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的中国之行与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将完全不同，此行不会再像45年前那样神秘而谨慎，美国对华战略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与尼克松总统当初一样，特朗普正在试图改变其竞选言论所展现的咄咄逼人的对华态度，但其北京之行的目标却仍未最终明确。
此次访问将在中共十九大闭幕几个星期后进行。届时，习近平主席的领导和政治路线已经进一步确立。而与稳定的中国领导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盛顿呈现另一番景象：与阁僚的无休止争吵，与共和党参议员的尖锐冲突，与欧洲的根本分歧，与亚洲盟友和中国关系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处于混乱动荡之中。
这一点突出体现在特朗普公然疏远国务卿蒂勒森。无论是对美国内政策还是对华战略目标，蒂勒森本人似乎都没有明确主见，其3月访华时曾表示，希望与中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中国官方将之视为美国承认中美在太平洋享有平等地位。这些言论无疑会在中国大受欢迎，但在美国政界却引起一片哗然。
然而这还不算是最尴尬的。蒂勒森9月底访华时就朝核问题公开表示，美国曾征求过朝鲜的谈判意愿，并一直与朝鲜保持着联系。然而几个小时之后，特朗普便在推特上发文称，与朝鲜的任何谈判都是在浪费时间。这篇推文让人大跌眼镜之处不只是全盘否定了蒂勒森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向外界透露了特朗普政府决策层内部的严重分歧与缺乏协调。
历史见证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在尼克松访华前为促成中美外交突破所作的贡献。他们知识渊博、富有实践经验，并对自己的领导人充满信心。而绝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史蒂夫·班农无法与基辛格相提并论。班农于8月中旬离开白宫，此前他不断向国会共和党人发起挑战，甚至是那些特朗普支持的议员。
9月，班农应邀访问中南海，此前班农在香港参加论坛时似乎也突然放弃了多年来对中国的恶意言论，而这些言论在9月8日的《纽约时报》上还在被引用：“一百年后，人们会记得我们为阻止中国称霸世界所做的努力。现在的中国就像1930年的德国，正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要么极度成功，要么极度失败。”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班农的亲信透露，班农近期会见了基辛格博士，并就美中关系交换了意见。班农自称非常钦佩基辛格，拜读了他所有的著作，但即便如此，他仍倾向于对抗而非对话。
现在尽管蒂勒森态度缓和，但美国实际上并不赞成相互依存或“共赢”的概念。显然，班农受邀访问中南海不过是特朗普访华准备工作的一部分。美国的目标是与中国达成一系列重大交易，其中可能涉及中国对朝鲜态度问题与美国在南海、贸易等问题上相互让步。
班农认为经济问题是关键，可能是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忽视此前他将中国与1930年的德国所作的荒唐比较。班农可以告诉全世界特朗普如何尊重和欣赏习主席，但若想得到某种预期回应似乎不太可能。就在几周前，班农刚刚宣布中国和美国正处于“经济战”之中。在这种多变的情况下中美要想建立互信是十分困难的。
从特朗普在一些主要政策问题上与国会的龃龉分歧中，不难看出其在中国问题上目标的一些端倪。
美国参议院在决定国家对外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没有参议院的支持一切都无法得到批准。近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科克（Bob Corker）出人意料地以贬损的语气谴责特朗普，甚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在肆意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纽约时报》2017年10月8日报道），并说：“他（特朗普）令我担忧，也让每一个关心美国的人担忧。”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和舆论也有相同的反应。事实上，当一名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如此谈论战争风险时，就说明特朗普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已经在亚洲和欧洲引起了深深的不安。
特朗普可能认为言辞强硬但行动谨慎是种聪明的策略，但事实证明刻意制造混乱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效。一些观察家认为，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标志着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终结”。一位专家曾说，“合作意识的降低将加大爆发冲突乃至战争的机率。反战力量的削弱将使战争的风险越来越迫近。”
因此，某种意义上班农是正确的，世界有可能真的会重回20世纪30年代。但不幸的是，“美国优先”观念的蔓延将成为导致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可能在引导世界朝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发展。
继单方面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之后，美国又退出了《巴黎协定》，这些都是美国漠视欧亚盟友意见和利益的例证。
对一些人来说，美国放弃成为单极世界领袖的愿景是可喜的进步。特朗普于2017年2月21日在美国国会发言时坦称：“我的工作不是代表世界，而是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他强调，即便民主是最好的选择，美国仍然尊重每个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美国在人权和推动民主问题上的态度软化将有助于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但令人奇怪也难以解释的是，即便在国会的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仍然展现出想要柔化对俄政策的意愿，而与此同时却保持了对中国的激进言辞。在9月的联大演讲中，特朗普谴责了伊朗和叙利亚，而不是他们的亲密盟友俄罗斯。他大概也意识到中俄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战略联盟关系，而这一联盟关系意味着毛泽东和尼克松曾缔造的中美战略关系的消亡。
