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问世间，十年磨一剑。以2017年9月《厦门宣言》为标志，金砖国家收获了第一个十年定位、定向、定框架和试运行的初期硕果，开启了金砖之道第二个十年的金色征程。
全球格局：金砖国家作为引领世界的全新力量，以亚洲牵引，凝聚全球力量
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龙头集团，代表着亚欧美非四大洲的新兴力量，从最初取名BRIC到扩容为BRICS，从号称金砖四国到改称金砖国家(金砖五国)，其全球格局和发展态势，从名称变迁和地理分布上已经得到充分展现。中国和印度是纯亚洲国家，人口分列世界前两位，俄罗斯半个身子在亚洲且战略日益“向东看”，其亚洲份量会越来越重，东方色彩会越来越浓。可以说，金砖国家是在全球市场重心日益东移的某个节点，从这个星球的几片热土伸出五根金手指，握成的一个拳头，其握拳出手的主要发力点来自亚洲这个重心。虽然目前这个拳头还握得不够紧，但作为引领世界的全新力量，金砖国家从创始之日起，就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姿态，加速推动着全球力量向亚洲大集结，向东方大转移，然后再回馈全球。
这是全球战略资源重新配置的基本走向和集散回路，配置密码就是金砖国家合作之道。说是密码，也可说是开源代码，并无任何秘密可言。之所以称为密码，是因为未经训练即便开源代码也是读不懂的，或者不容易彻底理解，尤其不容易心领神会。不能心领神会，就不能步入知行合一的化境。
名称，就是一种码。一个名称是不是密码，需要具体分析，还要看如何定义密码。“金砖国家”就是一个名称，它是不是密码？按照一种定义，应该不是密码；按照另外的定义，却可能是密码；还可能既是密码又非密码；还有一种可能，一个名称本来不是密码却可以当作密码使用。同一个名称可以有多种用法。不同用法体现对同一名称的不同理解，不同态度，不同处理。比如对“金砖四国”或“金砖国家”的名称，在理解和用法上不会人人全同，即便四国或五国本身也会有理解或用法上的差异。
平等伙伴：金砖国家无论是对待西方还是内部之间都追求更为平等
迄今为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了九次，每次都发表了一份纲领性的共识文件，前两次称为“联合声明”，后七次称为“宣言”。作为共识文件，表达的自然是共识。这应当没什么问题。不过，即便是共识文件，仍然会表达差异，表达非共识的内容。这时候，有可能各方已就“表达各方不同立场不同观点”达成了共识，也即就“表达非共识”达成了共识，比如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就是一例。但是，在存在轮值主席国的情况下，还有一种可能，即某些差异虽然不是共识，但表达在一个共识文件中也无关紧要，可以被他国默许。金砖会晤发表的九份共识文件就存在这种情况。巴俄印南四国主办会唔时，发表的共识文件中五国的排序均采用通行的BRICS（巴俄印中南）排序，唯有中国主办时采用CBRIS（中巴俄印南）排序。这种理解和使用上的不同所体现的差异是微妙的，是中国与其他四国的差异。
这个细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砖国家的一个特点，即：相对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而言，金砖国家追求更为平等。平等是相对的。金砖国家并不是要用自己的平等去反对西方的不平等，并不是站在西方的对立面用平等的金砖对抗不平等的西方。金砖国家是希望通过自己和外界包括西方的共同努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为”平等、“更为”公正合理。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一种平等、对话、协商、合作、改革、创新、共赢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寻求对抗、破坏、你死我活、你输我赢。与此同时，在金砖国家之间，也同样追求一种“更为”平等的国际关系，一种平等伙伴关系，而不是老大管着老二老三等等的西式同盟关系。金砖国家在对待五国内部关系上，天生怀有对西式集团内部关系的一种警惕。这样，平等、协商、共识、同行就成了不二选择，其趋势就是结成越来越紧密的金砖命运共同体，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大目标迈进。这是一种全新的平等，跟西式平等大大不同，但也肯定会吸收西式平等的诸多精华，并且经历长久的探索、历炼、打磨和更新，变得日益丰富起来。
这也是金砖国家定向之道。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上所说——“金砖合作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关键在于找准了合作之道。这就是互尊互助，携手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经济、政治、人文合作；倡导国际公平正义，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衷共济，共同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合作共赢：南北合作是主渠道，南南合作是补充而非替代
金砖国家作为南方国家即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力，虽然突出推动南南合作，但对当今世界有着清醒认识。在2015年7月的《乌法宣言》中，金砖国家共同承诺“将进一步强化并支持南南合作，强调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南北合作仍然是国际合作的主渠道”。同年9月，习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主持联合国南南合作圆桌会议，上述共识得到联合国层面认同，并通过会议新闻公报予以确认。
