Ｇ20与危机四伏的欧盟

导语：

我是记者，非学者，至多是一个“学者型”的记者。我对世界的主要认识几乎都来自于实践，而非理论，尽管我也阅读大量的书籍，主要是法国学者的著作。这就使我看问题的视角，有时会有所不同。特别是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从表面上看是一回事，而从其内部看又是另外一回事。有关G20也同样。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杭州G20峰会与推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变革。我先从三个刚刚发生的事实开始我的发言。事实一：英国退欧公投；事实二：就在同一天，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事实三：6月9日，也就是大约一个月前，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召开，今年的会议没有中国人参加，而会议的议题第一是国际时事，第二就是中国。看上去这三件似乎互不相干的事，实质上恰恰反映了今天世界所面临的现实：欧洲在衰弱、东方在崛起，但掌控世界格局的，依然是老牌西方列强，特别是其首领：美国。

在这个背景下，我就杭州G20峰会谈谈我的三个看法。

一、欧洲迫切需要G20

在谈及G20之前，我先讲一个有关APEC峰会的小故事。今天我们已经知道，APEC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1993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在此之前，APEC只是一个部长级会议。为什么会升级呢？我当时写过一篇东西：克林顿总统为见中国国家主席而力主升级APEC会议级别。也就是说，克林顿总统的醉翁之意，是要在西雅图与江泽民主席见面，其结果就是APEC峰会由此而诞生。2003年我参加法国参议院有关美国问题的一场讨论。在我前面发言的恰好是克林顿任总统时的外事顾问罗伯特·马里（Robert Malley）。他的法语非常好。我向他核实这条信息的可靠性。他回答说，当时确实是克林顿的考虑之一。因为克林顿在大选中猛烈批评老布什对华采取“绥靖政策”，结果上台后要转弯有困难，媒体紧盯着他不放。结果正是罗伯特·马里想出了这条“围魏救赵”之计……

G20峰会也有一个这样的故事。G20的雏形实际上诞生于2003年。这正是法美之间关系最紧张的一年。当时法国总统希拉克坚决反对美国总统小布什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希拉克总统不惜代价动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决心，使美国最终没有能够以联合国的名义入侵伊拉克，美国因此在国际上声名狼籍。战争后仅几个月，法国作为东道主在日内瓦湖边上的小城埃维昂举办G7峰会。小布什刚刚“打赢”了伊拉克战争——当时以为赢了，还赢得很漂亮、很潇洒——因而将挟胜利之风前来法国。希拉克非常担心会受到美国的孤立和羞辱。他想出了一个高招：邀请中国等其他十一个“新兴”国家——他们大多是反伊战国家——参加会议，共同对付美国。这可以说就是今天20国集团的雏形。大家知道，希拉克总统是法国最后一个真正的戴派总统，是一个主张世界应该“多极化”而非美国单极称霸全球的总统。为此，希拉克非常看好中国作为世界未来的重要一极。因此，那次峰会的真正主角实际上是中国，而动因则是因为“欧洲需要中国”。埃维昂会议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框架以外的、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多边外交场所，标志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开始进入世界舞台中心。

G20峰会正式成型，是2008年西方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后，由法国总统萨科齐倡导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20个国家的峰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欧洲对G20峰会就处于一种“有所求”的地位。这是与欧洲自身的不断削弱有着密切关联的。这一点迄今为止只有进一步强化而毫无削弱。欧洲需要G20。更进一步明确地说，欧盟需要的其实就是中国，G20对于欧洲而言只是“中国”的一个幌子。认识这一点，我认为对今年我国作为东道主举办G20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2003年埃维昂G7+11的Ｇ20雏形峰会时，欧洲出于建立多极世界的考虑，需要G20来形成一种对美国的平衡。当时因为伊拉克战争，欧盟，特别是以法德为代表，与美国已经出现分道扬镳的趋势。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后，欧洲主要考虑的则是西方整体陷入金融危机之中，已经很难自救，因而需要中国的介入，来寻求欧洲自身的救赎。

到了今天，尽管世界已经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欧洲的危机日益严重，欧洲越来越需要G20这一事实不但没有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利的趋势。只是与过去不同之处是，这次是欧洲自身陷入了重重困境之中。陷入重重困境中的欧洲实际上心里非常清楚，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的观点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能够真正给欧洲事实上带来实质性利益的计划，是一个将会重构国际秩序的重要战略计划。因此，今天在中国杭州将要召开的G20峰会，被欧洲视为对其寻找走出困境的一个机遇。

二、杭州G20峰会前的欧盟

在杭州G20峰会召开前夕，欧洲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与困境。

英国上周末公投退欧，对欧盟产生的冲击之强烈，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但这一冲击还会继续让我们吃惊。从欧盟建设半个多世纪以后居然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本身，我们就可以看到，欧洲确实“病”了。现在问题是，这究竟是一场无关宏旨的微恙比如感冒之类的，还是接近癌变、艾滋等不治重症？对于中国等其他非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还需要了解的是“欧洲病”会不会向外传染……为“欧洲病”把脉，对我们而言就是不可或缺的预防。

