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初，中国陆续迎来与中亚五国分别建交26周年的纪念日。1992年1月1日至6日，中国相继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建立外交关系，从此拉开了我与中亚五国友好关系的历史性序幕。建交26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政治互信不断巩固，经贸合作蓬勃发展，成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伙伴以及国与国间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典范。在高起点、高水平开展各领域合作基础上，如何深入挖掘我与中亚国家人文交流潜力，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双方关系向更高层次迈进，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中亚这片土地，是古“丝绸之路”上由中华大地向西而行的第一个“丝路驿站”，曾经在沟通东西方文明、促进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过程中做出过重要贡献。沿着这条道路，大漠雄浑、驼铃声声，古代先民们最终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亚欧的“丝绸之路”大通道。在“丝绸之路”最为辉煌时期，中亚出现了闻名于世的希瓦古城，以及后来的撒马尔罕、布哈拉等伊斯兰历史文化名城，它们至今仍屹立在中亚的腹地。“我愿出一袋黄金，但愿看一眼希瓦”，这一传颂至今的赞美之词，正是1600年前希瓦城廓绵延、王宫耸立的繁华景象的真实写照，今天仍然吸引着无数参观者和历史学家的兴趣。古“丝绸之路”还在中亚由游牧生产方式向定居的农耕文明过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来自中国的养蚕、棉花种植和兴修水利等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发展与繁荣，而中亚的“汗血宝马”在古代就广为中国人所熟知。
沧海桑田，朝代更迭，中国与中亚民间交往和友谊始终延续不断。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著名演讲《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中，讲述了冼星海与哈国民众交往的感人故事：1941年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爆发后，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准备借道回国。他举目无亲、贫困交加，是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收留了他，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在这段日子里，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等反映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著名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故事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尔德》。这首交响诗在当地演出获得成功，深受民众的喜爱，对激励人们抗击法西斯发挥了重要作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拜卡达莫夫的后人一直保留着冼星海居住过的小屋，供当地居民和来自中国的客人参观。离小屋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街道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街的拐角处树立着荷花型的冼星海纪念碑，碑上镌刻着：“谨以中国杰出的作曲家、中哈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使者冼星海的名字命名此街道为冼星海大道”。这是中哈民间友谊的鲜活例证。
今天，中亚五国以独立自主的全新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26年来，政治互信不断巩固，经贸合作长足发展，古老“丝绸之路”传承下来的互学互鉴、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成为中国与中亚各民族的宝贵财富和连接双方友谊的纽带，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青春与活力。
“一带一路”建设实施四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政治互信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互利合作达到历史性高度。中亚国家积极谋求将自身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有机融合和深入对接，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成为中亚各国的自觉行动。中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是示范区和试验田，在沿线国家共建中始终领先一步。中国已成为中亚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和主要贸易伙伴。2016年，中国与中亚的贸易额达到360亿美元，对五国的直接投资累计近450亿美元。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油气战略资源开发利用及重大工业项目建设等诸多领域，双方合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真正成为了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中国与中亚历史上的紧密联系和所形成的水乳交融共生关系，决定了双方独特的人文交流形式与内涵。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文交流特点，对于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少数民族华人族群人数众多。