南方国家认可南北合作的主渠道地位，就是南方高度认可北方的地位，高度认可北方或西方体系的历史必然性、重大现实性、合理合法性。当南方国家不断要求北方或西方国家加紧改革其主导的现有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称“假如再不抓紧改革就会丧失其合法性”甚至“将面临出局的风险”(2010年《“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联合声明》)时，就已经意味着认可西方体系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合法地位。正如2014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福塔莱萨宣言》中所说:“基于以往国际力量格局形成的全球治理架构逐渐失去其合法性与有效性”，就相当冷静清醒，客观公正，是南方国家跳出其南方角色而站在全球利益和人类立场发声。因为所谓“以往国际力量”，是不仅包含北方，也包含南方，不仅包含西方，也包含东方。而所谓“逐渐失去”，也意味着“曾经拥有”并“仍然部分拥有”。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北方西方对南方东方往往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但南方一味指责北方，东方一味指责西方，也是不必要的，不是完全公正合理的。更正确的态度，应当如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所说——“遇到了困难，不要埋怨自己，不要指责他人，不要放弃信心，不要逃避责任。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让我们拿出信心，采取行动，携手向着未来前进。”
这是一种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态度，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一种强大成熟的南方气度，一种充满自信的东方风范。而当数百年的西方强者开始不断埋三怨四时，南北关系的大调整大换位就已经开始了。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转折。
和而不同：金砖体系高度认同身体力行西方体制，西方却是世界西化的最大反对者
平等既是一种价值观，更是一种行动。考察金砖国家所追求的新式平等，就和考察西方集团的平等一样，既要看说了什么，更要看做了什么。生活一直在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人们说的和做的往往不一致，而且这种种的言行不一却不一定是撒谎。行动往往会把话语具体化，在不断行动中，不断具体化平等一词，不断深入发现平等一词使用的本意、真意，不断修正丰富对平等最初的理解。这个过程是一种历炼，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能做到高度言行一致，从而产生高度自信和较高信用，也更容易令人信任。
金砖国家应该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中国在金砖国家乃至整个人类世界中，也应当追求这样一种境界。这是一种“手握幸福密钥”的自在境界，自得状态。如果担心这种境界与西方的“自由”相混淆，那就不妨称之为“自在”好了。这样，东方人的得大自在和西方人的个人自由，就比较好区分了。在清晰区分的情况下加强沟通和融会转化，就比较方便了。平等一词也是如此，即便字面上使用同一个词，东西方或南北方也会有微妙的差别。所谓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之间是指最约定俗成的对译词，其典范之一体现在外交外贸场合不同语种的各国协议、条约、合同、共同声明和共同宣言等等的对译中。可见，所谓同一个词，难免蕴含了不同的词。词的共同体，就和任何共同体一样，总是差别万千、歧义丛生或者异彩纷呈的。如何处理同异关系，就成了一切共同体乃至一切组织、一切国际关系的关键抓手。
金砖国家作为一种新型共同体正在初创时期，其鲜明特色之一就是在各种场合都提倡平等。一方面寻求与西方北方的平等，一方面寻求金砖各国彼此的平等。从整体架构看，金砖国家体系与传统国际体系相对应的机构，一是七国集团，一是联世国(联合国体系)。其间的异同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表面看，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对应度最高。一个是守成七强的集团，代表西方北方；一个是新兴五国，代表东方南方。但金砖国家和联世国的对应度更高。联世国是指联合国体系，由联合国(联)、世界贸易组织(世)、世界银行(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构成。这是已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总架构，包括政治、贸易和金融三大全球治理功能。与此对应，金砖国家体系拥有具备政治功能雏型的金砖国家(金)、具备金融功能的新开发银行(银)和应急储备安排(储)，以及在设计筹划中具备贸易功能的金砖国家自贸区，几乎和联世国形成一一对应的全球治理互补格局雏型，而七国集团和联世国则不具备这种互补对应性。
