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之前，联合国安理会每年举行会议通常不超过140场，其中涉及中东北非议题的会议不到15%，最低时仅有3.7%，且主要集中于巴以问题。2001年之后，由于涉及中东北非的磋商大量增加，安理会年度举行会议数量骤然上升至200场以上，中东北非议题所占比例保持在20%以上。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相关议题会议所占比重已超过四分之一。
随着中东北非问题重要性的上升，一些大国在中东北非地区设立、发展了各种不同面目和工作内容的研究机构，不仅成为进行国情调研和意识形态介入的有效工具，而且可以影响当地学术研究的议题设置，从“硬”、“软”两方面都成为维护大国利益的有效手段，其中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探究和学习。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最新版《2014年度全球智库报告》（2014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以下简称“宾大报告”），中东北非地区得到承认的智库共有521家，占全球智库总数的7.87%。在该地区排名前55位的智库中，至少有5家即10%公开以美欧顶级智库分支机构的身份存在。这些域外背景的智库设立时间通常并不久，但却在其强大的总部资源优势支持下迅速发展成为当地业内翘楚，其中尤以以下三家最为知名。
1．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东中心（贝鲁特）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将中东问题列为自己的八个主要研究领域之一，该领域研究成果占该院成果总数近四分之一。整个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关于中东北非问题研究的出版物数量在2010之后出现井喷式增长，现已超过该院所有出版物的三分之一。以中东北非为主题的研讨会等社会活动自2009年1月以来计有211次，占同期活动总数的15%。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于2006年在黎巴嫩贝鲁特开设了中东中心，是其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的四个区域研究机构之一（另外三个分设在北京、莫斯科、布鲁塞尔），学术地位与华盛顿总部等同，中东中心在前述宾大报告中稳坐中东北非区头把交椅。
该中心明确宣称其主要目标是“影响决策者和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手段是“深化对当地事务的理解，为该地区转型国家所面对挑战提供解决方案”，主要关注的领域包括地缘政治、区域经济、教育改革、安全反恐四个方面。
该中心现有研究团队成员13人，其中专职研究员2名，非常驻研究员和访问学者多达11名，且13人中光是中东裔人士就有10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心的行政团队成员竟有11人之多。这样的人力资源结构，意味着中心采用了灵活机动、以动态跟踪为主的项目制课题管理方式，这说明该中心主要承担信息网和联络站的职能。
2．布鲁金斯学会多哈中心
多年蝉联全球智库排名首位的布鲁金斯学会，将中东北非列为其按地理方位划分的全球九个研究区域之一（美国本土被分为两个研究区域）。自2011年之后，中东北非每年都是该学会关注度最高的地区，迄今产生的研究成果数量累计占该学会成果总数的18.4%，远远超过其它各地理区域（排在第二位的亚太地区只占14.0%）。
布鲁金斯学会于2008年在海湾国家卡塔尔设立了多哈中心。多哈中心是该学会三个海外地区研究中心之一（另两个分别设在中国和印度），在宾大报告中排名中东北非区第三。多哈中心国际咨询委员会设有两名主席，一位是卡塔尔前首相兼前外交部长，另一位由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兼任。多哈中心现有研究员8人，一半为中东裔。中心主要工作是围绕中东地区进行实地调研、政策传导（区域问题研究、外交政策沟通与讨论），具体领域包括：（1）中东区域内各国间关系、该地区与美国和亚洲各国关系；（2）地区冲突与战后重建；（3）中东各国经济战略与财政政策；（4）政府治理与制度变革，包括民主化进程等。其工作目标是“大力促进中东与全球社会的思想交流”，主要工作对象是政府、学界、商界、媒体和市民社会中的关键部门与精英人群。
自成立以来，该中心产生研究成果579件，其中515件与中东北非相关，占同期布鲁金斯学会中东北非地区问题研究成果总数的14.8%。举行研讨会等活动101场，其中89场与中东北非相关，占同期布鲁金斯学会涉及中东北非地区的同类活动总数的21.2%。这表明该中心的主要功能就是传递信息、影响公众。
3．欧洲稳定倡议（European Stability Initiative）
欧洲稳定倡议当前在中东北非区智库中排名第十八位。该智库于1999年成立于萨拉热窝，始创者是一群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社会活动家和研究分析员。
