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作为一项保证宏观金融政策稳定性和金融改革持续性的重大制度安排，一般每五年召开一次，1997年至今已召开五次（含今年7月）。除1997年底外，会议通常在中央政府换届选举年的年初召开，为中国下一步重大金融政策和方向定下基调。会议的重要部署为随后的金融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深刻影响后五年中国社会经济走向。
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均针对当期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金融问题作出了重要政策和制度改革部署，推进实施重要金融改革措施，及时有效地解决当期问题、化解风险隐患，通过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制度改革和政策安排，不断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提高国家经济金融核心竞争力，为中国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对央行自身管理体制进行变革，强化央行职能，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国有四大行不良资产，成立证监会和保监会，分业监管框架初次形成。由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得以强化，中国央行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成功守住汇率，确保境内宝贵金融资产未受危机波及；国有四大行剥离历史不良、轻装上阵、专业先行，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雏形初现。可以说，本次会议的重要部署和实施为后面2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2年，银行业改革进入深水区，会议提出成立银监会，加强监管，把银行办成现代金融企业，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组建中央汇金公司主导中国银行业重组上市，启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实施农村信用社体制。国有商业银行正是通过此次改革深化，再次获得活力，打下基础，准备将中国经济发展全面推进快速增长轨道。
2007年，会议决定继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成立中国外汇投资公司负责部分外汇储备运作，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加快债券市场发展，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自此，几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式完成重组改制，加快转变经营机制，以间接融资（传统商行信贷）为主的金融市场体系运转良好，取得初步成效，开启了近十年实体经济和金融业自身的高速发展期。直接融资（公司债、企业债、保险等）产品浮出水面，丰富了金融产品体系，多类型金融机构体系、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框架初见端倪。外汇储备也因外贸型经济快速发展而加速积累。
2012年，会议讨论十项金融改革议题，重在深化金融机构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加强金融监管，切实防范风险，提振资本市场（股市）信心等。本次会议后，金融业逐步形成混业经营、高度竞争局面，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推动下，行业发展和创新速度超出想象，为后来出现的金融乱象埋下伏笔。
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国际金融市场乃至国内经济环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互联网初创企业和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公司成为新一代资本运作的主体。与此同时，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发展也慢慢步入深水区，煤炭钢铁等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企业利润难以支撑正常运营，开始逐步去产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互联网技术的引进，使我国金融业飞速进化，网上银行、互联网券商、余额宝和微信支付等各种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不断推陈出新，金融交易结构愈发复杂，分业金融监管体系之间的壁垒和间隙慢慢因信息的高频交互而渗透联通；在逐步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银行间市场及房地产等领域，投资规模和资产价格不断攀升，资本逐利的本性又将投资杠杆率逐步推高，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通道业务井喷式发展，这些都给传统金融分业监管体系带来巨大挑战和监管成本。
从各金融业态来看，每个行业都是应运而生，为当时特定产业的孵化、发展和成熟提供了必要支持，不论是金融业还是实体产业都实现了高速发展。但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缺乏自身约束和监督、全方位金融监管缺失、分业监管协调执行不到位，过快增长的金融业逐渐成为潜在风险聚集的区域。
首先，商业银行。传统银行业遇到发展瓶颈，受制于分业监管框架约束，商行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不足，盈利能力受到影响。为绕过表内资本约束、进一步追逐房地产高投资回报，商行快速扩张表外业务、通道业务，不断提高房地产贷款在商行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在房地产高投资回报推动下，市场资金成本不断提高，直接影响了向实体经济的贷款支持。金融过度集中在房地产业，长期看并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短期的盈利背后隐藏着长期的经营风险，表内表外高杠杆的使用也使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扭曲，风险隐患聚集。
第二，证券基金业。资本市场的建立，是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产品灵活多样、投资人参与程度高等特点，吸引了大批社会资本流入，先后为国有商业银行改制重组上市、优质国有及民营企业上市、中小企业、创业公司上市及再融资提供直接融资支持，助力经济发展。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证券基金业也迎来了蓬勃发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证券基金业的市场监管理念仍停留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90年代初期，金融监管及从业人员赴美对西方资本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参观学习，回国后搭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雏形和监管框架。但在中国证券市场中，投资主体不够成熟、散户数量远大于成熟机构投资者、监管信息相对滞后、市场引导宣传缺位，证券业监管和自身调节机制不够健全，已无力为证券市场护航，于是在某些敏感时期，市场情绪脆弱，风吹草动就引发了一些不正常的起伏，为后续市场长期稳定带来一定不利影响。