简单起见，我们暂且忽略金砖国家自贸区 (既然它尚未创建所以连全称都没有)，而把整个金砖国家体系简称为金银储，就可以发现金银储与其说对应着七国集团，不如说更对应着联世国。另外，还有一个极大的佐证，就是在对待联合国的态度上，七国集团远远不如金砖国家那么热情，那么具有建设性，那么大力维护、积极参与、持续建言、谋求改革。迄今为止，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所发表的九份联合声明或宣言，都一直不遗余力反复重申这一鲜明立场。本来，联合国的创建和运行一直是由西方主导，七国集团尤其是美国素来都是其中主力，里面充满着西式全球治理的理念，如平等、自由和民主，虽然也不乏东方南方精神的融入。然而奇怪的是，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联合国的态度越来越消极，甚至连“退出联合国”、退出“联世国某机构(如人权组织、世贸组织)”的西式威胁也时有所闻。
这是全球治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说好的规则制定权呢？说好的话语权呢？这一切的西方秘诀、无上神咒，怎么忽然一概不灵了呢？自开的药方，怎么最后反倒把自己吃出病来了呢？与西方全球治理这种全面衰退相伴的，还有西方国家内政治理的全面衰退。二者互为因果，相互纠结，但内政治理衰退是根本所在。这个根本，需要一种历史性的宏大总结，但简单说来就是：成也民主，败也民主；成也自由，败也自由；成也平等，败也平等。西式的自由民主平等，已经走到了不能自我驾驭的地步，已经不能或者越来越难以从西式自由民主平等中获得了。西式自由民主平等，成了西式自由民主平等本身的最大敌人。于是，在越来越多西方人终于发现西方价值和体制不适合向世界推行后，接着将发现西方价值和体制在西方本身也难以为继了。这样，随着西式价值的普世性逐渐丧失，其在西方各国本身的例外性也正在消散，其中以“美国普世论”和“美国例外论”最为典型。正如亨廷顿等发现，在美国已经快要找不到美国了。“谁是美国人？！”这是西方世界最有代表性的时代之问。找不到自我的时候，自由在哪里呢？平等和民主又在哪里呢？
与此相反，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南方东方，对西方北方的态度却好得多。除了就“南北合作是主渠道而南南合作是补充而非替代”达成共识外，金砖国家有四国内政大体属于西方体制，唯独中国特立独行，实行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国两制”，在自身一国范围内对于资本主义一直是十分珍视、百般呵护、倾力支持、精心引导。所以说，把金砖国家与西方体系绝然划开，是不合实情的，金砖国家对西方价值和体制是高度认同并多有身体力行的。
奇妙的是，金砖国家对西方价值和体制如果过分认同并付诸行动，反而更引起西方主流国家的高度担心和警觉。这种担心和警觉，至少来自两大根源，一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崛起并主导世界的过程中消耗和破坏了过多的自然资源，二是与此同时他们也通过野蛮殖民和灭绝人性的战争，奴役、侵占、霸占、破坏了大量人类人文社会资源，残害了许多生命，灭绝了诸多种族和文明，分裂颠覆了不少国家。这两大劣迹是否决定了西方价值和体制不具备普世性，不具备可持续性，或者将要失去其某种普世性和历史合理性合法性，是无需南方东方国家多说，无需金砖国家判定的。因为西方某些势力对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近乎神经质的恐惧，虽然有军工集团故意夸大中国威胁以制造敌人、争取军费的利益集团盘算，却也反映了殖民起家的发达国家某些人深层的犯罪意识，“罪人眼中无好人”的海盗情结，已经无可置疑地说明:对“新兴国家西方化”最担心最反对的，不是新兴国家，不是金砖国家，尤其不是中国，而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当今世界，唯有西方才是世界西化最强有力的反对者。最恐惧中国效法西方崛起之道的，恰恰是西方崛起之道的代表——西方大国。对“西方价值普世论”最恐慌的正是西方列强本身。而新兴的金砖五国，恰恰是很善于向西方学习的。
研究一下金砖国家的初创史，就会发现这一点。比方说，前文已经指出，金银储的架构，多方面效法了联世国；金砖国家在一切重大国际场合总是念念不忘重申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不断重申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这里面的潜台词实际是——西方大国虽然主导了联合国的创立和多年运转，但他们对自己的这份功业和遗产，却越来越难以欣赏难以享用，越来越成为包袱，甚至鸡肋，扔掉可惜，留下难咽，以至时常撇开联合国自行其事，搞单边行动，而联合国对此也无可奈何，这实质上是西方大国在践踏自己主导创建的国际法制，自毁信用，“自由地”拿自己的“自由(法制/体制/制度/价值)”没有办法。
和气纡困：“储”求稳定，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A)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补充，彰显金砖命运共同体战略互信