该机构自成立至今的工作重心都是东南欧问题，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稳定、安全与社会发展问题。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其关注的地理方向逐渐向东扩展延伸至中亚与西亚。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成果是制作出版有关巴尔干、土耳其、中欧和南高加索问题的影片和报告。北欧国家以及爱尔兰政府，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马歇尔基金会，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都是其主要金主。根据公开资料分析，该智库对中东北非地区的关注始于2004年左右，且一直集中于土耳其一个国家。智库全部95部出版物中，涉及土耳其问题的有15部，占总数的接近六分之一。
总体来看，该智库中有关土耳其的议题大体上是围绕土与欧洲关系展开，特别是土耳其加入欧盟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活动和出版物中基本没有关于土国情本身的讨论，这与通常的智库研究大相径庭。看上去，该机构对土耳其的关注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定制化服务”的色彩，对相关成果的需求和最终指向性都很明确。
在中东北非地区，还有不以智库面目出现、但事实上一直发挥高水平智库功能的、有外国背景的高校等教育、学术机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遍布中东地区的“美国大学”。这种通过在海外设立高校等教育机构来发挥影响、培育有倾向性的精英、维护本国在当地的利益的手段在大国外交中甚为常见。
目前在整个中东北非地区，至少有五所冠名为美国大学（AmericanUniversity）的高校，分别位于黎巴嫩的贝鲁特、埃及的开罗、阿联酋的沙迦、迪拜、伊拉克的苏莱曼尼。这五所大学都是私立高校，除前两所美国大学建校历史已有百年上下之外，后三所成立均不超过20年。它们均有浓厚的美国背景，以传播美式大学教育和意识形态观念为己任，其中苏莱曼尼美国大学公然宣称主要招收伊拉克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学生。显而易见，这些高校负有通过高等教育影响当地的使命。
埃及的开罗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at Cairo），创建于1919年，迄今已存在95年。该校现有6个学院，下设25个系，包含36个本科专业、44个硕士专业和两个博士专业，另有13个跨学科研究中心。专业设置以文理教育为主，尤以人文、社科见长。现有在校生6,900人，94%是埃及人，国际学生中将近1/3是美国人。根据最新统计资料，当前该校散布在全球范围内的将近36,000名毕业生中，63%是埃及人，24%是美国人，另有13%来自其它128个国家。专任教师422人，其中一半是埃及人，30%是美国人，另有20%来自其它国家。该校的合作机构有三分之一在美国，20%在欧洲。
大体来看，该校的国际背景极为复杂，特别是美国背景浓厚，该校世界排名第360位，在埃及是教育水平公认最高的大学，它培养了大量被认为具有亲美倾向的社会精英，从而产生意识形态传播效果。当地民众普遍认为，开罗美国大学及其培养的精英对埃及革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是革命期间该校受到冲击的原因。
实际上，该校拓展影响与进行传播的手段是全方位的。值得指出的是，该校的非学历教育年度招生规模是其学历教育的2.5倍，足见其在当地以多种手段扩大社会影响的努力。另一方面，该校的传播手段也并不是单方向的。它不仅发挥着从外部向埃及社会输入理念的功能，同时也在向国际社会输出埃及形象。也由于它几乎是当地唯一可以密集使用英语开展教育和研究活动的高水平学术机构，客观上成为了国际社会认知埃及这个阿语国家国情、社情的不可替代的管道。如自2011年埃及爆发“革命”以来，相关英文研究专著大部分都是由开罗美国大学学者通过该校出版社（AUC Press）发表的。目前该出版社尚在售卖的2011年以来出版的中东研究专著多达143种。该出版社每年出版约60种图书，涉及40种语言，向全世界发行约50万册。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国际上对埃及的印象与观感是由这所大学塑造出来的，该校俨然成为埃及国际形象代言人。但由该校输入的“国际理念”和输出的埃及形象到底有多少成分是真实的，到底是符合谁的国家利益的，则值得考究。
中东北非问题已不仅是大国在安全领域竞争的赛场，更是已经成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试验场，对于一直积极倡导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努力做出新兴大国应有贡献的中国来说，具有特殊的起点和入口意义。然而，与该地区对于我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高度重要性严重不对称的是，我对其深入研究和动态跟踪远远不足。
