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的一位老朋友，一位可敬、可亲、可爱的老人。
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加利先生去世了，消息是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告诉我的。她要立即赶往埃及出席葬礼，而我们在巴黎的会面也不得不因此延期了。我来到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七层加利先生的办公室，大门紧闭着。楼外刮着早春的寒风，天空中飘散着雪花。我陷入了对加利老先生的怀念和追思之中——那位慈祥、幽默、倔强的老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的七层只有两套办公室，一套是大会主席及其助理的办公场所，另一套则是留给加利先生的。他在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后，选择了教科文组织作为他的永久办公地点。就这样，我在任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的两年间，与加利先生成了一墙之隔的好“邻居”。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形。那天，我的助理突然告诉我，加利先生得知中国人担任了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非常高兴，一定要会一会我这位“新邻居”。这当然也是我期盼已久的。按照中国礼节，理应由我登门拜访他，但却被他拒绝，他要亲自过来。一位拄着手杖、腰背略弓的耄耋老者就这样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前，微笑着，用洪亮的声音与我打招呼“嘿！年轻人！（Hello, young generation！）”我赶忙起身迎接，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用真诚的眼神看着我说：“你相信么，没有哪个外国人会比我更乐于看到终于有中国人来担任一个如此重要的国际组织的大会主席了！中国今天的影响力已经非同凡响，世界是时候听听中国的声音了，这是第三世界的福音。”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作者【中】与加利先生【右一】亲切交谈）
在那次谈话中，加利先生告诫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中，客观公正、维护正义、坚持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谈话结束后，我搀扶着他回办公室，刚要穿过楼道中分隔两人办公室那道门时，他忽然停住了，露出孩子般的倔强：“你不要送我了，不要对我搞特殊。别看我腿脚不灵便，我的心可年轻着呢！”说着，他拿自己的手杖在地上画出了一条线，得意地说，“看，这就是你我的‘三八线’，这边算你的，那边是我的，现在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可以再跨进我的领土了。‘三八线’我还是去过的。”说完，老先生笑着自顾自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他的这般童真，让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望着先生的背影，我知道自己幸运地遇上了一位可以坦诚相见的长者、良师益友和好邻居。
（加利先生：别看我腿脚不灵便，我的心可年轻着呢！）
“近邻”相处也不总是风和日丽。2014年5月，加利先生领导的基金会在埃及召开教育与人权大会，他邀请我以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的身份参加。当时我以大会主席身份访问各国，都须得到联合国总部（纽约）的批准。考虑当时埃及政局不稳，在教科文总部秘书处的建议下，我最终没能出席。事后，我被他“请”到了办公室。我还未坐定，他就用手杖敲敲地板，严肃地问：“为什么不去？”我几次试图搪塞，他都看穿了我心思，一个个反问，问得我哑口无言。当时看到他生气的样子，我很担心我们的关系会受到影响。可今天看来，这次“事件”反让我和先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邻居、好朋友。
加利先生特别喜欢中国茶。他说这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茶更能帮助他消化的东西了，因此要我记得常常给他送一点。沏茶是他唯一允许我为他效力的事情，我也乐得能与先生烹茶论道。
（加利先生特别喜欢中国茶）
他说自己热爱中国人民，喜欢中国文化。的确如此，他对中国的观察与理解和对中国作用的重视与认同，在我所接触过的国际友人中并不多见。先生给我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感受，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令他感到震撼，那时他就认为中国应该自信地走自己的道路。
他还常常提起对邓小平先生的敬仰，并以未能亲见为终生憾事。每次与我见面，他都愿意讨论“改革开放”、“十八大”这样的中国“热词”，在谈话中对中国的巨大成就倍加赞赏。加利先生常说，中国和埃及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两国年轻人都应该从彼此的古老哲学中汲取智慧的养料。
