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流执政制度下，政策的延续性始终是个问题。奥巴马变革豪言犹在，无奈华发早生，人未走，茶已凉。民主党竞选人桑德斯和共和党竞选人特朗普都声称反对奥巴马政府努力推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连一度支持TPP的希拉里也突然开始转变风向，在竞选中公开表示不论当选前还是当选后她都会反对TPP。阻挠大陆服贸协议、520刚刚公开寄望TPP振兴台湾经济的蔡英文，不知是否也感觉到与美国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的无奈。可以预见的是，不论TPP最终命运如何，在低迷的经济形势下，美国未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可能性都在上升。请看央视北美分台记者曹卿云从前方发来的解读。
正如彼得.诺兰在《中国能不能购买全世界？》一书中所述，“如今全球的商业系统已经是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赢局面。”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奠定了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对于美国而言，二战后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不言而喻的双赢：一方面，自由贸易保证了美国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保证高附加值的产业留在美国境内；另一方面，自由贸易也使新兴经济体从中受益，参与全球价值链。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一些就业岗位会丢失，但另一些就业岗位会被创造。对于美国来说，来自于高附加值、研发密集型经济部门的净效益是明显的。而TPP不同于传统贸易协定的地方在于，过去的贸易协定是为了降低关税，而TPP更关注的是监管标准与规范、知识产权、数据隐私和投资保护。舆论普遍认为，如果TPP达成，它将巩固美国的经济地位，促进美国境内的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会为美国消费者、企业和工人带来诸多重要利益，并为所有其他国家设定监管规则。
虽然好处明显，但面对经济衰退和就业压力，美国总统竞选人纷纷表态要重新考量TPP，零和博弈、简单变量以及对抗这样过时的概念在美国重新抬头。
尽管美国大选的竞选人特朗普和桑德斯拥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经济主张：他们都认为来自海外的竞争正在令美国经济及就业市场受到削弱，他们都主张美国应当提高关税保护本土的制造业就业市场，以减少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言论莫过于特朗普声称上台后要推动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45%的高额关税，并且还声称要针对美国的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离岸外包的行为征收35%的税。桑德斯尽管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关税征收比例，但同样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帜的他主张废除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于1991年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真的是由于中国造成的吗？美国的制造业真如特朗普所说丧失竞争优势了吗？美国公司去海外开设工厂（OFFSHORING）真的在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吗？美国从二十世纪中叶便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自由贸易模式真的现在开始转而损害美国的利益了吗？
美国著名国际贸易律师SCOTT LINCICOME指出，从2000年-2010年，美国制造业岗位数量的确逐年下降。然而，岗位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技术创新，自动化生产导致生产效率的提升。例如一个生产组件10年前需要3个工人1天完成，而如今在自动化生产的条件下也许只需1个工人半天便可完成。况且，制造业岗位数量减少并不是近些年的新鲜事物，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美国制造业对就业岗位的贡献便一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样的趋势不仅仅出现在美国，从1973年起，发达国家经济体中哪怕是一直享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德国和荷兰，其制造业就业岗位都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主要原因也仍然是科技创新带来的劳动效率的提升。特朗普所说的美国正在经历“去工业化”的依据之一是美国的制造业产出占美国GDP的比例越来越小（从1953年的历史峰值28.1%跌落到现在的12.1%），但这并不能代表美国制造业的衰退。
在全球制造业结构调整后，美国的制造业看似萎缩，但事实上正处于历史最好的高速发展时期，并且依旧是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美国制造业依然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制造业都吸引了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2014年美国制造业吸引的外国投资达到1万亿美元，而排名第二的中国制造业吸收外资数额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美国人口所占世界人口不到5%，制造业却占全球1/4，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言而喻。美国智库CATO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丹尼尔.伊肯森称，中国工厂里每生产出1美元的产品，美国工厂就生产出2.5美元的产品。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工厂生产的是含更高附加值的产品。美国的制造业衰落其实只是一种假象和媒体误读，事实上它依然保持优异的竞争力。
更何况美国公司仍然占据着全球供应链的价值高地。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近年来，跨国公司通过服务外包等渠道在全球进行资源优化配置，这些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已经占据全球贸易的80%。跨国公司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一个最终产品可能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并实现价值增值。在最终产品完成之前，“中间产品”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多次跨境流动。目前的全球贸易中，有超过50%的商品都属于中间产品。在美国的进口贸易中，有超过60%的进口商品都是中间产品。而这些到达美国的中间产品，最终将很有可能再加工后又重新销售至海外。如果真像特朗普所说，对来自于中国的中间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或者全部改用美国本土生产的组件，那我们来看看苹果手机的例子。中间产品的价格升高意味着苹果手机的最终销售价格不论对美国本土还是海外的消费者来说都会上涨，苹果手机的全球竞争力将被削减，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和美国本土的市场份额将会被三星和华为这样的竞争对手迅速填补，最终苹果公司的出口和就业都将受到损害。同理，对美国的跨国公司去海外设厂的行为进行征税，最终也将破坏这些公司的供应链体系，削弱这些公司的全球竞争力。与传统认知相反的是，海外外包使得美国的跨国公司保持最优化的生产效率，对美国经济长期产生正向影响。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统计，美国海外外包就业人口每增加10%，将导致美国本土就业增加4%，出口和资本支出增加4%，美国本土研发开支增加5%。
其次，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商品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美国大部分的高附加值产品来自于服务业。OECD的研究表明，在世界各国的出口中，美国本土服务业的附加值占出口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因此，国际贸易保持开放有助于美国在高端服务业保持比较优势。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自1970年以来并没有出现过贸易逆差：2014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225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工程、法律、咨询、研发、管理、信息科技、设计和营销等等。一部苹果手机利润最高的地方也正来源于此，而这部分的利润完全由美国的公司所获取。尽管美国的制造业岗位数量下降超过了20%，然而服务相关的就业数量也增加了超过20%。
在美国这个服务业消费比商品消费多一倍的国家，90%的劳动力都在制造业以外的行业就业，过分夸大制造业的影响将引导错误的舆论。也许，美国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更加关注如何帮助从制造业下岗的蓝领人口，对他们进行再就业的技能培训，使得他们能够转移到其他就业正在增长的领域。而不是向最具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征收更重的赋税。
也许正如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遵循特朗普的政策，美国将再也无法胜任世界的领导工作。”从世界警察到埋怨世界，美国这艘航母如果全速掉头，重新洗牌的世界格局也许将是中国的又一次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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