留意金银储的运行，就会发现五国学习和坚守着联世国许多方面。应急储备安排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作为IMF在金砖体系的对应者，在实际运行中，为保证金砖各国在国际收支困难或行将陷入困境而相互借款时的信用，竟在《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第五条第三款和第四款明文规定:最大借款额与IMF贷款挂钩的部分占70%，脱钩部分只占30%，而且必须借入美元、还回美元。这意味着五国认同:第一、美元优于金砖各国的货币；第二、IMF的信用(贷款条件/贷款政策)大大高于CRA的信用，其比例大体是七比三，即IMF的信用是七，CRA的信用是三。就是说，假如五国中的某国在CRA最多能借10美元，那么该国除了满足CRA的特有条件外，假如有证据表明该国在IMF有良好的借款还款信用(即符合IMF的借款条件)，则该国可在CRA借7美元；假如只符合CRA特有的借款条件，则该国在CRA只能借3美元。当然这只是大致区分，因为即使在CRA的特有借款条件(CRA协议第十四条)中，也包含了IMF借款条件的部分内容(CRA协议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五项)。所以，在CRA体系制定者眼中，IMF的信用实际上不止七，而CRA的信用其实不足三。此外，CRA在成员国发生协议范围内的争议经理事会调解无效时，则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这都是以西方主导的价值和体制为基础，CRA的确只是个补充。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多。主要原因应该是五国互信尚未达到足够程度，导致CRA不像IMF对外是可独立签约的国际法人机构，对内有各成员国实缴的股本金，CRA各成员国的“应急储备金”只是一种出资承诺，而非实缴。这无疑会大大延缓CRA机制的应急速度。由此可见，不少人认为CRA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不是毫无道理。CRA的创建借鉴了清迈协议，而清迈协议作为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自救的产物，其创建原因正是由于既有的国际机构即IMF在处理这类危机时十分迟缓、软弱无力。但在实际运行中，清迈协议却难以落地，其实际效能很难说比IMF强，甚至远比IMF弱，所以至今从未启用，也无人敢用。2007年美国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韩国情急之中还是避开了清迈协议，单独与中国洽谈新的双边救助协议。清迈协议为什么尘封十几年无人敢用？最大原因同样是成员国互信不够。为什么互信不够？一是实力不够，二是经验不足。清迈协议如此，借鉴了清迈协议的CRA也有同忧。这说明，金砖国家多次宣称“南北合作是国际合作主渠道而南南合作只是南北合作的补充而非替代”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外交辞令和策略用语，而是真金白银，掷地有声。不过，假如据此就认定CRA只具有象征意义，那就未免太短视了。因为，实力是可以增长的，经验是可以积累的，互信是可以增加的，新兴国家是大有希望的，金砖国家的战略远见、战略自信、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是十分重要的。说这是一块里程碑，不但毫不为过，还十分贴切。它的里程计数是零公里，但一切伟大长征的起点不正是零公里吗？
从战略远景看，CRA的创立，正是金砖国家互信增加的成果。CRA从无到有，关键就在于五国的互信增加了，关键的关键，又在于中国的自信增加因而对其他四国的信任增加了，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其他四国对中国的信任，结果就是五国互信的增加，共同促成了CRA的诞生。CRA的创立，是由中国提出的。显而易见，假如中国出现了国际收支困难，单凭自身力量无法解决而需要求助其余四国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恐怕是爱莫能助。因为在五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块头实在太大了。那为什么中国还要提议创建CRA？因为只能由中国提议。假如由其余四国提议，不论是联合提议还是单独提议，都难免有以小吃大之嫌。嫌疑归嫌疑，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但当互信不足时，嫌疑是难免的。中国提议的关键首先在于中国是否自信，其次在于中国是否信任其他四国，合起来是个信用问题。信用从哪里来？只能从现实中来，不能凭空而来。没有现实支撑的信心，必会被现实所粉碎。而真正的现实，只能是客观现实和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判断，这两者不可分割，而正确判断也离不开追求真相真理的信心。因此，离开现实就不可能有信心，离开信心就不可能有现实；我们只能有现实的信心，也即只能有信心的现实。即便当我们说“信心比黄金重要”时，实际表达的意思只能是：正确认识和运用创造中的黄金就是信心。
一句话，真正的信心乃是一颗金子般的心，一颗金心。这种信心必定是公正的，必定会明白CRA是五国的共同需求，符合每一国的根本利益，在根本利益上一定是共赢，而决不会是某方受损而让其他国得利，否则CRA一定不可持续。支持应当是相互的，其他四国的金融稳定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也是一种支持。在CRA框架中，中国承诺出资额最大(410亿美元)，南非最小(50亿美元)，但各国所能获得的最大借款额却有不同的比例限制，原则上是出资最多的借款比例最小，出资最少的借款比例反而最高。即中国为410亿美元的0.5倍；而南非为50亿美元的2倍；其余三国出资额和最大借款额都是180亿美元，比例是1倍。这种看似不平等中其实蕴含了一种平等，即出资额大小和投票权大小基本对应，只有5%投票权由五国均分。中国投票权最大，不过这种投票权只是针对其他四国的借款申请才能使用，因为即便中国提出了借款申请也不可能给自己投票。这是CRA的一个隐含规则，属于商务惯例，在字里行间可以读出来，即每个国家都不能给“自己的借款申请”投票。所以，大体上按出资多少来分配投票权，正是一种平等，也是公平公正的，体现了一种大国担当。综上，CRA作为一种救急安排，目的是求稳，正常运行的结果是:中国稳则其他四国易稳，其他四国稳则中国更稳；中国不稳则其他四国难稳，其他四国不稳则中国较易使之稳。这就是为什么由中国出头倡导此事。它实际上要求中国别出大事，中国出了大事、急需大钱时谁也给不起。这是CRA的最大风险点。因此，其余四国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从理性上看应该是维护的，因为这对四国有好处。
