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9日,常州游客陈先生等共计20人在导游带领下到哈尔滨市松北区的北岸野生渔村就餐,两桌饭结算下来花费高达10302元。为此,陈先生一行人在结账时与店家发生了争执,随后双方拨打110报警。2月15日,调查组通报认为商家行为属明码标价,餐厅没有责任。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天价餐费,公众如鲠在喉,批判声不绝于耳。在媒体和大众舆论的压力下,2月21日,当地政府对于事件的态度和处理结果180度大转弯,转而认定这是一起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恶劣事件,并作出吊销涉事渔村营业执照等一系列惩罚措施。
事件始末反映出当地政府角色的“再定位”,虽然节奏稍慢,多少有些危机公关的味道,但至少看到了政府从“利益攸关方”向“公平环境提供者”的角色转变。
供给侧改革是经济管理方式的改革,更是一次经济认知思维方式的进步
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重塑优良的“经济生态”,需要政府提供公平、完善的基础公共服务,为企业与消费者营造平等的经商与消费环境,以期待企业通过公平竞争提供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各种产品与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用新的经济管理思路反思原有经济发展方式,进而提高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若这种改革仅停留在字面,而思维意识没有跟上,那么改革在客观上将很难改变不断恶化的供需矛盾,“天价鱼”这种恶性欺诈将始终具有生存空间。
政府应到位且不越位,平衡市场主导和行政监管的关系,提高企业失信成本,促进具备长远发展战略和眼光企业的健康发展
“天价鱼”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三亚的天价海鲜、青岛的天价大虾等,频频曝光的旅游行业丑闻,虽是单一行业、个别地方的事件,但却反映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即政府对于供给端改革的认识和操作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舆论对于“天价鱼”事件呈现近乎一边倒的态势,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旅游业的悲哀!监管部门做到事后公平执法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要未雨绸缪,事前整顿旅游乃至整个服务行业的大环境,别让“天价鱼”毁了一个地方和一个行业的服务品牌和声誉。
首先,“天价鱼”事件充分暴露了中国旅游市场监管需要升级的现状。监管是保障质量的工具,但中国的旅游市场存在着监管脱节,目前旅游市场的监管仅仅是旅游部门的监管,尴尬的是,对类似“天价鱼”事件,旅游部门没有执法权,而职能部门(如工商、税务、林业等)对旅游纠纷则没有太大兴趣,能推就推。如此次事件,最后查出餐厅存在不以真实名称提供服务、餐饮许可证过期等问题,这是工商部门的失责。我国的旅游市场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迫切需要设计旅游市场的综合监管机制,各职能部门常态化联动,不要让旅游市场成为“法外之地”。(本段观点来源: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 刘思敏先生)
其次,“天价鱼”事件反映出我国旅游业管理部门对于供给侧改革思想认识的不到位,将引导、规范市场的长期工作简单理解为一两项行政措施,同时缺乏细化的执行标准和动态管理措施。尊重市场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管理者的思路依然存在“夜郎自大”的顽疾,想当然认为“需求”天然存在,需求会自动向供给靠拢,以“市场化”的名义搞“大撒把”,缺乏“主动”的态度。例如,政府认为要求企业明码标价就万事大吉了,至于价格背后存不存在欺诈,有没有明显的偏离行业均值,是否有垄断行为,有无商业贿赂与黑色产业链,有没有以次充好的行为等这些对于旅游体验有更加直接影响的方面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将监管与引导的职责简单化以避免追责,甚至有意庇护。而恰恰就是这些问题才是“供给侧改革”最应该深入的地方。如果政府的规范与引导并不能激发服务与需求的良性匹配,那出台的政策就是无效的。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政府与其将大把的精力放在推广城市形象上,倒不如低下头好好扒一扒管理上的弱项,提高监管水平的“软质量”。
第三,所谓的供给侧改革,看似宏观着眼,实需微观入手。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服务型行业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思考的并不是如何源源不断地吸引到客户,而是杀鸡取卵似的“见一个宰一个”并从中谋取暴利,那么这个企业必然不会有长远的发展。我国经济历经30余年的高速发展,旅游等新兴消费领域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于旅游行业来说,需求正从过去的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定制化消费模式过渡,然而我们的旅游服务的供给却依然停留在依赖有利自然禀赋的原始状态,重视硬件发展,轻视软件提升,在光鲜亮丽的外衣下,核心服务拒绝匹配需求的变化,这也正是造成各种“天价”行业丑闻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可悲的是,当前的不少地方旅游产业和企业追求就是这种不可持续的短期暴利,具有长远发展的战略和眼光的企业凤毛麟角。
最后,大家对于“一锤子买卖”等现象深恶痛绝,感同身受,这就说明“宰客”行为在我国是一个普遍现象而非个例。究其原因,旅游业作为一种典型的服务行业,如果缺乏严格的事前监管与高昂的违法成本的制约,那么以“宰客”为手段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就自然成为一种“理智”的选择。如果这背后甚至还包含了类似地方保护和利益链等非市场行为,那么旅游行业的未来将变得非常危险。在这样的环境和体制下,发展的道路都走不通,何谈供给侧改革呢?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监管部门强化前置监管、严格执行处罚机制,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从而淘汰掉劣质旅游企业,将市场腾挪给守规矩的企业,以市场份额提升弥补企业收益,则不但可以挤掉旅游行业的非法暴利,更可提升旅游质量,进而带来更多的游客,形成良性循环。而这才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务所在。
他山之石
目前,发达国家的旅游市场完全由职能部门监管;而埃及这种旅游业对国民经济举足轻重的国家,则设立了专门的旅游警察,处理纠纷。
泰国是东南亚旅游大国,每年接待超过500万中国游客,曾经恶性竞争严重、“负团费”盛行,因强迫消费引起的旅游纠纷一度不绝于耳。针对类似问题,泰国旅游部加强了监管——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接管”了行业:整合、规范了车辆、住宿、购物、餐饮、表演等接待资源,中国团队行程等与其他国家团队基本分开,行程规范、可控,价格统一,与当地民众生活错峰出行,互不干扰,有效避免了香港散客自由行造成与当地居民“抢资源”的种种弊端。
谈及供给侧改革,大家都在找方法、想对策。但笔者认为,找思想根源上的问题更加重要。如果不解决思想上的问题,便很难在供给侧改革上有实质性的突破。试想我国强大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如果因为自身供给上的缺陷而被挤出到其他地区释放,这种消费的外溢和流失对我国经济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无论是政府监管者还是行业从业者,如果对于供给侧改革,我们没有从思想根源认识上理解透彻,那么今后必然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天价鱼2.0”、“天价鱼3.0”等等类似的行业事件。只有全社会树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态度,而非鼠目寸光地盯住短期利益,服务业才能真正步入供给侧的快车道,从而实现长远发展和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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