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讲硬道理

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时指出，中国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为当代国际关系贡献中国智慧，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中国贡献。

此后，习近平在国内外多次提出“全球治理”的重大命题，有关部委官员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章也是汗牛充栋。一年多来，中国的一些重要倡议，如“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相关倡议进展顺利，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历史和实力原因，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及其作用也不可同日而语。不同国家在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和路径取舍上也大相径庭：一些国家发号施令，一些国家苦心经营，一些国家投机取巧，一些国家左右逢源，当然，还有一些国家云山雾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尽管中国GDP已居世界第二，在多项发展指标上也名列全球国家前茅，但是，如何全面、有序、可持续地参与全球治理，发展“软实力”，发挥“巧实力”，做到“四两拨千斤”，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彭丽媛教授出席“教育第一”全球倡议高级别会议并用英语发表演讲）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必须经过在国际组织中融入、学习、影响、创新几个必要的阶段。

全球治理的参与主体除了国家之外还有各类国际组织。其中，以联合国系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作用最为突出，在全球问题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国际组织最显著的作用，是促使一些重大的全球性或区域性问题列入全球议程。全球化给人类社会提出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从而催生了对“全球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当前各国共同关注的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经济危机、难民问题、恐怖主义、极端暴力主义等等，都需要国际合作与协调来共同应对。但同时也要看到，国际组织是凝聚国际共识的有机体，也是国家意志与利益角力的竞技场。由于全球发展极不平衡，各国诉求各有侧重，摆脱贫困、普及教育、化解武装冲突、文化遗产保护等，对于不同国家，优先顺序大相径庭。国际组织是一个或一些国家的意志上升为国际社会集体行动的关键平台，甚至能够将某些国家未曾关注或不愿关注的非传统性问题上升为国际议题，进入国际议程、进而“占用”国际资源。

(大型舞剧《丝海梦寻》在UNESCO总部演出）

70年前创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于各国人民对于重建战后国际秩序、实现持久和平的渴望，以促进教育、科学、文化、信息传播国际合作来打造“思想和道义上的团结”，从而在当今国际治理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随着国际政治多极化、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教科文组织凭借其在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软”实力，发挥当仁不让的“硬”作用，各国也越来越重视借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平台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譬如，2014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重新激发了丝绸之路这条历史上连接东西方两大文明纽带的活力，很好地配合了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2015年4月，福建歌舞团编排的《丝海梦寻》大型舞剧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上演，得到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和各国使节的好评,为国内积极推进将“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5年，中国提交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项目的《世界记忆名录》，表明国际社会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共识，消息一经发布，日本政府分寸大乱，右翼分子狗急跳墙，中国方面赢得一场漂亮的战役，可谓事半功倍。上述鲜活的例子都凸显了教科文组织软实力的硬影响。

（UNECSO历任大会主席）

值得指出的是，教科文组织每年虽然只有6亿美元的预算，但是可以带动全球各国资金在相关领域和项目上投入达到数百亿美元，前段日本扬言拒交3000万美元会费影响教科文组织正常运转可谓是痴人说梦，螳臂挡车。

第二，国际组织的独特作用，在于其通过信息收集、整理、分析、呈现和传播功能，影响全球治理。教科文组织自创建以来，就被誉为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等专业人才之家，是联合国的“灵魂”和“思想实验室”，可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依托雄厚的专业背景，教科文组织通过提供国际合作的平台，收集整理相关领域的基础信息，进行比较研究和专业分析，为解决全球问题奠定坚实基础。譬如，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协调会员国编撰的World Data on Education，信息和数据权威、翔实，成为各国行政官员和专家学者了解其他国家教育体系的不二选择；2015年末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活动之一就是在巴黎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部分重要会议选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也是为了更好地依托教科文组织的行政和研究资源，如政府间海洋合作计划、国际水文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等。

11月3日开幕的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上，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7届大会主席郝平在其卸任演讲中指出：“本组织应该成为全世界最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共同精神家园，凝聚起强大的人才力量，借鉴更多智慧和真知灼见，不断提高文明交流的专业水平，推动文明交流事业深入发展，并进一步加大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部门、各国政府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与私营机构的沟通合作，集中力量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与会代表的响应，教科文组织正是以其强大的专业性、而非政治性，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以柔克刚的作用。

第三，国际组织一个普遍受到重视的作用，是其制订相关领域的原则和规范的功能。通过规则来议事是治理的核心理念。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规则在全球治理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因为若没有一套能够为全人类共同遵守、确实对国际社会都具有约束力的普遍规范，全球治理便无从说起。通过国际组织制定的一些原则、规则，能够规范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不协调。教科文组织对其自身基本职责的定义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标准制定者”，为此，教科文组织推动成员国在各领域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或者发布由成员国认可的建议书，为国际合作提供共同的准则和框架。比如在教育领域，教科文组织推动各成员国签署了六大地区性学历学位认可公约，其中欧洲地区的学历认可公约促成了著名的“博洛尼亚进程”的实施和“欧洲高等教育空间”的建立。在文化领域，教科文组织7大文化公约成为世界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普遍规范，其中，教科文世界遗产名录已不仅只是一项专业领域的工作，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热门话题，可见通过软实力讲出的硬道理无处不在。

中国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需要建立机制性的人才培养、选拔、任用、奖励和提升机制。

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国际组织的“干部”，就是国际组织职员。当前国际组织的中国籍雇员人数之少、总体级别较低，远无法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以及日渐提升的贡献和影响相匹配。教科文组织作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应用软实力宣讲硬道理的一个关键性舞台，按照中国的会费比例和地理配额，应当有30位中国籍职员在教科文组织任职，但由于此前重视不足和人选语言要求等原因，目前只有10人在岗（部分已届退休年龄），其中7人在总部。而日本，美国等国是满额选配；法国等大国以及很多小国则超额选配。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研究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选拔、任用、奖励和提升的一整套顶层设计成为当务之急。比如设立“旋转门”制度，打通优秀干部国内任职和国际组织任职的通道，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所幸，在人才阶梯形选拔和培养方面，中国在教科文组织的实践也走在了前面。借着中国担任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的有利条件，经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国家留学基金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商定，成功启动了青年专业人员项目（Junior Professional Officer）。2015年9月，第一批20位拥有优秀的英语、法语水平和相关国际专业背景的大学毕业生被派遣到教科文组织总部及有关地区办公室，开启了他们的国际组织生涯。派遣JPO是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工作，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过多年前就已开始，为这些国家在国际组织中拥有大批“自己人”打下了坚实基础。

（国家留学基金委与UNESCO 签署派遣青年专业人员和实习生备忘录）

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上升，随着国家和民众对国际组织认知度的提高，随着中国在教科文组织内实战经验的推广，会有越来越多的国人进入国际组织工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更多优质的全球公共产品发挥作用。

作为地球上唯一不间断的文明，作为地球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的集合，作为高举公平、正义、互利、共赢旗帜的大国，中国在学习，中国在实践，有中国参与的全球治理结构一定更光明。

（UNESCO系统各种组织和专门机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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