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看了几遍他传来的有关资料，一位研究美国宗教问题的专家7月1日在自己组织的反恐研讨会总结发言中将治理黑罩袍与形式主义划等号。对于这种观点，笔者的第一反应是惊讶。本人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观点，是在2011年国家反恐办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学术界研究反恐问题的专家、国家反恐办负责人以及包括新疆在内的全国反恐部门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有一位学者在发言时说，新疆南疆地区一些乡镇的官员采取强制性措施，不允许妇女穿黑罩袍、男子留大胡须，这是侵犯公民个人自由，希望有关部门制止。
当时研讨会是由中国社科院一位具有新疆工作背景的学者主持，他并没有安排与会官员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调整会议日程，安排一个研究伊斯兰问题的学者，就具有伊斯兰教显著特征的服饰、建筑标识进行解读，非常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位学者指出，黑色蒙面罩袍的寓意是我们还生活在异教徒统治的世界之中。宗教极端势力利用人们对宗教的朴素情感，散布言论称女性是否穿着这类服饰是区别穆斯林是否虔诚的标志，以此强化宗教意识，煽动宗教狂热，渗透宗教极端思想。
在“伊斯兰国”等极端宗教势力已将打黑旗、穿黑袍、戴黑面纱作为其组织象征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穿蒙面黑罩袍理解为信仰伊斯兰教妇女的个人行为。有的学者曾指出，宗教极端势力在新疆所采取的一个成功策略就是微观渗透，从细小方面逐渐改变人们的思想。如果对这种小问题不重视，导致其坐大成势，再去管理就会很困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长肖开提·依明曾经指出：“蒙面罩袍不是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也不是穆斯林或者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服装，它是地地道道的一个极端的服饰。穿这个服饰的背后多少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新疆各界人士对此高度警觉，从网上我们可以随手搜到许多相关的言论。如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迪丽娜尔·阿不都拉说，当前在新疆有些地方，宗教极端分子要求妇女穿黑色罩袍，宣传老百姓不许唱歌跳舞，甚至婚礼上也不许唱歌跳舞，这是对维吾尔传统文化的极大损害。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维吾尔族律师尼加提曾经接手过一个匪夷所思的案件，年轻的嫌疑人因为胡子问题就要跟别人拼命。“根据被灌输的极端主义理论，胡子是他的尊严、他的一切，如果胡子没有了，他就失去了一切。”尼加提说，“我到现在也无法理解。就是给我发工资让我留胡子，我也不会留胡子，因为我不喜欢。”
新疆地方政府顺应群众的呼声，将治理蒙面黑罩袍作为去极端化的一个突破口。尽管遭遇了不小的阻力，但新疆地方党政机关特别是基层党政干部仍将清理蒙面黑罩袍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打了一套组合拳。从南疆反恐一线党政干部的自觉行动到全疆各地党政干部的主动作为，从党政主要领导到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著名的专家学者、社会有影响的人士、普通群众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从基层政府发公告禁止到自治区政府出台地方法规文件做出明确规定，新疆坚定地走在治理蒙面黑罩袍的正确道路上。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有：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仪容、服饰、标志、标识等，渲染宗教狂热，传递宗教极端思想”；自2015年2月1日起施行的《乌鲁木齐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规定》，使乌鲁木齐成为国内首个立法禁止蒙面罩袍的城市，显示了战斗在反恐第一线的党政干部的政治定力、政治勇气、责任担当和反恐的坚定决心；以及自2017年4月1日起实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明确禁止“自己或强迫他人穿戴蒙面罩袍、佩戴极端化标志的”行为。
新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治理黑罩袍进行了论述。综合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与蒙面罩袍无关。维吾尔族服饰式样清晰、纹饰多样、色彩鲜明、图案古朴，不仅折射着伊斯兰传统文明，又具有鲜明的本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了维吾尔文化的深厚历史积淀。蒙面罩袍完全是外来的文化入侵，对维吾尔世俗社会和传统文化造成威胁。
二是宗教极端势力将让妇女穿蒙面黑罩袍作为他们渗透新疆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或者说是在新疆搞渗透活动的一个支点。穿着蒙面罩袍表面上看是个人权利，但究其现象背后有宗教极端势力在鼓动。当穿蒙面罩袍的妇女走出家门时，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她们所穿的服饰成了移动的极端宗教势力符号。裹挟着的是宗教极端思想，更是滋生极端暴力恐怖事件发生的温床。
三是穿戴蒙面罩袍使女性生产、生活不方便，并把女性隔离于主流社会以外，严重侵害了女性的权益。
这三个理由，应该能够充分证明治理黑罩袍不是形式主义，更不是自欺欺人、害人害己。
