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急剧彰显。这种有悖于人类全球化进程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充满不确定性的危险倾向，在美国对待多边外交，特别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机制的态度上，表现得分外突出。与此相对照，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大力倡导和参与多边合作，正在成为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积极维护者和全面参与者。
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大、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诞生于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时，是在人类渴望和平与秩序、企盼发展与进步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应运而生的。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发展，负有特殊责任和义务。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并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拥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阻挠，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没有因国内政权更迭而相应改变。原国民党政权残余势力逃到台湾后，继续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直到1971年，在一大批发展中国家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那时，中国尚处于文革时期，极左思想仍严重干扰外事工作，但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中国代表团首赴联合国之前，毛泽东亲自出面召集会议，研究确定代表团人选，同时还就代表团在联合国首次讲演的内容以及在联合国的基本方针作出重要指示。自那时起，中国开始有条不紊地参与到联合国事务中来，并陆续成为联合国重要机构，如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的理事国。
1972年，按照联合国相关规则，中国政府应向联合国推荐一位副秘书长。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的唐明照，受命出任此职，负责联合国政治事务、非殖民化及托管地工作。唐明照1931年即为中共党员，后在赴美留学期间成为美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美共加州大学党支部书记、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1950年，唐明照奉命回国工作，先后在外交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等部门供职。中国政府委派这位“美国通”出使联合国，充分体现了对联合国事务的高度重视。
就在唐明照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1972年，中国开始派员参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贸易与发展会议、环境规划署及妇女地位委员会等机构的活动。1973年，中国开始以理事会成员国身份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活动。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极大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把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和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参与联合国事务的主要任务，同时把参与联合国事务完全等同于国际斗争。因此，毛泽东在中国代表团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前，向代表团成员特意讲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柴桑口吊祭周瑜的故事，还讲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
在坚决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这一国际战略思维指导下，中国代表团刚到联合国即郑重宣布：中国希望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反对侵略和干涉、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当时，中苏关系极度紧张，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反对苏联势头很猛，不断抨击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战略。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国则强烈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全力声援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在争取全面裁军、调解中东冲突、反对非洲种族主义等问题上，中国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言人，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开展国际反霸斗争。
1974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第一次向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这是中国与联合国关系史上第一个重大事件，当时在国际上产生强烈震撼。作为首次走进联合国的中国政府领导人，邓小平发言时，一方面严正指出：“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发达国家的富和发展中国家的穷，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政策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希望会议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促进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作出积极贡献”。他表示：中国主张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中国一向认为，“各国在维护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当然，总体上看，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主要把联合国看作是美国手中的工具，看成是美苏两霸既勾结又争夺的场所。因此，中国最初没有参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裁军委员会等重要机构的活动。对联合国开展的国际维和行为，既不表示支持也不承担义务。对于某些特别敏感的问题，中国代表甚至不参与辩论和表决。中方当时在联合国的活动之所以不甚积极，一方面是中国对联合国事务还不太熟悉，需要有个“见习”和“实习”的过程；另一方面，联合国当时也的确受制于苏美两国，处理国际事务有失公允，甚至背离自己的宪章精神和国际关系准则。
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了根本性和全局性的调整，中国对联合国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80年，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裁军工作会议，1981年向联合国派出裁军事务大使。1986年，中国外长在联大会议上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于裁军问题的新立场。1988年，中国在联合国第三届特别裁军大会上，提出了关于裁军问题的八项主张，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反响。
中国积极而负责地参与联合国事务，在1981年选举新秘书长时表现得十分鲜明。当时，中国代表团执行邓小平“一否到底”的指示，果断使用表决权，坚持反对欧洲人瓦尔德海姆谋求第三次连任，意在打破联合国秘书长主要出自欧洲的惯例。由于中国的坚持，联合国经历16轮投票之后，最终不得不选择来自发展中国家秘鲁的德奎利亚尔担任新秘书长。中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联合国立了新规，受到发展中国家普遍赞赏。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建设性作用，开始受到国际社会重视。
1984年，中国正式成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成员国，并开始向该机构派出代表。1985年秋，中国政府总理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一次表达了中国对于联合国的新认识，即“世界需要联合国，联合国也需要世界”。自这一年起，中国开始派人出任国际法院法官职务。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力度迅速加大，建设性作用也更加明显。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立场，80年代初亦发生重大变化。1981年，中国首次投票支持延长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维和行动期限。5年后，即1986年，中国正式确认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手段，承认国际维和行动有助于缓解地区冲突、和平解决国与国争端。从1988年起，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委会工作，陆续向联合国维和项目派出军人、警察和民事人员。
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时，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愈加突出。但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北京发生的一场政治风波为借口，对中国进行“制裁”，试图制造针对中国的“新冷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总理于1992年出席了联合国政府首脑会议，利用联合国讲坛全面阐述中国内外政策，以正视听。会议期间，广泛会晤了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许多国家领导人，取得了打破西方制裁的重要成果，同时也开辟了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新局面。中国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更广泛地参与联合国事务，对中国和联合国都已势在必行。
