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首届高峰论坛胜利落幕。这次峰会，以全球视野、中国智慧、中国担当，提出了解决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的中国方案，将逐渐凝聚为全球共识。太和智库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托斯登·耶里尼克博士与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欧洲学院欧中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作为大会特邀专家参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正式开启了全球资源再配置的伟大历史进程，举世瞩目，利在千秋。请看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苏克仁的全新解读。
世界就是资源，世间万物都是资源。对资源的使用，就是资源配置。无论是观察还是利用这个世界，都是在配置资源，即选择、取舍、分合、改变、重组、创造和消灭资源。
全世界的资源可以划分为两大块。一块叫做政府资源，一块叫做市场资源。以资源的眼光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句话就有了新的解读。或者说，这句话本身体现的就是一种资源配置观，是在思想、理念、方针范围内对资源的一种配置。这种观念，属于方法论层面的顶层资源配置。因为它超越于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之上，是对这两大资源构成的资源世界进行总配置。
这一顶层的资源配置，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吗？是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吗？从哲学的角度，可以说不是，也可以说是。
说“不是”，体现了这句话的超越性、顶层性、战略性、共识性和共同体性。政府和市场是命运共同体。从资源配置的视角去看，政府和市场又是“资源命运共同体”，其核心是人的命运共同体，人力资源的配置状况会左右或决定这个共同体命运的出路。政府中有市场，市场中有政府。政府资源中有市场资源，市场资源中有政府资源。，政府和市场达成了某种共识。
说“是”，则体现了这句话的融入性、底层性、战术性、差异性和不同体性。如同接地气的社会躯体，右脚踩在市场地基上，左脚踩在政府地基上。一会儿左脚用力大，一会儿右脚用力大，但站桩的时候双脚用力一般是平衡的。比如，当这句话是政府说的，即制定为全国资源配置的战略方针时，就是左脚用力大。就资源配置的功夫修炼而言，站桩是基本功。在平衡政府和市场两大资源的站桩基础上，用太和思维开展资源配置，时而左脚用力大，时而右脚用力大。一套拳下来，还得再回到站桩，养精蓄锐，准备下一套拳术的运动招式。假如站桩之后还能回到坐式，打打坐，则能提升到更高级的资源配置平衡态。打坐和站桩是静功、无为功、根本功、战略功，其余都是动功，有为功、枝叶功、战术功。无为功没有外在招式，就那么站着或者坐着，身心放松、了然于胸，廓然大空，姿势基本不动。有为功则相反，奇招迭出，妙趣横生。
功夫练到更高级别，站桩、坐式和动功是没有区别的，正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无不为而无为”。这时候，政府和市场打成一片了，融成了一体。“资源配置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市场起基础作用”，或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起决定作用”等等话语就没有必要说了。绵绵若存、得意忘言、团成一气、浑然一体，就是这种你我共生的太和状态。
说是一体，也不是一体。这是政府作用的巅峰状态，也即市场作用的巅峰状态，或者反过来说，这是市场的超强状态，也是政府的超强状态。所谓“超”，就是超越政府和市场的分界，甚至超越了强强联手的态势，进入了无远弗届的境地。这时候，政府和市场既不是同体，也不是异体；既不是共同体，也不是分立体，进入了“大同”境界。这是命运共同体的高级阶段，超越了同异之辨和求同存异的状态：和光同尘、美美与共、兼善天下，同时又卓尔不群、独善其身、得大自在。这时候，一切都是最佳配置，一切都是最好安排，万事如意，天下太和。因为创意无穷，所以资源无限，于是也就永久终结了有限资源争夺战以及与之相应的零和、负和博弈，经由正和博弈而转入了“太和博弈”的美妙境界。
在命运共同体的修炼中，超越异体的执著，超越零和、负和博弈，走向同体，实现正和博弈，是初级成果。在此基础上，超越同体的执著，实现太和博弈，是高级成果。比如，“小人同而不和”，就是对同体太执著了，趋炎附势、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君子和而不同”却是大同，可以特立独行、明察秋毫、滴水不漏，决不是“差不多先生”，而是一丝不苟、好上加好、精益求精，全力以赴追求完美世界。这个和便是“太和”，而不是和稀泥，不是强迫婚姻，不是势力范围，不是排他性的同盟。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全球资源配置的一个新机制，旨在提供不断丰富的全球治理公共产品。