我在欧洲常驻二十多年，亲眼目睹了欧洲是如何一步步“身染沉疴”的；我称之为“社会综合焦虑症”。综合起来，可归纳为五大病症：

在社会领域，全球化正在导致欧洲阶级矛盾重新趋于尖锐化。以资本为一方、劳动为另一方的博奕，正在侵蚀欧洲社会的平衡和稳定。全球化一方面使资本的流通更趋方便、迅速，趋利性几乎成为其唯一动机；另一方面则逼迫劳动力价格越来越低廉。产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欧洲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资本的收益日益压低劳动力的价格，导致欧洲贫富差距加剧；中产阶级阶层迅速向贫困阶层下滑，财富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这种现象使欧洲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重新趋于激化。法国政府试图推出有利于提高国家总体竞争力、但显然损害了劳工利益的《新劳动法》引发剧烈社会动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正在重新变成一个时髦话题。

在政治领域，“选举至上”正在强烈扭曲欧洲各国的政治生态，导致执政与选举本末倒置。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选举本来是政权产生的方式而已。然而周期性的选举体制使选举本身的重要性日益压倒了执政行为及其成果。一个政治家能否成功当选或连选连任，取决于其能否让选民相信其竞选承诺，而非是否能够兑现这些承诺。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就是“竞选承诺无法兑现”成为选举民主国家的常态。久而久之，西方选民对政治家的信任度越来越低，甚至出现对选举体制本身的质疑。最近在美国破天荒出现“美国民主之春”示威运动、法国出现“黑夜站立”运动，都是对选举体制本身的质疑。这是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以来出现的一个重大的新现象：选举与执政之间的失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在文化领域，难民危机使欧洲与地中海周边国家、北非国家和阿拉伯中东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急速加剧，已经导致欧洲极端主义思潮和势力的蔓延和高涨。法国2017年总统大选是否会选出一个反伊斯兰的极右翼总统，正在成为法国政治学界的一个重大话题。从表面上看，难民危机似乎是一时一地的局部性危机。但实质上却是西方犹太—基督教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之间历史悠久的“文明冲突”的现代版本。不可忽略的是，伊斯兰文明已经深入到了欧洲文明的内部，这就导致双方的冲突不仅无法避免，而且其规模之广泛、冲突之深入都将是空前的。西方称之为“反恐战争”。与意识形态“冷战”相比，“反恐战争”对西方的冲击显然将更为直接、血腥，持续的时间将会更长。

在思想领域，欧洲在近几年里也在急剧蜕变，“政治正确”主义正在禁锢一切异己思想。自文艺复兴以来，思想自由一直是欧洲保持活力和进步的保证。但今天这一自由已如巴尔扎克笔下的“驴皮”一样在日益变小。去年年底法国举办气候峰会前夕，法国电视二台气象节目主持菲利浦·维尔蒂埃在他的新书《气候调查》中对气候变暖的后果是否真的很可怕提出异议，并披露一场“气候战争”正在进行之中，所有异议都遭遇政治高压。他没有料到自己会“一言成谶”，被国家电视台开除，这显然是“因言致祸”。另一位有反犹色彩的著名作家阿兰·索哈尔因在私人推特中的一句话，被法国法庭指控“为反人类罪张目”而判处六个月监禁（缓行）和七万欧元罚款。这类“因言获罪”的例子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而今天的欧洲，类似的现象日益增多。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正常价值观如家庭、民族、工作、国家、学校等，现在在欧洲往往会因“政治不正确”而不能再论及。一种无形的“话语恐怖主义”笼罩着欧洲……我从法国带回来一本书，书名就是“Terrorisme intellectuel”（精神恐怖主义）。

至于经济领域，众所周知欧洲普遍面临高债务、低增长、竞争乏力和欧元危机等诸多问题。欧洲经济处于一个“多事之秋”已是国际共识。对此国内外各位专家有大量分析文章，此处不再重复。

面对如此规模的危机，欧洲往何处去？应该承认，欧洲并非对此麻木不觉。只是欧洲手中可打的牌并不多。欧洲曾有过多次从危机中挣脱出来的历史，特别是二战之后。但这次却有所不同。过去的危机都是单一的、单纯的；而今天的危机则是综合性的、复杂的，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目前从学界到政治界，唯一的共识，是欧洲也需要“改革”。问题是如何改、能否改、朝哪个方向改。

欧洲目前的种种问题，属于多发性综合症，思想、社会、政体、经济、贸易、货币、教育……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没有问题。而对每个单独问题的解决，都会涉及其他问题，造成连锁反应。这种形势，令我想起战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所陷入的囧境：当时法国国内政治体制实行多数议会制，导致政局极其不稳，政策朝令夕改、政权频频垮台；对外面临民族独立浪潮，殖民主义政策彻底破产，阿尔及利亚等前殖民地的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其内外交困的状况与今天的欧洲颇为相似。只有一场全面、彻底的改革才能奏效。最终戴高乐将军重新出山，对法国进行了彻底改革，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版图。当时改革的三大支柱是“国家、军队和货币”。戴高乐一举确立货币的独立性，建立以福利制度为基础的“法国经济模式”，并在外交上确立“独立自主”的原则。十年后法兰西重新崛起……今天法国乃至欧洲是否也需要一场“戴高乐式”的全面改革？事实上法国国内确实出现了建立第六共和的呼声。