经使用中国知网对国内发表论文检索，国内CSSSI期刊发表有关区域国别问题研究10033篇，涉及到中东或北非区域国别研究的论文只有312篇，仅占总数的3%。与国际同行相比，我国在中东北非方面的研究水平更是相去甚远。根据最近五年发表论文的检索情况来看，在SSCI最新列出的64份“区域研究”（Area Study）类刊物中，来自中国学者的论文仅占总数的5.1%，有关中东北非地区研究的论文更是罕觅其踪。
在造成我国的中东北非地区研究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甚大的诸因素中，的确客观存在着一些短期内不易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一，存在语言障碍。中东北非地区主要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普什图语等小语种，但国内能掌握这些语言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极为少见。根据2011年对上海国际关系学界青年学者的大范围调查，111名受访者中仅有2人能使用阿拉伯语、1人能使用希伯来语作为工作语言。国内几家专业从事阿拉伯或中东研究的学术机构，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等，其专职研究人员中能掌握中东当地语言的均不足半数。事实上，上述小语种教育在国内长期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如国内高校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有二十余所，相比开设英语专业的九百余所、日语的四百余所、法语的一百余所，均不足零头。开设希伯来语的国内高校仅有五所，波斯语四所，土耳其语三所，在中东地区使用面积较大的普什图语、库尔德语等在中国则更是鲜有耳闻。
第二，实地经验匮乏。近年来教育部对学者、学生出国交流、访学、进修方面的支持力度大大加强，但由于联系渠道不畅、当地语言不通和担心人身安全等原因，学者和学生们首选目的地仍以欧美日为主，前往中东北非地区实地调研的兴趣依然缺乏。在研究者缺乏实地调研、长期生活学习经验、与当地学者交流较少的情况下，也很难保持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兴趣。传统上，除文献阅读外，我国学者了解中东北非地区实际情况的主要渠道，或是通过与以西方为主的国际“主流”学术界和决策圈进行交流，或是本人赴目的国进行短期调研（特别是直接服务于政府的研究机构往往会在领导人高访之前临时派出人员进行走访）。显然，通过这些方式所获取的信息不够全面、深入、细致，所反馈的决策参考建议的准确程度也值得推敲。
第三，双向交流不足。中东北非国家在发展科学研究事业方面，普遍表现为主观上缺乏意愿，客观上也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因而在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方面也不甚积极。根据可得资料，除以色列外，该地区其它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比率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中国的2.1%。包括人均国民收入已大大超过以色列的几个海湾富国在内，没有一个国家的该项指标达到1%。实际上，整个中东北非地区23个国家中，除以色列外，按世界银行标准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也只有6个（巴林、塞浦路斯、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
综上，中国在中东北非研究方面与欧美的差距若要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当然主要依靠我国自身投入及中东北非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缓不济急，远不能适应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和当前中东北非地区重要性迅速上升的需要。我应改变传统思维，创新研究模式，借鉴成熟的国际经验。
一是智库和研究人员要“前置运作”。“走出去”到研究目的地区域常驻开展以实地的调研、社会资本培育、信息传导与跟踪反馈为主要内容的各项研究工作。
二是智库要摒弃“等靠要”思想，优化运作机制。既要抓“研究”，又要抓“营销”，将广泛多元的智库成果有区分地提供给国内外政府、企业和个人，促进智库资金来源多元化。
三是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前文所述的美国智库，每年能得到政府部门多种渠道或明或暗提供的大额研究经费，有的还能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此外，欧美政府通过委托或支持智库举办形式多样的论坛，有力拓展智库的国际人脉和影响力。
总之，中国智库全速挺进中东北非，可有助于推进对当地国情社情深入调研、有效双向传递外交政策信息、直接推广传播国家形象、为海外经济活动提供智力支持，是一种值得尝试的软实力输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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