说它“新”，是因为全球资源配置平台很多，层次不一，最大的当属联合国，或者是“联世国”体系，即联合国（联）、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所构成的体系。其他全球平台还包括G20、G7以及金砖国家等。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政府、机构、组织，包括任何企业，都可以独自构建某种全球资源配置平台，可以独自构建，也可以联合构建、发起构建、主导构建、参与构建、共商共建。
如果把“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实践视作总平台，那么这次峰会则是其子平台。总平台是战略平台，子平台是战术平台。战略平台配置战略资源，战术平台配置战术资源。但战略和战术也是相对的，一个层次的战略可以是另一个层次的战术，反之亦然。由于高层次与低层次会相互融入对方，展开太极图式的相互缠绕运动，形成相应的太极结构即命运共同体。因此，我们会发现，战术性的子平台也会具备不同程度的战略性，某些子平台有可能战略性特别大，是最有战略性的一种战术品。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涉及到了政府采购问题。政府采购是政府市场的一个基本含义，此外，“政府市场”还包括“政府生产”和“政府出售”。完整的市场有买卖双方，当政府作为买方的时候，政府采购所形成的政府市场，只是买方，是市场的一半。卖方，则由非政府担任。
反过来看，政府也是生产者、售卖者，也是卖方。即便一些业务并不直接收费，但却通过收税来实现了。所以，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之外，政府是公共产品的创造者、生产者、监管者、裁决者，在市场之中，又是市场的买方或卖方，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政府是一个完整的市场，不但进行政府采购，也进行生产和售卖。如何扮演这两种角色，既是艺术也是科学。《意见》作为“政府市场”如何更好运作的一个指导方针，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政府市场”这个词汇，却明确要求把市场引入政府运作，采用市场机制或市场方式甚至市场化的手段，来分别处理“政府配置不同类别的公共资源”问题，即如何分别处理“政府代表国家和全民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事业资源”的配置问题。而所谓把市场从政府外部“引入”政府，也可以说成是从政府内部激发出其固有的市场力量，让市场从政府“内生”出来。
《意见》要求：在政府生产销售公共产品即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过程中，使市场力量（机制／手段）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换句话说，在政府经济中，让政府力量多多通过市场间接配置公共资源，尽量减少政府直接配置公共资源，即尽量避免政府用行政手段配置公共资源。
其实，企业行政和政府行政有许多相通之处。如何定义政府，如何定义市场，如何定义企业，都不容易。如何定义资源，如何定义资源配置？也都不容易。从资源的视角看，作为资源配置者的政府和市场，本身都是资源。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范围内，所谓资源配置问题，实质就是如何用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来配置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也即资源如何自我配置的问题，其精髓体现了不同资源的相互打通力，即资源整体的自我打通力，巧妙打通自身任督二脉、奇经八脉、十二经脉等等。一带一路战略或一带一路平台的精髓就是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还有政（府）市（场）打通。
亚投行就是这样一个“通例”。亚投行是一个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但它是一家多国政府联办的金融企业，其入股资金都代表各自国家的主权。可以说是一个国有企业，但不是某国独资的国有企业，而是多国合资的国有企业。有时候人们担心：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时，中国的国企是不是不大方便？是不是会影响市场化运作？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正是出于这种担忧，本次峰会的联合公报特意强调了这样一个共识：把市场运作列入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原则的第四条，要求“充分认识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确保政府发挥适当作用，政府采购程序应开放、透明、非歧视”。这条原则自然也适用于亚投行这样一家多国合资的“政府间性质”的国企，但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亚投行用美元而不是人民币作为主要结算货币，工作语言为英语而非汉语，仅仅这两条就对中国政府或中国国有力量在亚投行中的作用构成了很大限制，打消了一部分人的疑虑，对中国未必不是好事，适时适当的限制未必不是一种解放，并不妨碍甚至有利于顺应市场的真实需求，量力而行地开展双边本币结算，也有利于汉语顺市场之势自然推广。实际上，《意见》对中国境内国企的种种要求和限制，也都是解放，和亚投行精神是内外呼应的。在发起、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平台的过程中，各国政府应该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这种决定性作用是不是“确保政府发挥适当作用”这句话的本意呢？值得探讨。