此后，中国参与联合国事务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从和平利用外空到海底资源开发，从科技文化交流到儿童防疫和艾滋病防治，联合国几乎所有机构、部门和会议，都能看到中国代表身影，都能听到中国政府声音。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国与联合国所属机构及相关组织，如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合作愈益广泛。1992年，中国正式接受联合国维和费用摊款，成为支持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力量之一。
1995年10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实现了中国国家元首对联合国的首次访问。江泽民不仅详细阐明了中国对联合国的基本看法和政策主张，同时还向联合国赠送了象征和平与稳定的“世纪宝鼎”，以表达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良好祝愿。此后，联合国成为了中国展示改革开放良好形象、营造宽松友善国际大环境的重要舞台。参与联合国事务成为了中国深化大国外交、推进多边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这时，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变化以及中国展现出的巨大发展潜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发展道路多样化等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特点持续彰显。国际上的多边交往与互动更趋活跃，中国对联合国事务也更加重视。2000年，江泽民再度访问联合国，出席千年首脑会议。他又一次郑重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支持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以及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
2002年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后，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次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同样重视联合国事务以及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2004年，当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区域大会在中国举行时，胡锦涛亲自到会祝贺。他高度评价该组织在促进联合国各成员的粮食生产、农业和乡村发展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该组织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给予的积极帮助表示感谢。他还表示，中国政府愿进一步全面加强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合作。
这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已大幅度提升，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这种形势下，胡锦涛2005年出席了联合国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他呼吁国际社会实现“四个坚持”，即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此外，他还就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促进普遍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且宣布了中国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措施。
为了在联合国中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同时在构建国际关系新理念、国际政治新秩序、国际安全新格局以及国际合作新态势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和影响，2009年，胡锦涛在纽约连续参加联合国三场重大活动：一是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二是参加6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三是参加安理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通过参与这些会议，胡锦涛代表中国政府，充分肯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东京议定书》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主渠道作用，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共建和谐世界的倡议和主张，同时也重申，中国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并将继续努力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
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中国国家主席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也频繁出席联合国会议，以显示中国对联合国的支持并推进双方合作。例如，2000年和2005年，李鹏和吴邦国两位委员长分别出席了联合国第一、二届千年议长大会，并作为大会副主席主持了部分会议工作。温家宝曾于2008年、2010年和2012年三次出席联合国相关会议，就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阐述中国政府立场和主张。在这些活动中，温家宝曾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款3000万美元，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信托基金捐赠600万美元，同时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训人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设施和设备，另外安排2亿元人民币开展为期3年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此外，他还出席了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加强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字仪式。
近年来，联合国改革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有关这一问题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中国支持联合国进行合理和必要的改革，积极参加相关问题讨论和政府间谈判的相关会议。但中国始终强调，联合国改革的重点是提高其权威和效能，包括精简机构、削减冗员、合理开支、克服官僚主义等等。对于安理会改革这个涉及联合国会员国切身利益，同时也涉及联合国职权和责任的重大问题，中国主张坚持民主，耐心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以会员国协商一致、高度认同为前提，达成“一揽子”解决，防止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本身因安理会改革而发生重大分裂。中国这种高度负责的态度，在联合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理解和支持。
国际社会注意到，近些年来，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内行使否决权的情况相对增多，这是中国勇于担当、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目的是反对强权政治，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维护联合国的形象和权威。不过，在许多时候，中国更多的仍是弃权而不是动用否决权。譬如，2011年利比亚发生骚乱，联合国安理会就利比亚局势通过六项决议，中国对其中五项决议投了赞成票，但对扩大制裁并授权动武的决议，投了弃权票。但当年10月安理会讨论叙利亚局势时，中国与俄罗斯均行使了否决权，打掉了西方国家对叙制裁并威胁动武的决议案。
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是实践多边主义、维护集体安全的重要手段。基于这一认识和判断，中国恪守“当事国同意、中立、非自卫时不使用武力”的“维和三原则”，积极参与联合国安理会、联大会议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特委会的相关工作。据统计，1989-2011年间，中国共参加28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军人、警察和民事人员2万多人次。中国承担的联合国维和费用也越来越多。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正在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持续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变化。中国不仅在联合国继续代表发展中国家，坚守国际公理、主持国际正义，同时还在更大范围履行建设性大国和负责任大国的神圣使命。加大与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合作，进而为人类和平发展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成为中国倡导并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环节之一。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后，在对外关系领域，习近平远见卓识，明确要求中国对外工作要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以联合国为主要代表的多边外交机制、中国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的全方位合作，很快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体布局的核心要素之一。