中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目前有130余个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其中维吾尔族、东干人少数民族华人族群分别有42万人和17万人。他们的族源来自中国，民族主体也在中国，其祖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来到中亚定居。这两个华人族群与当地民众有着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但生活习俗中又保留了自己传统文化的特点。他们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为以游牧为主的中亚带去了农业种植和兴修水利技术，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中功不可没。东干人在中亚生活与融合的历史对此做出了生动注释：19世纪下半叶，来自陕西、甘肃的回族人因躲避战乱移居中亚。在百余年的时间里，东干人坚韧顽强、生生不息，以甘肃地方方言为音节，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创制了东干人文字。他们与当地人和睦相处、吃苦耐劳、重视教育，长期坚持出版自己的报刊杂志，成为苏联时期按人口比例受教育程度最高、涌现人才最多的一个族群。中亚国家独立后，东干人以自己的根在中国而自豪，他们返回历史上的故乡寻根问祖，来华留学、旅游、经商的人数逐年增多，成为向中亚民众介绍中国最为积极的一个群体，留下许多民族友好交往的生动故事。
在跨界民族中，不应被忽视的还有生活在新疆的18万柯尔克孜族人和在哈萨克斯坦的近10万哈萨克族华人。柯尔克孜族的民族主体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而哈萨克族华人群体则是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形成的，哈国推行“返回历史故乡”政策也吸引了部分中国哈族人前去定居。上述两个少数民族群体在双方的人文交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共同反对“三股势力”的社会基础牢固。
中亚国家民众对“三股势力”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由伊斯兰复兴党挑起的内战，导致数千民众死亡。2005年5月，伊斯兰恐怖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延市制造叛乱事件，屠杀民众、袭击警察、释放在押罪犯，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在中国与中亚国家密切合作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的大背景下，中亚各国民众认同并坚定支持中国打击“东突”民族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2009年7月5日，新疆发生“七五”事件，时任哈萨克斯坦维吾尔文化协会主席的哈桑诺夫接受当地主流媒体《快报》采访，代表当地维吾尔族民众严厉谴责暴徒的恐怖行为，支持中国政府为平息动乱所采取的行动。他指出，“打击三股势力，民众安居乐业地生活，是中亚国家和中国的共同目标”。 多年来，哈吉塔等国的维吾尔族社会团体为反对针对中国的民族分裂势力做了许多实事和好事。当地社会在“东突”问题上有着广泛共识，许多社会组织、知名人士经常以接受采访、发表文章、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反对民族分裂，赞扬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介绍新疆的发展建设成就。
中亚国家反对“三股势力”的深厚民意基础，使当地“东突”分裂势力的生存空间变得狭小，苟延残喘。“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各国列入恐怖主义黑名单，一些“东突”小组织因无法取得合理合法地位而名存实亡，例如哈国的“维吾尔青年联盟”只剩下三五个人在勉强维持。
第三，人文交流迎来历史性机遇。
今天，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文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是任何历史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呈现出辐射面广、全方位、多层次、内涵丰富的特点：
教育交流蓬勃开展。中亚五国开设孔子学院13所、孔子课堂30余个，在华留学生数量累计逾12万人。我一些高校开设研究中亚国家语言和民族学的中心或教研室，广泛开展大学、中学间的校际交流，建立“姊妹关系”的学校越来越多。
媒体交流影响广泛。中亚五国主流媒体每年都有十余批近百名记者访华，涉华报道大幅增加，且以正面客观报道为主，对中亚民众深入了解、认识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文艺交流效果显著。近年来，《舌尖上的中国》《少林寺》《温州一家人》《水浒》等50余部影视作品登上中亚各国的银幕，为千家万户所喜爱。“中国电影周”和“欢乐春节”文艺演出在中亚实现了常态化，中央和新疆地方高水平文艺团体赴中亚国家演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级艺术团体多次来华演出，“东方神韵”“民族音乐节”“阿斯塔纳芭蕾舞”等反映中亚民族特色的演出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阿肯弹唱”历史悠久，被誉为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民族文学的“金摇篮”，这种艺术形式在哈吉两国民间有广泛的影响力，经常举办“阿肯弹唱”大赛，新疆的民间艺术家多次参赛并获奖，如2012年中国伊犁选手在哈“阿肯弹唱”大赛的表现引起轰动并获特等奖。中国在保留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当地民众的高度赞扬。
文化保护初见成效。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个跨国联合申遗项目。2016年，中国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所、铁尔梅兹国立大学联合开展考古研究，对乌境内古代遗址进行挖掘，开启了中国与中亚联合研究古代民族迁徙脉络的先河。