金银储的“储”在求稳时，责任最大的自然是中国。虽然如此，五国全部风险的七成，目前还是寄托在通过与IMF的合作来化解，其间都体现着对平等的追求。不过，平等总是和不平等如影随形，二者可能冲突，也可能合作；可能互损，也可能互利。真正的平等，应当与不平等相得益彰、合作共赢，甚至难分彼此、融通为一，达到一种太和状态。从CRA的责任分摊看，各国担责的份额各不相等，其中担责最大的中国事实上成为CRA责任体系的核心，权重最大。通过平等、友好、公正的协商，CRA正是希望借助一种不平等的责任权重结构，来呼应或满足CRA各国的平等诉求，追求一种“和气纡困”或“和气救急”的机制。
这一团的和气，中心位置有一个核，一个和核。通过这个和核，把五国的金气团成一体，共同应对可能的危机。这和星云星球的形成过程相似，其原理就是向心力超过离心力。核心是根本，当然必须是和核，引发核聚变，走向整合；而不是裂核，导致核裂变，走向破碎。实际运行中，和核并不是固定的，所以真正的和核往往象无核。一个核到底是和核还是裂核，是看这个核维护的是整体利益，还是单纯的所谓“自身利益”。如果一个核心单纯追求自身利益，就会造成其和整体利益的分裂，无法凝聚为协调和谐的核心，同时会造成自我分裂，自身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撕裂，无法形成和谐凝聚的核心。这两种分裂，原理和机制是一样的，也都是无核。这种无核却可表现为假核，假核是裂核，各自顾各自，因而就不是实际的核心，而是正在消失的核心，因为分裂的整体并非整体，而是解体。比如人，自私的人总是自我冲突的，身心冲突，五脏六腑冲突，三魂七魄冲突，身子散架而不是肌肉若一，六神无主而不是一心一意。这种人，绝对不自信，对外又绝对疑心重却又轻信，固执却又寡信，自卑却又傲气，对外必跟他人冲突，内外的逻辑是一致的，即一致的冲突，同样的解体。这叫“人若为己，天诛地灭”，也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叫“烟消云散，完全解体”。而整体既已解体，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核心。比如霸权为核心的体系或同盟，其所谓核心即老大的霸权，并非真正的核心。而是一颗裂心，一种分心。其心已分，已裂，已碎，大家各怀鬼胎，就看谁的拳头硬，凭硬实力压倒一切；看谁的诡计多，凭软实力笼络一片；更看谁的综合实力强，能软硬兼施，称霸一方，老大吃肉，老小喝汤，老小也就认了。也算一种平等吧。不是冤家不聚头，平等和不平等，常常是冤家，聚到一起，打个死去活来。打散以后，平等没了，不平等也死了。
然而不打不相识，不死不投胎，一片死寂中，酝酿着突变，变出一个新东西，叫做不平等的平等，也叫平等的不平等。前者也简称平等，其中的不平等是隐含的、补台的；后者也简称不平等，其中的平等是隐居的、补台的。这让人想起太极图阴阳鱼，似乎一片和谐，阴阳鱼抱团取暖、相互补台、亲如一家、太和博弈、命运与共。其实，这只是太极图的一个方面，或者对太极图的一种观察方式，一种解读。反过来看，你也会发现太极图表达着冲突、分裂、零和博弈、你死我活。假如不是这样，太极图就太受限了，不足以成为包罗一切的宇宙图式。或者正如康德和罗素所说:包罗一切的东西必定自相矛盾，自我驳倒。不过，这句话假如成立，就必定恰好包罗了其反面，即包罗一切的东西必定是不自相矛盾的，必定自圆其说。否则，它怎么能自称包罗一切呢？因此，无论你怎么折腾，包罗一切的太和境界就在那里，不是你可以接纳可以逃避的。太极图的一个方面总是两个方面，太极的一极总是含有两极。在这样的视野下，自然可以把处事境界分为太和境界、非太和境界两种，同时也明白这两种境界其实都是太和境界。正如我们可以把人群分为命运共同体、命运冲突体，同时也明白，这两种状态其实都是命运共同体。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说“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同时又说“要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可能会觉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捉襟见肘，不免自怨自艾；但转念一想，又会感到十分自洽，滴水不漏，左右逢源，那么自得自在。这种自在大观不带观点，述而不作，只是事实本身的自我展示，像天地一样无奇不有却无私藏，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睹却无私见。无论科学还是艺术，无论是政治、商业还是个人生老病死家庭柴米油盐，都在有意无意趋向这个最高最自然的境界，即莎士比亚、牛顿、曹雪芹、爱因斯坦等人所追求的境界，即孔子和观音菩萨的境界，或是上帝的视角——God's point of view。
和气生财：“银”求发展，搞新开发银行(NDB)功夫在NDB外，“一带一路”极大扩充NDB资源和机会
金银储的“储”求稳定，“银”则求发展。正如IMF求稳定，世界银行(WB)则求发展。这是金银储和联世国的对应性，在体系和价值观上都多有对应，也有区别，各有侧重。金银储的 “银”，即新开发银行，追求“和气生财”，侧重于合力求发展，和世界银行相似。这里同样有一种平等。假如说CRA的平等表现为“救急求稳定时中国多担责”，那么NDB的平等则体现了“寻机求发展时中国少用权”。两者都展示了大国风范，两者的结合很好地诠释了中国不当老大的真意:权利方面先人后己，尽责方面一马当先。落实在NDB，就是五国股本均分，投票权完全平等，即初始资本共1000亿美元，每国出资五分之一即2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启动资金)共500亿美元，每国认缴五分之一即100亿美元。投票权也各占五分之一。与此同时，在对应关系上，正如应急储备安排积极对应IMF，新开发银行也积极对应WB，学习、借鉴、合作、补台的态度一以贯之。当然，人们也难免担忧:股权均分的机制，恐怕将影响NDB的效率，结果可能还不如世界银行，而它创建的初衷恰恰是出于对世行作用的不满，而世行的股权并不是均分的。