2014年3月，习近平以新任国家主席身份访问了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该组织总部。在那里，他所发表的关于人类文明多元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的精彩演说，令国际社会耳目一新。他赞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增进世界人民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同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愿意加大参与教科文组织各项活动的力度。当年10月，李克强访问了位于意大利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也宣布了中国与该机构扩大合作的新举措，同样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反响。在此之前，中国外长宣布，中国将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承担更大责任，在已经派出2.5万人次参与维和行动的基础上，再派700人组成整建制步兵营，到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
为进一步密切与联合国的合作，这一年中国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共同举办了许多活动。诸如，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举办会议，发布《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报告书；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在北京召开信息和网络安全国际研讨会，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举办2015年后发展议程国际研讨会；中国工程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在北京联合举办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中国国家航天局与联合国外空司等组织在北京联合举办2014年联合国空间法研讨会。此外，中国还向联合国相关基金和世界卫生组织捐赠800万美元，帮助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600万美元，支持其推动南南合作；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中央紧急应对基金、国际海底管理局自愿信托基金等机构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捐助。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元首，赴联合国出席系列纪念活动。他不仅出席了联大的一般性辩论，还出席了联合国发展峰会、维和峰会，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共同主持了南南合作高级别圆桌会和全球妇女峰会，进一步展示了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对联合国事业的重视和支持。
本次联合国发展峰会的主题是讨论2015年后发展议程。习近平提出的以“公平、开放、全面、创新”为核心的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多年来一贯秉承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战略。他承诺：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到期债务；设立国际发展知识基金，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等等。他还提出，未来5年，中国将为发展中国家六大领域共600个项目提供支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来华培训机会，提供更多来华留学奖学金名额，培养更多的职业技术人员。他的这些表态，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的永恒意志和不变初心。
中国是人类妇女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多年来与联合国妇女署一直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习近平此次访问联合国并主持世界妇女峰会，提出了有关世界妇女发展问题的新建议、新主张。他宣布，中国将为联合国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百个妇幼工程和百个校园快乐工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
对于联合国维和事业，习近平更是高度重视并予以积极评价。他代表中国政府，表态支持联合国改进维和行动，不但宣布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同时还承诺，中国将加入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另外，中国还准备向非洲联盟提供1亿美元无偿军援，支持非盟执行联合国的维和使命。
透过习近平此次联大会议期间的活动，国际社会深切感受到，中国独立于世界之外而自行发展的历史已告终结，把联合国视为大国外交的工具，甚至把维和行动视为干涉别国内政的传统思维，已从中国外交实践中彻底摒除。
2016年美国大选时，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旗帜，向以联合国为首的多边体系发起了粗暴的挑战和冲击，国际社会对多边机制和多边外交的前景忧心忡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当年10月高调祝贺古特雷斯出任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强调中国将坚定支持他履行好秘书长工作职责。他强调，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45年来，同联合国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为联合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后将继续参与和支持联合国各领域合作，做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多边主义的坚定践行者，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要充分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通过高级别交流，使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不断跃上新台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1月，习近平出席了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并访问了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在那里，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对待联合国的基本立场是“四个坚定维护”，即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他高度评价了联合国的历史功绩和现实作用，认为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为维护世界总体和平、持续发展态势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联合国宪章所载明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与国际关系中演变积累的一系列公认的原则一道，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遵循。
在会见第71届联大主席和联合国新任秘书长时，习近平再次表达了中国对联合国的信任和支持。他重申，联合国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当前形势下联合国的作用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继续做联合国坚定的合作伙伴。
2017年6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世界各国在联合国框架下为应对气候变化而缔结的《巴黎协定》。10月，美国政府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月，又宣布美国2018-2019年度在联合国的预算经费将削减2.85亿美元。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是联合国财政预算的主要出资国，理应为联合国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努力。但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却让国际社会严重失望。
在这种形势下，国际社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转向中国，期待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日渐高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虽然仍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华民族怀有为人类进步事业做贡献的美好夙愿，近年来顺势而为，果敢担当，不断扩大和加深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的合作，实际上已经举起了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事业的神圣旗帜。中国向联合国缴纳的会费占比，已由2000年前的0.995%，上升到2016-2018年的7.921%，一跃升至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需要缴纳的联合国维和费用占比，相应地上升至10.2%，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联合国维和费用第二大贡献国。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新时代的中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将继续以昂扬的姿态不断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始终做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积极维护者和全面参与者。
太和智库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太和智库，关注时代需要。
微信公众号：taihezhiku
© 2013-2021 Taihe Institute (TI) . All rights reserved. Taihe Institute (TI) . 太和智库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京ICP备16023694号-1 法律顾问：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