人们对国企的担忧有正反两方面。一方面，担心国企对民企（私企）拥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担心民企抗风险能力弱于国企，在战略性投资中难以像国企那样以国家主权信用托底，对抗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风险挑战。这种矛盾心理，突出表现为：好赚钱的时候希望国企或政府赶紧退场，不好赚钱的时候希望国企或政府冲锋在前。这种情况，甚至在号称最市场化的美国都是如此，比如2008年金融海啸时，美国曾举国家之力给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兜底。有人说政府承担着无限的责任，这可能指的是中国政府，但实际上，在最危机的关头，任何政府，包括最像有限政府的美国政府，都可能挺身而出，玩命担当起类似无限的责任。因为，性命攸关的危机是系统性的，处理不当就会动摇国本。这时候，“政府和市场（企业）是命运共同体”的判断，就比较容易得到认同。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但是等危机一过，日子一好，一家人又容易吵架了，甚至闹分家了。
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的大量区域，长期以来受战乱冲突、恐怖主义、分裂势力、族群对立、宗教矛盾、发展滞后等问题困扰，没有特别强大的国家主权力量托底，这个战略是难以落地的。即便像号称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面对这类风险也觉得力不从心。美国曾先于中国提出了所谓的“丝路战略”（1997）和“新丝路战略”（2011），因为种种原因却从未能落地生根，其中涉及的因素纷繁复杂，值得深思。
与此相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获得了超预期的初期成就，这和各国相信中国政府有强大的战略资源动员力、配置力、抗风险力、扶贫能力以及促进各国战略对接共赢的能力有关。战略对接是什么？就是各国战略资源的联姻配置，也称为战略凝聚，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战略凝聚力，是中国力量最核心的战略资源，堪称战略资源中的战略资源。通过这种人类大爱的自由婚配，各国将战略凝聚在一起，共商共建一个一带一路平台，一套全球性公共产品。世界上有些人，对中国的政府和国企力量，抱有矛盾的心理。中国政府也深知，国家托底的无限责任，也包含着极大的道德风险，所以才有一部《意见》的出台，专门指导如何引入市场力量来创新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方式，调整其公共资源配置的范围。
国家主权力量的强弱，并不一定与GDP的总量机械对应。美国的GDP高于中国，其作为主权核心力量的美元和军力也大大高于中国，但在两国竞赛中，中国战略却可以高于美国战略，使中国能够在许多重大单项指标（如GDP／货币／军力）均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有可能占据战略上的优势地位。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战略资源配置力的强弱。正如钱学森在《工程控制论》中得出的结论：即使一个系统的各个零部件不可靠，却可以组成（配置出）一个良好的可靠的系统。
于是我们要说——让政府在战略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在战术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换言之：政府决定战略资源配置，市场决定战术资源配置。
什么是战略资源？要看相对什么而言。
放眼一个国家，全国性的市场体系、市场机制或市场平台就是一种全国战略资源，这个平台上运营交易的各个地区平台、部门平台、行业平台以及各种企业、组织、机构、个人及其相应的资源，就是各种层次的全国战术资源。
放眼全球，全球性的市场平台就是一种全球战略资源，各国的各级政府和各国的各级市场平台则是不同层次的全球战术资源。对某个国家的中央政府而言，战略资源除了象《意见》那样分为国有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事业资源三类公共资源外，还可以分为内政外交的战略目标资源（如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价值观资源、民族精神资源、思维方式资源、基本制度体制资源、公共教育资源、公共研发资源、传统经典文化资源、基本建设资源（含基础设施）、基本保障资源（含扶贫）、领土资源（海陆空）、货币体系资源和武装力量资源等全国性公共资源，其中越是精神性的资源就越是具有战略性导向性和无限可开发性。在市场经济中，全国性公共资源可配置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平台。 由此可认为：政府配置市场，市场配置企业（交易型组织／机构／个人）。或者更进一步：配置市场（平台／资源）时政府起决定性作用，配置企业（资源）时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中国对全国乃至全球战略资源的强大配置力、动员力，除了体现在亚投行的发起、设立和运营之外，还体现在丝路基金的发起、设立和运营。
