域所做的工作及其进展。2014年11月12日,中美双方在北京签署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国提出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整体下降26%-28%,意味着其排放相对于1990年要下降14%-16%,其2020年后的降速相比之前的京都目标和早前宣布的2020年目标都提升了一倍。而中方则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左右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由于两国排放总和超过全球40%,这种创世纪的共识,具有深远意义。这意味着,中国将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保护全球气候继续做出贡献。
2.以能源革命促环境保护是中国破解自身资源与环境瓶颈、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必然选择
积极推进污染治理,加强环境保护,并非仅仅源自国际社会压力,更是实现国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人们仍然很难准确界定可持续发展,但大致有个基本共识,即可持续发展至少要求当代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下一代人利益为代价。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耗费了大量的能源资源,不可再生能源的对外依存度迅速攀升。根据我们近期完成的一项研究成果,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9.5%、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达到31.3% ,BP2014统计年鉴显示,中国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主要化石能源的储采比是31年、11.9年、28年,对应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113年、53.3年、55.1年。基于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自身特点,煤炭仍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统治地位。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消耗会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污染物,近年来国内大面积频发的雾霾天气已被证实与燃煤直接相关。此外,粗放增长模式下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密集型产业(钢铁、水泥、化工、制药、造纸、玻璃等)高速发展,但在创造工业增加值、GDP和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雾霾锁国、垃圾围城、地表和地下水污染,这不仅危害居民身心健康,恶化本地生产投资、商业经营和居民生活环境,也造成各种环境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欲破解这种资源与环境瓶颈,中国就必须开展一场能源革命:一方面要对传统能源进行绿化改造,提升开发与利用效率,特别是煤炭清洁利用和推广以天然气为代表的气化能源;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强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是增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必然选择。
实践证明,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果举世瞩目。但是,经济发展不应以环境恶化为代价,如果人们在还未完全享受到辛苦换来的成果之前,就已经陷入衰老和疾病,此情此景该是多么令人悲叹。在“环境决定经济”的新时代,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应该放弃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思维,把环境保护置于更优先的地位,切实改善国家与地区的环境质量。这样做,不仅不会损伤经济增长潜力,反而能够从改善劳动力质量、扩大相关产品和产业的市场需求、集聚资金技术和人才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既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应对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所应做出的贡献,更是破解国内资源与环境瓶颈,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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