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NDB目前的均权架构，是各方协商的结果，是值得尝试和探索完善的。另外，一种机制是否有效，除了显性的文字性的设置和内在驱动，还有诸多隐性的力量和种种外力在影响推动。世行是为欧洲战后重建而设立的，但不久就发现其力度不够，于是美国很快在世行之外提出了马歇尔计划，从地缘政治的目的出发，通过美国设置的种种限制条件，不但将苏联和东欧排除在外，也把西欧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以美国单方面援助之力，快速推进了欧洲复兴(实质是西欧复兴)，也大大造福了美国自身，强化了美国的霸主地位，在世行之外与世行携手更快地实现了世行的初衷，在世行之外帮助世行完成了使命。从这方面看，中国在NDB创议不久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确与马歇尔计划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二者本质上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习近平主席2017年9月3日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所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不是对外援助计划，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
这两句话可谓精准区别了马歇尔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差异。“一带一路”建设是指向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是全球联动合作的平台，是各国共享的大合唱，而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因而赢得了联合国层面的高度认可和积极推动。2017年9月11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系统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议题下，通过了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要求各方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联合国作用，同时重申联合国应本着合作共赢的精神，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寻求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之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理念、精神和使命提升到联合国全球治理的共识层面了。
在如此广阔深厚的全球平台上，在维护加强联合国核心作用的各国共识中，NDB的股权均分，并不是平分精力，而是在全球共识中，围绕着联合国这个核心，更快地推动NDB及整个金银储的发展，提高其效率，扩大其成果。而这些共识的精髓，正是中国首倡和力行的。因此，虽然基于与印度的互信还有待增强等原因，“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在金砖平台上提出，迄今为止的历次金砖宣言中也从未出现“一带一路”四字，但包含了相关内容，金砖五国也都不同程度参与到了“一带一路”建设中，都加入了为“一带一路”建设而创立的亚投行，由此大大扩充了NDB拓展业务的机会和资源，在NDB之外给予NDB一个极其强有力的推动。真可谓“要搞NDB，功夫在NDB外”。可见，平权的体制，不一定没有实际的核心。相反，如果操作不当，即便在体制中设置了核心，也可能形同虚设，大权旁落。有些公司，领导人股权很小，其领导力却很大。NDB的征程，也面临着同样的可能性。这是值得憧憬的，更是值得尝试的。老子说，“最好的领袖，是大家不知道他的存在。……悠着点儿，少发号施令。大功告成后，众人都说:我们本来就这样，很自然啊。”《易经》则把这种良好状态称为“群龙无首，吉”。类似地，毛泽东主席也有句名言，叫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人自力更生，外力可以辅助，却不可代替。“一带一路”是这样，NDB也是这样。这是不是否定领导核心呢？当然不是。相反，恰好是领导的核心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世界正在大调整中。大调整蕴含大变革，大变革推动大转折。
大转折的苗头，始现于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和汶川大地震是标志性事件。从那时开始，经过十余年的调整，世界格局整体东转的趋向日益明显，势头日益强劲。再过五六年，决定性的全球大转折就可能发生。一个全新大时代的到来总是大风险推动、大机遇牵引的。
风险重重：金砖国家机遇风险伴行，有“核”国际架构危机聚集