当年访问北京的尼克松是毫无争议的西方领导人，在1972年美国大选之前他在国内的地位非常稳固，随后以压倒性优势成功当选总统。而特朗普此次访华，身后却是深度分裂的美国社会和极度不稳的西方联盟。北约和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并没有缓解欧洲对美国政策方向的担忧，但如果将目前所有问题的罪责都推到特朗普身上也未免过于轻率。
有分析人士指出，正是反全球化的言论帮助特朗普击败了希拉里，这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对于一些国内政策的分歧（这些政策旨在帮助那些承受竞争负面影响的人们）。2017年5月，布鲁塞尔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全球化的跨大西洋分歧与中国因素》指出，欧洲和美国社会在处理一些问题时采取的不同举措影响了他们的对华政策。
报告称，美国和欧盟最近在全球化相关政策上产生分歧，这种分歧源自于它们各自在全球化中的表现和全球化对其社会与经济的影响冲击程度。相较于欧盟，美国在全球化方面并不太成功；同时，美国相对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短期负面影响时对劳动力补贴不足，而美国的贸易调整和社会制度在补贴“失败者”方面又一直相对较弱 。因此，相比之下，欧盟国家的劳动力在面对负面影响时能够受到更好的系统保护。美国和欧盟在全球化中的差异在对华贸易与投资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此外，美国政策总体走向令人担忧不单单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对朝核危机谈判非常排斥，随后又采取了破坏伊核协议的行动。欧盟曾为达成这一历史性协议付出巨大的精力和承诺，白宫对该协议的蔑视行为反映出美国对欧洲的意见和利益完全漠视。而无视中国和俄罗斯对这一协议的贡献，也反映出美国缺乏在全球背景下处置这类问题的能力。加之美国对欧洲经济利益的漠不关心和对欧盟前景所持的明显怀疑态度，最终将会严重疏离美国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当年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总统之所以决心合力改善中美关系，主要是基于对苏联威胁的共同关切，这也得到了西欧国家领导人的广泛认同。而今天的中俄关系是如此紧密，不管特朗普对其计划中的一揽子交易有何期许，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对俄政策的既定方针。
作为对特朗普言辞的回应，中国现在更加自信地致力于推动全球化合作。特朗普用单边主义取代奥巴马“重返亚太”时所推行的多边主义，这让美国盟友再次陷入困境。现在看来，这两位美国总统对中国的挑衅都不成功，也毫无必要。过去中国感受到奥巴马遏制政策的威胁，而现在则迅速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中获利。一些观察家认为这将令中国而不是美国“再次强大”。正如《纽约时报》评论员所说，“特朗普拒绝了美国在亚洲的潜在盟友，而中国则正试图与其中一些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如果中国成功，将会在亚洲获得更大影响力。”
此次习特会将引起欧洲的极大关注。欧盟期望，中共十九大之后，一个更加稳固的中国领导层能够进一步推进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和欧盟在双边投资协定等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特朗普的所做所为将会进一步增进中国和欧盟对于经济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的理解。同时，双方也应共同支持和确保伊核协议的实施，以及通过谈判缓和美朝之间的口舌龃龉。
特朗普摒弃了此前被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总统奉为圭臬、为欧盟所拥护的传统立场，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外事务上的理念也与其前任不同。邓小平曾说中国应该“韬光养晦”，但习近平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变化，而这也是2017年和1972年之间的另一个差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需要借助美国结束被孤立封锁、经济落后的状态。而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已在世界治理中占据了应有的地位。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特朗普两位主要顾问的观点完全不同，美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和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在2017年5月《华尔街日报》上提出，“世界并非‘地球村’，而是国家、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等行为体竞争的竞技场”。
尽管把握美国目前的战略（如果有的话）存在巨大困难，但中国无疑会与美国政府中那些能够促使特朗普更为友善的官员保持建设性合作。
同样，特朗普此次访华至少应努力尝试增进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相互理解，使双方能够更好地谋划长远。正如之前在美国的会晤一样，双方应通过公开与私下的会谈缓和紧张局势，寻求满足双方关切的可能。
中国一直倡议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从未得到美方的认同与支持。此次特朗普访华，至少为中美向外界展示双方努力达成相互理解提供了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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