放眼世界，许多国家都不提倡或禁止穿戴蒙面罩袍。在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地区，如埃及、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叙利亚等国家均不鼓励女性穿蒙面罩袍。土耳其对蓄大胡须者课重税，土耳其国立大学明确禁止穆斯林学生在上课期间和大学校舍里穿戴伊斯兰面纱。土耳其亚洲战略基金会副主席、马尔马拉大学教授海特博士说：“土耳其是个世俗社会，是个文明社会，是开放的不守旧的，怎么可能有黑纱蒙面、黑袍加身那些愚昧落后低俗的东西。” 2015年12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各国领导人会议决定在整个西非地区禁止穿着覆盖全身的蒙面罩袍，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主席凯德·德西雷说：“禁止穿着不能确定个人身份的衣服，措施必须到位，国家应该根据本国情况强制禁止。”中亚国家大多也采取不同方式对穿戴蒙面罩袍的行为予以限制。2011年3月，哈萨克斯坦西部省份阿特劳州的一所大学，曾因拒绝一名身着阿拉伯黑罩袍的女性进入大学校园引发全国激烈的论辩。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明确表态：“我坚决反对哈萨克斯坦妇女穿着阿拉伯黑罩袍。”“哈萨克斯坦妇女穿上黑罩袍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因为自身是穆斯林就回到中世纪，我们支持穆斯林的未来，但我们有自己的方式。”哈萨克斯坦最高宗教首领也持有相同的立场。在欧洲，法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家，都先后出台了相应的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罩袍。荷兰内阁部长们一致认为，蒙面罩袍妨碍女性融入荷兰的现代开放社会，立法禁止体现文明进步。2010年，丹麦总理明确表明立场：丹麦社会绝不容许蒙面罩袍这样的服装。“它们所标志的妇女形象有损人的尊严，我们完全反对。在丹麦社会中，我们抵制穿戴这种服装的行为。”
法国的穆斯林人口超过10%，在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罩袍方面走在西方国家的前列。2004年，法国通过了《反对明显宗教标志的法律》，也称《世俗法》，其中明确规定，面纱和宗教性的帽子等在教室不容许出现或穿戴。2010年，法国作为欧洲最大穆斯林群体国家先后颁布《头巾禁令》《禁止在公共场所遮掩面部法》，明确规定“任何人在公共场所遮掩面部都是违法的行为”，违反者将罚款150欧元，并强制学习；胁迫或诱使妇女穿戴蒙面罩袍，将被判处1年监禁和1.5万欧元的罚款；强迫未成年女性，监禁和处罚加重一倍。这项规定也同样适用于外国游客。这一禁令得到民众支持，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说:“在我们国家，我们不能容忍女性成为幕后的俘虏，与所有社会生活隔绝，被剥夺所有的个性。罩袍并非一个宗教标志，而是一种奴性标志，一种贬低人的标志――我想庄严地表态，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土地上，它不受欢迎。”
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法国女公民向法院提出了申诉，认为该项法律导致其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受到限制。在历经国内法院诉讼后，申诉人向欧洲人权公约提起申诉，指控法国侵犯了她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９条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法国政府认为，立法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需要对个人身份进行识别；保护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确保开放和民主社会中最低价值的尊重。佩戴蒙面服饰是拒绝共和国价值的表现，与共同生活的价值不符；它不仅涉及受此方式约束的人的个人尊严，而且还涉及与之在同一场合的他人的尊严；仅仅要求女性佩戴蒙面服饰，违背人性尊严和男女平等原则。面罩和罩袍是压制妇女地位的象征，把妇女当成“掩盖物下的囚犯”，是对妇女尊严的侮辱。欧洲人权法院最后判定法国政府胜诉。
西方研究社会问题特别是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对利用服饰之类的象征性符号进行身份认同和社会动员的机制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美国学者西德尼·塔罗在《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从俄国共产党人简单的束腰军装，到意大利法西斯高官身上的闪光饰品，再到印度民族主义者简单的咔叽布衣服和拉美游击战士肮脏的胡子，每场现代社会运动都努力采用象征主义动员手段。”“在社会运动的象征政治中存在着一个悖论：既要发展有活力的象征符号，使之产生新的身份认同，从而引起变革；又要为扎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者提供他们熟悉的象征符号。”“宗教……成为一个不断出现的社会运动构造源泉。它为运动领导者提供了一套他们可以获得和借用的现成符号、仪式和团结。”当我们用这些基本的结论来对照分析目前在我国信仰伊斯兰教地区出现的黑罩袍、大胡子等现象，就不得不佩服西方学者研究这个问题的程度之深入，不得不叹息中国有些学者对相关问题理解之肤浅，也不得不由衷地为新疆地方政府点赞。
我们把目光重新聚焦新疆，当地治理黑罩袍已取得可喜成效。今年的6月26日是穆斯林群众的“开斋节”。有一个网站收集了各地穆斯林群众庆祝开斋节的照片。新疆喀什街头，美丽的姑娘载歌载舞，大家由衷地送上深深的祝福：当石榴红了的时候，石榴籽会抱得更紧！然而，同样是穆斯林群众的节日，有些地方的过节氛围却有点不太一样，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去极端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假如仅仅靠新疆一个地区单独行动，其他地区给新疆带来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其效果也有可能反复。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首先改变目前新疆单兵突进的模式，推动穆斯林群众比较集中的地区，采取地方立法的形式，在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中央政府也应该利用修订《宗教事务条例》的有利时机，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仪容、服饰、标志、标识等渲染宗教狂热，传递宗教极端思想的内容纳入其中，为各地立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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