他曾亲口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应邀给埃及外交部的青年外交官做讲座。演讲前，他向与会者提问：“在座有谁在学中文？请举手。”结果全场寂静，无人回应。见此情景，他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如果是这样，外交部可以关门了。”全场没有人敢说话。他继续补充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在法国，已经有50000人在学中文了。如果你连中文都不会，作为外交官，如何懂得跟一个在世界上如此重要的大国打交道？你如何听得到、听得懂他们的声音？”讲完故事，他恳切地请我帮助推动中国加大对埃及汉语教学的支持力度。我彼时发自内心地感慨，这是一位真正热爱中国、理解中国的老人，也是一位真正拥有远见卓识，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啊！
加利先生告诉我，他父亲是埃及前总理，他本人曾多年担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后又在联合国当秘书长。我想，正是政治世家的传承和他自己几十年的外交职业生涯，使他对许多全球化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
他特别重视文化的力量，曾不无诙谐地向我解释他为什么退休后选择来到教科文组织，“为政治斗争了一生之后，我发现文化才是最有力的武器。而且，到我这把年纪，也是时候留点时间给浪漫了，不是吗？”
加利先生曾将他写的两本书签名赠送给我,一本是《不屈不挠——美国与联合国的传奇》，另一本是《通往耶路撒冷的埃及之路》。书中透出对国际社会丛林法则的厌倦，和对文明共生与宗教和解的向往。他说，他是科普特人，宗教上属于东正教的一个分支，家族有自己的教堂，妻子则是虔诚的犹太教徒，而在他的祖国埃及，伊斯兰教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夫妇也有很多穆斯林朋友。因此，从情感上说，他比谁都更希望看到不同宗教、民族、文化能够实现和解，和平共生。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时发表了重要演讲，提出了新文明观的重要理念。加利先生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参加，但他显然关注了习主席的那次演讲。在我们之后的一次谈话中，他兴奋地对我说：“演讲太棒了！这是新的文明观，可能会是引领世界文明宗教和解的纲领性理念！”针对2015年国际上接连发生的一些冲突，他也曾忧心忡忡地说：“没有结束，还会出事的。不同文明不是本应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吗？世界应该是多彩、和平和相互尊重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加利先生是2015年1月。我要代表教科文组织在埃及参加阿拉伯地区高等教育改革会议。加利先生听说后，特意从巴黎飞回埃及，准备在开罗市中心的外交官俱乐部举行晚宴。他本不必这样做，只因他在上次“训斥”完我后，曾认真地说过“如果有一天你去埃及，我会亲自为你接风！在我祖国的领土上欢迎我热爱的中国人民！”
不巧的是，加利先生在埃及的家中不慎摔倒，情况严重。我听说后又着急又心疼，当即致电他的助理，希望取消晚宴，并允许我去医院探望先生。可是接下来几天，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晚宴当天，我在路上特意向埃及高教部副部长询问加利先生的身体情况，他说情况不容乐观，今天应该不会来了。到了外交官俱乐部，埃及人权委员会主席法耶克、教科文执行局主席阿米尔作为主人在门口迎接了我。欢笑，握手，拥抱，碰杯，热烈的气氛很快在宴会大厅弥漫开来。
突然，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两个彪形大汉抬着一个枯瘦的老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加利先生！他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提前出了医院！我几乎是跑到了他的面前，与他拥抱，他的脸是灰色的，双手冰凉。他撑起身子，用尽全身力气致完祝酒词，之后就坐在那里再没有说话。我悄悄问他身体如何，他只是有气无力地说“我累了，我累了……”听着让人揪心。
没过多久，护士来提醒他离开。起身的时候，他撑住我的肩膀努力地站起来，我赶忙借力将他搀起，他还是如我们初见时那样诙谐：“你看，是你的友谊，中国人民的友谊，给了我站立的力量。”他不让我送他，我只能眼含着泪水目送他离开。
（ 位于开罗市区的外交官俱乐部：作者【右一】与埃及人权委员会主席法耶克【左一】、加利【中】交流 ）
那是我最后一次与加利先生相见。从9月开始，我就再没有见到他来办公室了。我曾向他的助理打听，得知他去了海边度假，我还认为是先生的身体逐渐康复了，暗自赞叹他顽强的生命力。
出席加利先生葬礼后，博科娃总干事赶回巴黎与我见面。她告诉我，加利先生后来又跌倒过一次，两侧胯骨都摔坏了。他原计划到巴黎做手术，航班都安排好了，可惜未能成行便与世长辞。
听到这些，我耳边仿佛又响起加利先生的那一句“嘿！年轻人！”，这于先生是一种境界，而于我，则是一种责任。我深深地怀念这位可敬、可亲、可爱的“邻居”。
（2月18日，巴黎，UNESCO总部降半旗向加利先生志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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