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是极富艺术感的一对组合：一个闷声发财，一个锣鼓喧天；一个轻骑飞驰，一个重兵布阵；一个百万军中直取首级，一个重重包围不战而胜；一个吾国乾纲独断，一个万邦共商大计。一个后发先至，一个先发后至；一个投资已达40亿美元，一个贷款合计17亿美金；一个阴柔，一个阳刚；一个草船借得十万箭，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
亚投行名声在外，万众瞩目，实际贷款虽然目前只是丝路基金投资的十分之四强，但其全球资源配置大平台地位是丝路基金乐得仰视和大借其势的。丝路基金可谓沉默是金，不知不觉中投资已超过亚投行项目贷款的2.35倍，在亚投行造势待建之时，丝路基金已经借其大势扬帆出海了。当各参与国都在盘算中国在亚投行的份额和投票权时，当人们担心亚投行是否会为各国利益难以平衡的议事决策程序所困时，丝路基金早已由中国政府独资注册开张，直接投资项目了。当然，初始设计的巧妙，还得靠日后的精心经营。两大机构的经营者，必须深得设计师的个中三昧，才会长期遥相呼应，左右逢源，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持续收获累累硕果。
丝路基金作为中国国有独资的投资公司，根据一带一路战略进程的需求，可以随时投资项目、增加资本金规模，比如最近又迅速增资一千亿人民币，说干就干，无需像亚投行那样经过复杂的多国协商投票决策程序。但假如没有亚投行造成的大势，丝路基金可借的势就会大幅减少，它的以一当十、一骑绝尘的风采也许就会荡然无存，甚至变成举目无亲的孤家寡人也说不定。同样，没有丝路基金的单刀直入庖丁解牛干净利落游刃有余，亚投行的大平台也会失去最直接最勇猛最迅捷最精到的“驰援”。二者应该是命运共同体。一个越是日进斗“金”，另一个就越是在“行”，反之亦然。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国有力量如何运用，确是一门艺术。国开行等国有银行近期提供数千亿人民币的专款用于一带一路战略，也是顺亚投行之势而为，借亚投行之力用力。在国有金融机构的后面，则紧随着大量的民企投资。
“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乱象丛生的国家，风险大，孔夫子劝弟子避开为好。至于孔夫子自己，则是“乱邦要居，危邦要入”，功夫层次完全不同。在充满各种巨大风险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国企身先士卒冲上前方，给民企探路一带一路，这是锤炼国家力量、推进国企改革的大风险决策，也是练习用政府力量撬动民间资源的杠杆运动。在这个四两拨千斤的杠杆运动中，国企一马当先，驱车前行，引导、鼓励、培训、扶植民间力量搭上国企的顺风车，以期推动民企在市场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那一天早日到来。那时候，国企就可以功遂身退，进入下一波巨大风险事业的探路工作。当今之世，有如此胆量的恐怕也只有中国了。
光有胆量当然远远不够。本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和最高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了如此智慧仁慈的目标，一带一路战略就不只是胆量，更是一种胆识。经过中国的大力倡导和迎接风险的率先实践，联合国也欢迎一带一路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了。
在全球共商共建中逐步实现车同轨，书同文，量同衡，历同时，货同币，行同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命运与共，世界大同――一种崭新的全球化就这样朝人们走来，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球资源配置的方式正在出现巨变，世界市场经济从初级阶段走向较高阶段的历史拐点正在形成。纵观历史，资本主义并没有穷尽市场经济。相反，现在人们发现，资本主义对市场潜力的开发实在是太初级了。一种更加高级、更具全球公共性，同时又更能张扬国家个性、民族个性、组织个性和个人个性的资源配置市场的探索和开发，已经进入人类的视野了。在这样一个划时代历程中，必将锻造出这样一种无限丰富的国民个性――在这种国民中，整个人类、整个地球、整个宇宙的力量，都不再是外力，而完完全全成了本国人民源源不绝的内生力量。其奥妙，就在于把本国的梦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愿融为一体。中国梦如此，南非梦如此，美国梦如此，尼泊尔梦也是如此。
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没有风险，就没有事业。没有巨大风险，就没有伟大事业。没有史无前例的风险，就没有前无古人的大国崛起。没有全面深刻突破国界和物种边界的地球系统危机，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
这个世界要变了，我们正在推动她。一种把各国梦想凝聚为世界市场核心力量的新版全球化已经出发，我们正在推动她。世界大同正在走来，我们应当拥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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