最近就有法国专家提出，应将总统选举改成七年一次，不可连选连任。这样一方面给予当选者以更长的时间来治理国家，另一方面又解除其连选连任的负担，可以放手进行必要的社会与政治改革。法国政界也开始出现“不左不右”或“非左非右”的无法归类的政党雏形，试图跨越党派之争，给欧洲政治注入新的活力。法国政府现任经济部长艾玛纽·马克隆不久前就宣布成立一个跨越左右传统派别的政党——“前进！”党，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政治。而法国“黑夜站立”运动则试图从民众的角度来重新激起对体制本身的反思，反对现行欧洲政治与经济体制。目前这一运动已经开始向欧洲其他国家蔓延……欧洲也出现了广泛的讨论，现在提出的问题应该是：欧洲往何处去？

欧洲确实到了需要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面改革的时候了。改革一词是中国三十年崛起的关键词之一。这是否也将会成为欧洲复兴的关键词？我们拭目以待。

三、如何利用G20来强化中欧关系

在埃维昂峰会时，欧洲面对美国的霸权处于弱势，需要中国的支持来推动一个多极世界的形成。但我们当时出于自身尚不够强大、担心遭到美国报复的考虑，对法、德、俄反伊战轴心的支持非常有限。而美国对法、德的打压是非常厉害的。因而到希拉克、施洛德相继下台后，法德新上台的领导人都坚定地选择了美国。这时，联合一个强大的欧洲来催生一个多极世界的战略，已经成为泡影。欧洲从法国萨科齐上台、德国默克尔上台后已经全面转向美国。目前的欧洲是二战以来最为亲美的一个欧洲。

到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西方和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后，欧洲又试图与中国联手，拟对过于自私的华尔街进行一些必要的金融投机限制。但这时中国手头的美国国债已经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已经令中国无法自由行动。因而G20机制虽然成立了，但却并没有真正起到引领世界经济的作用，更没有对华尔街跨国金融资本形成任何实质意义上的限制和约束。

但跨国金融资本对西方实体资本主义形成了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全球化是金融资本的需要，给金融资本带来最大的利润；但对于西方实体资本而言，全球化带来的损害与利益几乎是一样的。而对于出卖劳动力的西方广大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而言，全球化对他们是一个灾难。因此，西方发达国家舆论已经出现广泛的“反金融资本”的潮流。华尔街已经成为某种西方民间舆论中的“公敌”。连法国总统奥朗德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为了争取选票，都不得不在一次决定性的竞选集会中公然宣称，“我有一个对手，就是金融财团。”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们谁才是我真正的对手：它没有名字、面目不清、没有政党、没有候选人，因此永远不会当选；然而它却统治着我们。这个对手，就是金融财团。20年来，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金融财团控制了经济、社会乃至我们的生活。今天，它能够在瞬息间转移巨额金钱，威胁国家生存……它已经成为一个帝国。2008年9月15日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但没有削弱这个帝国，相反正在加强它……”

欧洲一个大国的未来总统说出这样一番话，我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尽管后来奥朗德没有做任何真正约束他的“真正的对手”的任何政治举措，因为他想连选连任；而要想连选连任，金融资本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当一位欧洲主要国家总统选候人说出这番话时，我认为欧洲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已经走到难以容忍的地步了。

我一直认为，在今天核时代，军事联盟已经是一个昨天的联盟，而金融的联手则很有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真正意义上的“未来联盟”的性质。金融成为全球大国重要的战略要地，已经成为共识。对金融安全的重视，已经成为各国生死攸关的“看不见的铁幕”。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世界今天已经分裂成两大对立的体系：已经被纳入美国及国际金融财团之中的国家集团，与依然保存着独立金融体系的国家。我曾在一篇“大阅兵与金融战”的文章中谈到以下观点：很多中国的研究人员没有关注到的一点是，美国早已不再通过战争来达到控制一个国家的目的；而是通过战争来控制一国的金融体系。控制一个国家，18、19世纪是通过殖民主义、二十世纪则通过能源、市场和投资；到了21世纪，则主要通过金融。只要一个国家“与国际接轨”，将本国的金融体系向国际开放，那么美国和国际金融财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这个国家。上个世纪末的英镑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都是明证。而中美之间近年来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恐怕也是与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保持金融主权、甚至积极向外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就是有与美元“争霸”的“嫌疑”）有关……在亚投行的建立过程中，我们看到英国及法、德等欧洲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而积极参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形成了一个将华尔街排除在外的金融“准联盟”，这才是一件历史性大事件。

因此，这次G20峰会的重要性，将不在于是否会对南海问题发声，而在于幕后和走廊里欧洲与中国是否会在金融合作领域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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