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没有绝对正确。中国公共制度设计的起点是“内圣外王”，是胸怀家国天下的精英不辞劳苦的集体引导和治理，而美国公共制度设计的起点是基于契约精神的私权让渡，是“怀疑”和“限制”。不同的出发点和文化根基必然导致不同的治理模式。但正如武侠所言，一切武功的至高境界都是相通的，当代中美制度间其实也有本体论层面的一致性，并非如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争夺下的水火不容。
一、“三个代表”涵盖了对当代先进政权的核心要求
“三个代表”即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涵盖了对当代先进政权的核心要求。
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民主国家政权”其实都只具有“两个代表”的部分属性，即代表符合该国国情的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该国议事规则下，通过协商和妥协，反映人民群众的部分利益。美国政府并没有“代表着本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任务，因为“言论完全自由”，“个人权利至上”，政府理论上并不担负引导、鉴别、塑造先进文化的功能。在此前提下，“民粹主义”是很多国家挥之不去的梦魇。而由于无法持续执政，施政经验不足，代表能力不足更是普遍的问题。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关理论体系的关系
制度的外在形式一定是“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的。“三个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依赖，“和谐社会”和“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具体表现形态。通过组织和制度保证“三个代表”的方向，“持续执政”，“阳光执政”，通过不断完善的内部选拔和内外监督机制，持续保证“三个代表”的能力，通过“科学发展观”，一定可以达成“和谐社会”和“中国梦”。
三、世界普遍需要的不是“反对党”，而是“监督党”
“民主制度”是不完善的，所以设置了“反对党”来监督制衡“执政党”。但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是“反对党”基于自身利益放弃全民福祉，为反对而反对，不是“反对党”，而是“扰乱党”。美国政府停摆和医保困局，台湾地区的数次学生街头运动，香港的泛民主派所作所为，都是内部消耗反例。执政党需要监督，但社会不容扰乱。
四、中国当下应如何加强“三个代表”能力建设
（一）全面推行“阳光执政”
对于世上一切不在公平、公正原则下公开透明、接受监督的事情，人们都必然产生怀疑。公开透明是最好的维稳手段，是制度自信和社会治理能力的表现。任何政策均是利益集团的博弈和折中妥协，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关键是政策的制定意图要以“三个代表”为出发点，过程要阳光且可辩论。摆事实就是讲道理，讲事实就是讲政治。要通过不断完善党内选拔、党内监督和社会多重监督体系，使权力使用阳光化、法制化，避免权力使用圈子化、权贵化。
（二）打通民间舆论通向政府决策的上升体系
当今中国，官民舆论始终是两个不相交的舆论圈。官方舆论圈对民间舆论圈“冷漠化”、“傲慢化”，缺乏沟通、引导、吸纳。而民间舆论圈则因为缺乏上升为政府决策的有效通道，经常出现逆选择和杂乱的布朗运动，有见识的人选择沉默，留下的多数是谣言和负面情绪。
民间有高手，这就需要我们打通官民两个舆论圈，建立民间真知灼见参与决策的有效上升通道，通过采纳和转化，保护民间智慧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事前广泛征询、认真吸纳意见，事中保持评价和反馈机制，事后总结改进、螺旋上升。
（三）厘清“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塑造“中国特色的文化力”
三个代表体系中，对“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判断相对直观，而对“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判断相对复杂。先进文化基于传统的文化土壤，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何定义、区分、引导先进文化并促成其传播是个重大的课题。太和智库此前专门发文研究“文化力”，就是要厘清这个根本问题，解决当下的文化乱象，形成民族合力。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让我们秉持民族自信和制度自信，走向民族复兴的光辉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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