风险无所不在。失败有风险，成功有风险，平淡也有风险。落后有风险，先发有风险，中游也有风险。慢走有风险，快跑有风险，中速也有风险。小国有风险，大国有风险，中等国家也有风险。贫弱有风险，富强有风险，温饱也有风险。不发达有风险，发达有风险，中等收入也有风险。各种风险，硬要说没有，其实也是一种风险，而且是最大的一种。“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意识是必要的。
与无所不在的风险相应，机遇也无所不在。对风险的忧患意识，正是一种机遇触发器。机遇本来存在着，机遇就在风险中。无所不在的风险，遍布无所不在的机遇机运，但如果没有忧患意识，风险中暗藏的机遇就不会一触即发，蹦高三丈，让我们看见；如果没有忧患意识，风险中沉默的机运也不会一触即发，大叫一声，让我们听见。
金砖国家的风险无疑有很多。例如，应急储备安排(CRA)有可能像清迈协议那样多年尘封，即使大难临头也无人敢打开这一“锦囊”；又如，CRA本来是出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信任而创立，可在自创的CRA中只给自己的信用打3分，而给IMF打7分，仿佛在已有的风险之上加入了新的风险，自陷于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前后夹击的空前危局中；再如，新开发银行的平权机制有可能导致决策迟滞行动缓慢执行不力，而五国轮值的领导人会晤年会机制则有可能流于清谈和描绘远景，难于一张蓝图干到底。不过也应看到，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在西方主导下，的确是危机四伏，其应付全球金融危机、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功能，假如曾经有过，那么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可以说已基本丧失了。IMF和七国集团，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于是急中生智，主动升级二十国集团地位，主动邀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到老大惹出的全球危机的集体救援中。这也许说明，老大当家的体系，在老大健康时，其他成员出了什么事，是比较容易摆平的。但一旦老大自身病重，得了急症，这个体系就基本不灵了。地主家都没余粮了，长工岂奈其何！由此可见，一个体系，不论其如何平等，如何自由，如何公正，或者自以为如何平等自由公正，或者看起来如何平等自由公正，也总该拥有坚强的核心。不管是单核，还是双核，或者多核。
比如欧盟，可看作双核体系，法国德国是核心，两核之间比较和谐，引导欧盟朝着越来越统一的方向走。但由于法德双核的实力还不够大，和谐度还不够高，所以欧盟分裂解体的风险仍然很高，特别是欧盟面临大危机时，这个双核机制的决断性就显得十分不足，迄今为止还是一个比较松散的邦联。深层原因还有欧盟外交不统一、军力不统一。军力不统一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其中有二战的负面遗产，即历史包袱。北约由美国领导指挥，约70%的军费由美国负担，并非欧盟的军队。但如果法德双核主导的欧盟自主统一军力，取代美国单核领导的北约，前景堪忧，因为军力最忌双核架构，而以一超综合实力基础上的美国军力为统领，显然更有利于欧盟的防务。但目前的危机是，美国这一单核正在弱化，必然累及其军力，使之越来越痛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欧盟货币也不完全统一，分为欧元和英镑、丹麦克朗等等。即便不考虑英镑等货币，在欧元区也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统一。所以说，欧盟统一市场非常脆弱，统一性严重缺位，核心力量极为薄弱，难以集中力量办成大事。
美苏二超时期，联合国体系也是双核，但双核之间对抗激烈，世界力量分裂，形成两大阵营，联合国貌合神离，体系性弱，不时停摆，美苏两超大量使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权，国际大事很难达成共识。可见双核有个团结的问题。团结的双核一团和气，大方向是聚合为一，二而一，接近一核。对抗的双核两虎相斗，对抗的发展是走向分裂解体。一核是不是比双核好？也不一定。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似乎独霸世界，这个时代称作一核世界或许也行。但与此一核并行的是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一核很难把控多极化势头，表现为美国在联合国话语权减弱，其意志常常难以在联合国得以贯彻，单边化冲动几乎常态化。更致命的是，美国本身也越来越撕裂，越来越难以达成长期稳定的国家级战略共识，严重破坏了美国对内对外两种信用，党派、军工集团和华尔街等等的斗争犬牙交错，加速了国力的消耗，乃至透支。美国的潜在危机极其严重，人们甚至担心，希望它不要过早从世界舞台中心退场，正如强人萨达姆、卡扎菲在伊拉克和利比亚忽然退场，导致这两国陷入长期战乱和动荡而难以自拔，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独家超强对此也力不从心，一筹莫展，难以吞下自种的苦果，致使老大的威望严重动摇。老大不好做，老大徒伤悲。新兴力量相互之间也会提防新霸主抬头，否则，随着旧霸主的衰落，新兴力量内部的矛盾就会激化，走上老路。那么，金砖国家有没有核？或者说，金砖国家希望不希望自己有核？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战略意义，关乎金砖国家的发展方向。
无“核”而治：中国应坚持不当头称霸，以“一带一路”凝聚全球力量促进共同发展