学术交流方兴未艾。“一带一路”推动了中国与中亚各国学术交流的开展。尤其是新疆地区和中亚国家地方州、市之间的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且交流形式多样，有研讨、论坛、著书立说、专项考察等，交流题材广泛，涉及民族历史、地缘安全、丝路经济和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成为拉近各国人民距离的重要形式。
第四，民间贸易和旅游成为推动人文交流的重要渠道。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起源于小商品贸易，为数众多的个体商户大军不仅为解决中亚地区商品紧张做出了贡献，也成为双方增进了解和友谊的生力军。据统计，中亚国家日常从事对华贸易的个体商人约50万人。他们经常来往于乌鲁木齐、北京、义乌、广州等地，形成了目前哈国的阿拉木图和吉国的多尔多伊两个中国商品集散地。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建成后，双方民间贸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每天有近万人在此从事贸易活动。2016年，中亚五国来华旅游经商人数接近40万，创下历史新高。
中亚是我维护西北边陲安全、打击针对新疆民族分裂的外部屏障，是我战略资源进口的重要来源地，也是贸易大市场和连接欧洲的大通道。在高水平、高起点开展各领域互利合作基础上，如何深入挖掘我与中亚国家人文交流潜力，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双方政治互信和经贸关系向更高层次迈进，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第一，着力加强对少数民族华人社团工作。
中亚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华人在双边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既是促进友好的生力军，同时也是民族分裂势力拉拢的对象。他们绝大多数热爱中国，支持发展对华关系，但也有少数人对中国怀有疑虑，对“东突”民族分裂势力真实面目认识模糊。因此，做好当地少数民族华人和社团工作，是我面临的一项艰巨而细致任务。一是扶植华人友好社团发展。当前，华人社团普遍生存困难，缺乏开展活动起码的物质保障。我应加强官方和民间层面与华人社团的交往，资助其开展文化活动，提供办公设备，扶植其在当地立足。在这方面，我驻中亚使馆做了大量工作，且成效显著。二是重视培养骨干力量，选择在当地有影响和威望的华人加以培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职业和学术上的实际困难，以扩大我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三是政策上向中亚少数民族华人倾斜，在安排访华、子女留学等问题上优先考虑少数民族华人群体。
第二，培养高水平的文化交流人才。
尽管中亚国家的“中国热”持续升温，但高层次汉语人才少、汉学家少和研究中国问题专家少的“三少”现象仍未从根本上解决。从教育入手是解决高水平文化人才短缺问题的关键，但我在中亚国家孔子学院教学多为选修或函授课程，没有列入全日制教学体系，难以适应培养高端人才的需要。应充分利用孔子学院教育合作机制，着力提高汉语教学质量，争取将汉语列入中亚相关高校的专业和主修课程；增加来华学生中学习汉语和研修中国历史文化留学生的比例，并在奖学金上给予优惠；积极推动深化校际交流，在联合办学、学分学位互认互授、共同确定研究课题、建立联合实验室等方面与中亚国家高校进行更加广泛的合作。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合作是文化交流新亮点。
近年来，我对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成果斐然，整理出版了濒于失传的维吾尔音乐文化遗产《十二木卡姆》、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拥有了维吾尔木卡姆、《玛纳斯》和维吾尔族麦西来甫三项世界级“非遗”项目。中亚国家寻找本民族历史根源和发展脉络，以提振民族精神的愿望迫切，但因立国不久，对自身历史文化记忆和史学文献研究非常欠缺。这是双方加强人文交流的一个全新视角，是我扩大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有效途径。我应以学术研讨、举办展览、联合考古、课题研究和出版文献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激发双方民众的心灵共鸣，寻找共同的血脉与根基，确立共同价值观。
第四，媒体合作应创新思路。
我对中亚国家的舆论宣传应广开思路，改变传统的交流方式和手段，尤其要注重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进行交流与沟通。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加强与中亚国家产品互换、联合制作节目等多种形式的媒体合作，有选择地允许中亚国家广播电视等媒体在华落地。二是随着中亚国家媒体业私有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可考虑以收购或参股方式取得一些重要媒体的所有权或经营权，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三是发展与非官方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关系，谋求合作，进一步扩大我在中亚各国媒体业的影响力。
第五，充分发挥旅游业在人文交流中的作用。
中亚国家待开发旅游资源丰富，其中不仅有伊斯兰文明的发祥地，还有众多与中华文化密切联系的历史遗迹和著名的自然景观。2016年，乌兹别克斯坦将旅游业确定为国家发展新战略，拟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丝绸之路”旅游线路，中乌两国签订《2017-2020年旅游合作发展协议》。2017年，哈萨克斯坦在华举办“中国旅游年”活动，希望加强两国旅游业合作。我应将旅游合作纳入双方人文交流整体框架，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发展与中亚国家旅游合作。例如，加强政府间沟通，解决赴中亚国家签证难、手续繁杂问题；推动双方旅游部门合作，推出双方精品旅游线路和高质量旅游产品，打造彼此高品质的旅游目的地；完善业已开始的边境旅游试验区和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以口岸为依托和平台，在旅游签证、购物、退税等方面提供便利和优惠，吸引更多的中亚旅游者，使旅游业成为促进双方人文交流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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