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应确立真“国学”

当前，有以下几个问题应当尽早理清楚、说明白：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确立自己的“国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组织讨论过、确定过、出台过有关“国学”的说法或规定。那么，假设将来适当时候需要明确“国学”这个概念时，这个“国学”的定义就应当是指国家象征之学，是国家民族核心价值观诞生同时包括建立相应的文化价值评价体系之学。其外延应是国家民族精神凝聚寄托之学；内涵应是国家民族思维、行为指导之学。考虑到这一概念的宽阔外延和丰厚内涵，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文化象征意义和思想文化实际指导意义，似应在经过广泛深入探讨、协商基础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照国旗、国徽、国歌在宪法中的规定那样，正式地将“国学”概念加以明确，并可考虑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如今社会上热炒的所谓“国学”热是怎么来的？其实现在大家在说的“国学”,简单的说,是“西学”的简单对应说法。鸦片战争后“西学”入侵,一帮文人为了说明所谓“中体西用”,硬是生借了“国学”二字。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国学”就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以及“学馆”、“书院”等总的名称的一个名词称谓，不具有政治文化的内涵。到了清代的训诂考据（也称“小学”，就是当时文化人被强行群体性“阉割”，不准、不敢、不想思考，只得在故纸堆里寻生活，不得已做的把玩古汉语言文字、“钻牛角尖”的事，一时竟成气候，也被称作“乾嘉学派”[注2]）之类,也仅仅是名词借用，并无创新理论。民国章太炎[注3]、刘师培[注4]、黄侃[注5]这些“国学大师”参加过清朝的科举考试，对古文字、古汉语都颇有研究，你给他一个汉字他就能告诉你这字的出处来历，怎么解释怎么发音，貌似很高深的学问。鲁迅早就批评国粹派(国学里的保守派),只知道打国学旗号印古书骗钱。没听说英国有英学大师,美国有美学大师,法国有法学大师，有的只是无国界的思想大师。几位人们比较熟悉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注6]、陈寅恪、梁启超[注7]、赵元任[注8],全都是留学、游学“东洋”“西洋”之后才在自己学术上有建树，他们也都于同时期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聘于“清华园”，为当时的赴美留学预科学生讲授中国传统文化，这也是俗称的所谓“清华园国学四大导师”的由来。还有现在被一些人“公认”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注9]先生的专长其实是吐火罗文和梵文,百分百师承德国哥廷根大学[注10]的老师,难道说德国是中国国学的大本营?认真地说起来，所谓“国学”内部也是一塌糊涂,基本上一个大师一个定义,内容更是五花八门。经学?史学?哲学?可能都有点,也可能都不可以偏概全。今天的许多所谓“国学大师”其实大都被学界指为赝品。某些大学擅自成立的所谓“国学院”亦是名虚实无。一些所谓学科（学术）带头人之所以热衷“国学”并极力炒热，无非是打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号，搞点“噱头”，谋个“位子”，弄顶“帽子”，捞点“票子”而已。至于“国学”是什么？为什么应在适当时候研究并确立“国学”？怎样正确地调查研究、讨论协商、依法确立“国学”？那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更不是他们所能回答的。

三、要警惕封建意识在“国学热”下借尸还魂。如前所述，今天大部分人鼓吹的所谓“国学”、“国学热”就不幸沦为伪命题，真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又所谓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西方纵欲、东方禁欲，西方重争斗、东方重和谐，等等，只要正视历史事实，理清楚弄明白“西方”是什么？为什么？“东方”是什么？为什么？就会明白无误地看清楚这样的说法是多么的从根本上站不住脚（这个重大问题本人将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一文中详述）。更何况中国古圣先贤在其著作里提倡的，不等于实践中能够做到。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好说、好听、好记、好传、好扮演却不好做或真做不好的特质，于是必然结果是说得总比做得好，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甚至“言行悖反”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常态。连孔夫子向往他心目中的理想的“三代”[注11]，也回不去，又遑论今天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所以唯一的出路是真正地向着已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的平等、自由、民主、公正、法治，再加上科学的现代文明努力。当前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洪流下，封建糟粕沉渣泛起。在宣扬“妇德”、“孝道”的名义下，竟然“三从四德”、“二十四孝”以及奢靡的殡葬和豪华坟墓都在借尸还魂，而且和当下的官商腐败结合起来，把百年前早已摈弃的恶俗陋习以及文化糟粕又捡回来，这极可能导致中华文化真正的灾难。
 

四、如果有必要讨论确立“国学”这一概念，建议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责成有关部门及机构尽快主动调研，以中国历史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正确理论为指导，以确保“国学”调研和确立的过程从一开始就能顺着正确的方向、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切实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正确理论观点方法为指导，依据人类社会发展大势，顺应潮流，提出我国长远发展、金瓯永固的基本原理并合乎中国国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学”草案供广泛讨论协商。讨论协商的过程既是扩大共识、统一思想的过程；也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年轻一代构筑人生理想、提供学术滋养、树立民族自尊心、培育民族精神的过程；更是会通中西文明、体现开放精神、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振兴中华文化、推进世界文明多元健康发展的过程。

以上释义，一管之见，却言自诚意。事实胜于雄辩，人类社会真正的历史（即“信史”）是不可能“被虚无”的！

注释:（注释也很精彩，很多知识点，值得细细阅读~~)

[注1]：就国内而言，清末民初以来，学界对“国学”的释义争议很大，大致有以下几种：（1）“国学”即“中学”。这一释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关。（2）“国学”即“国粹”。把“国学”与“国粹”等同，要么名不副实，要么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外，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释义也行不通。（3）“国学”即“国故”。这一释义，是针对“国粹”一说太笼统，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的。这种提法曾经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所认可。“五四运动”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们，几乎都使用过“国故”一词。（4）“国学”即中国固有之学，系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亦即“中国学”。这一释义，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既然“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而中国是个有诸多个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把“一国固有之学”理解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学”，似更妥帖。“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释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笔者注

[注2]：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逐渐发展成熟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学术流派。此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清代乾嘉学派是清朝统治阶层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危险，故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 ——笔者注

[注3]：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浙江余杭人，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小学大师，朴学大师，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历史、哲学、政治、佛学、医学等等。 ——笔者注

[注4]：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庵），汉族，江苏仪征人。刘师培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他研究《周礼》所著的《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笔者注

[注5]：黄侃（1886—1935）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任教授。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笔者注

[注6]：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 ——笔者注

[注7]：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最著名的是长子梁思成（1901－1972），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梁思成之妻为林徽因。 ——笔者注

[注8]：赵元任(1892—1982)，汉族，字宣仲，又字宜重，原籍江苏武进。清朝著名诗人赵翼（瓯北）后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于天津。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先后任教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中国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美国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加州大学“教授研究讲师”，北京大学荣誉教授。 ——笔者注

[注9]：季羡林(1911—2009)：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35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1937年，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1941年，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笔者注

[注10]：乔治-奥古斯都-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yof Göttingen），简称哥廷根大学，位于德国西北部下萨克森州南端的大学城哥廷根市，因英王乔治二世创建而得名。始建于1734年，于1737年向公众开放。哥廷根拥有十分辉煌的历史，名人辈出，蜚声世界。 ——笔者注

[注11]：三代，是对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合称。“三代”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论语·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该词一直到战国时期，都是指夏、商、西周。秦朝之后，“三代”的含义开始包括东周，并一直沿用下来。 ——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