按体量说，中国似乎可作为金砖国家的核。但从金砖国家领导人历次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或宣言看，并不存在核，不论是单核，还是双核多核。给人的感觉是无核。领导人会晤是议事机制，讲究平等平权，“轮流坐庄”，即轮值领导人年度会晤主办国角色；应急储备安排(CRA)和新开发银行(NDB)作为行动机制，也讲究平等平权。平并不是无差别，一抹平，而是权利上大国退一步，尽责上大国进一步。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天道的公平，王道的精神。老子又说，“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属于霸道行为。金砖国家应该走什么道？应该走天道，走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之道。平等合作会不会降低办事效率呢？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凡事都有风险，也都有机遇，要看具体怎么操作，要看世界潮流。从历史走势看，平等协商更符合各国根本利益。霸道的行事方式，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教训不少，后遗症很多。王道是更好的选择，协商民主是更好的方式，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切合世界各国根本利益。在这种视野中，谁也不必代表谁，谁也不必站队，不必划分势力范围，不必忙于地缘政治搞前庭后院，不必陷于东西对抗南北角力，而是凡事按“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评判、来处理。凡事商量着办，争取共识联动，鼓励分头实践，热心文明交流互鉴。具体来说，金砖国家不必和发达国家对抗，也不必代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中国也不必代表谁。毕竟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多数金砖国家的国体政体，虽然形态各异，但骨架都是西式的。中国应该继续专注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实践，继续向发达国家学习，特别要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习，力戒老大情结，力戒代表情结，力戒中国核心情结，不要争做世界核心，不要自以为世界核心，不要自扛发展中国家大旗。无核胜有核，是时代基调。
这个基调，与中国的一个优秀传统相吻合。这个传统，就是不以血缘、地域来划分谁是中国(华)、谁是周边(夷)，而是看谁更有礼仪文明谁就是中国，谁不文明没礼仪谁就是蛮夷。从霸权立场看，这当然是无核。但从历史经验看，这才是真核。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传承至今唯一未曾断流的文明，优秀的礼仪文明精神恐怕就是秘诀之一。其要点是:这是一个文明传统，而不是一个地域传统，不是一个人种传统，不是一个国家传统。这是一种天下观，而不是地域观、人种观、国家观。
当今之世，这种天下观应升华为真正的全球观——即以全球各国根本利益共同命运为最高目标来判断是非，制定战略，采取行动。也许应当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使命和实践，理解中国梦和世界各国梦的深层联动，然后打成一片，共享繁荣、健康和太平。天下者人类共同的天下。基于这样的定位，一国的力量同时也被他国心甘情愿认同为发展的内力，并逐步成为常态。谁是这个时代的真核心？金砖国家和中国的答案是:联合国。当然这个核心需要改革，需要完善，需要升级，需要注入新活力，凝聚新的全球战略资源，重塑文明品格和形象，创建崭新的全球市场，也需要坚持它的原则和宗旨。
联合国的工作千头万绪，它的中心工作在哪里？当然在全球的发展，既在全球各国的发展，更在全球各国协调一致全面联动的永续发展，集中体现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案中。而“一带一路”建设，自然成为实现这一人类共同目标当前最得力的总抓手。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国家问题和全球问题的根本大策和总钥匙。而全球发展的最大痛点、最急需求、最富长效和战略意义、又最该落地生根蓬勃生长的发展平台，正是“一带一路”的着手处——即全球，首先是丝路沿途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恰恰在这个方面经验丰富，力量雄厚，眼光长远，抗各类风险能力强，脱贫扶贫办法多，化解矛盾同化力大，因此倡议一出，八方响应。西欧、美国、俄罗斯、伊朗、日本，中亚南亚(如印度)各国，乃至联合国，更早倡导的各种丝路方案，虽然因地缘政治等种种原因的局限未能落实，客观上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大合唱做了铺垫和热身。可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这句话含金量有多大。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各国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大业，自然成为中国外交支持联合国核心地位的总统领，把中国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等中的外交能量统统调动起来，围绕着“一带一路”凝聚起来，持续发力。在人类大家庭的合唱中，没有人应该缺席。欧盟的盟歌《欢乐颂》，应当是一首人类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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