随着证券市场渠道开放，高盈利产品不断出现，银行资金开始通过各种通道流入，与证券市场互相融合。二者融合度高、同质性大，给分业监管增加监管成本和难度。经济平稳和上行周期，在公司债、企业债等债券市场加高杠杆，可以明显提升固定收益产品收益率，但在经济下行周期，高杠杆就意味着高风险，证券业持续高企的杠杆率显著增加了风险隐患。
第三，保险业。随着全民保险意识的加强，保险业得以长足发展，保险金快速积累。但在面对多品种投资产品时，保险投资管理人在保险金的使用上急功近利，将本应以长期、安全、流动、盈利为投资目标的保险资金投入到高风险高收益的股权风险投资中，甚至以高杠杆参与证券市场资本运作。保险资金对房地产的热衷也助力推高了地产泡沫，一向低调的保险业也默默提高了风险水平。
第四，非银金融机构。主要是信托和租赁公司，为多层次金融市场提供了更丰富的金融产品，特别是满足了房地产融资需求，为各路资金流入房地产提供了通道便利。但信托和租赁业经营粗放、管理规范不到位，资金成本整体较高，缺乏对往来资金的实质性管理和监控，其风险亦不容忽视。
第五，新兴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技术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例如手机银行APP、余额宝、支付宝等产品为生活提供了快捷和便利，创新了金融服务模式，改善了客户金融服务体验。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发展与管理不同步，监管不到位，非法集资、鱼目混珠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一段时期互联网金融乱象。
因此, 2012年以来金融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凸显，金融业得以快速发展，但在发展中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在各金融领域中存在风险隐患累积，给金融业长期健康发展带来潜在危机，长期来看亦不利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为及时厘清金融乱象、化解潜在风险隐患、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发展，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安排与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主席提出金融业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还要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为今后五年的金融工作定下基调。
第一，金融监管走向统一。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稳会”），突出功能监管、行为监管、责任追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统筹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增强监管协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在金稳会的指导下，金融业的发展将与经济发展高度吻合并得到加强，有益于提高一行三会的协调功能，增强政策的贯彻执行和统一监管力度。金稳会的设立，是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正式进入混业监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将产生深远影响。在金稳会指导下，金融业将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继续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
第二，突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的本源是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国民经济发展。本次会议明确的服务实体经济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注重供给侧的存量重组；发展直接融资；改善间接融资结构；促进保险业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功能；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及促进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等。
直接融资被置于重要位置。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仍将发挥更完备的融资功能，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效率，降低企业杠杆率，还可提升企业规范经营的自我约束机制。特别是未来几年，新型经济和产业的孕育和发展更需要直接融资的大力推动和支持，真正打造我国高端技术制造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专业实力。
改善间接融资结构，走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重的发展道路。商业银行要从粗放型、资产扩张型走向精细化、内涵式发展。大型商行、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之间应坚守各自特长，通过客户分层、产品分层和服务分层，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避免盲目价格竞争，走出一味追求高杠杆、高收益的误区，切实将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深刻理解回归本源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内涵。金融业要紧扣国家战略经济发展命脉，在资源的配置上要有长远战略眼光，服从大局，服务大众。金融发展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共生的，服务是创造价值之本，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要了解自己的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要建立自己的服务经营模式，培养精准服务意识，切实服务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便利，降低融资成本，顺势利导，护助中国经济平稳度过转型困难时期，早日进入经济发展新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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