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山雨欲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中国拿起贸易制裁的大棒，首先宣布对自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部分洗衣机征收惩罚性关税，理由是这些产品的低成本和出口补贴给美国生产商造成巨大损失，同时还对中国展开知识产权领域的“301调查”。中国如何应对？一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是否会在2018年上演？
太和智库研究员黄恒撰文指出，一是特朗普这种四处树立贸易壁垒的“制裁主义”在美国实力已大不如前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前途，中国没有必要惊慌失措；二是对美国来说，特朗普挥舞的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存在着伤及美国自身，使美国全球地位进一步衰落的巨大风险；三是在具体应对策略上，中国必须做好斗争准备，展开主动防御作战，以斗争求团结，以时间换取空间。
中美关系在2018年初的形势，某种程度上与2017年很像。当时特朗普刚登上总统宝座，其决策核心圈里据说充斥着狠角色，比如时任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以及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从当时美方通过中方一些智库渠道传递的信息来看，似乎特朗普是拎着大棒直奔中国而来，加之中美双方实力的确存在差距，中国有些人几乎要吓尿了裤子。如今这种声音又响了起来，甚至有所谓学者公开声称，中国必须放弃对所有产业的补贴，打开监管大门让美国人任意驰骋，方能躲过在一场巨型贸易冲突中被特朗普打得头破血流的厄运。
笔者认为，中美经贸事关重大，当然要随时提高警惕，准备应对特朗普的突袭，但过分悲观实在大可不必。现实中的美国和中国存在两个层面此消彼长的变化：一是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的经济体量所占比重日趋下降，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量越来越大；二是中国与全球市场的结合度和中国应对全球风险的化解能力呈上升趋势，而外贸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实施全方位贸易战总体实力尚有欠缺，更何况特朗普政府的能力也不够。
特朗普政府有两大先天缺陷。一个缺陷是没有既定的战略政策，班农、纳瓦罗这些智囊也许能够看得到问题，却找不到现实的解决方案。特朗普之所以与班农翻脸，根子就在于班农试图不顾现实向前推进自己主张的极端政策，但特朗普不会这么做，不论是对俄关系还是美墨边境墙建设，特朗普必须去做利益交换。所以，与奥巴马政府的“框架驱动型”对华政策强调政策框架的搭建——如重返亚太、TPP等——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更多表现为“议题驱动型”，例如钢铁、铝制品、洗衣机、太阳能电池板等问题上以具体议题牵引政策制定或调整，纯粹地就事论事。另一个缺陷是没有自己的组织路线和人才储备，也就没有高效的政策规划和执行团队，白宫里既有班农等鹰派，也有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为代表的鸽派，两派的观念迥然不同。例如，去年针对进口中国钢铁是否损害国家安全的调查，内阁就和特朗普及其核心顾问发生严重分歧，调查结果本来要6月公布，最后不得不推后到9月。
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交易性策略缺乏绝对原则和既定政策框架以及观念一致的核心政策团队，其表现就会是既缺乏跨政府的政策延续性，也缺乏自身的政策连贯性，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矛盾因而呈现“点状爆发”的态势。
据此判断，中国不必过于担忧美国进入全面制华的轨道，特朗普及其匆匆上任的顾问们还没有升级到掌握复杂套路的阶段。当然，另一个因素是，在美国目前社会意识极化分裂、两党相互掣肘、华盛顿与地方政府越来越离心的情况下，哪怕是简单的政策执行，例如加大打击非法移民，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对华贸易战这种复杂行动。
在中美经贸合作对话谈判中，也明显体现出前文所述的特点，美方谈的都是具体问题，强调要在每个具体问题上绝对对等，你跟他说开放部分金融领域，他还是死咬着贸易逆差不放。这看上去很执着，实质上是一种很有害的贸易谈判策略，最后美国人恐怕要自己把路都堵死。事实上，特朗普试图在全球都实施这种策略，即抛弃全球贸易体系，利用双边谈判压服对方，但这种策略并未取得理想的战果，那些比中国小得多的经济体都不吃这一套。
从思想根源上说，特朗普政策之所以被称为“重商主义”，是因为它与西欧绝对君主制在16至18世纪实行的“国富”政策的想法类似。当时西欧各国认为“国力就是财富的积累”，进而走向了殖民地掠夺以及严格管控边境、增加关税等贸易保护。日本媒体分析，纳瓦罗和已经离开白宫的班农就是上述政策的主唱者，他们将贸易收支作为“财富”的标准，这也是“贸易赤字”等于“失败者”的逻辑，是特朗普“墨西哥和中国夺走美国的就业”这一迎合大众的竞选纲领的理论根据。
不过，这一套逻辑恐怕已不适合21世纪的世界，即使在美国国内，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这种想法“太简单”。美国持续出现庞大贸易赤字，虽然有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分工转移导致的外部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内部因素，因为美国国内储蓄不足，需要通过贸易逆差来平衡资本顺差。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日本和中国拥有没处用的巨额美国国债和外汇储备，贸易政策改变不了这种结构，也就改变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
但是，特朗普和班农这些人似乎不信这个邪，他们的策略是利用单个国家对美国实力的恐惧来实现各个击破的目的，说到底恐怕就是“白人至上主义”在作怪，就像今年奥斯卡大热门电影《水形物语》中的一个场景，一个典型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安全总管对黑人女清洁工说：“我想上帝就长我这个样子，或者说相比你而言，上帝长得更像我的样子。”可是最后，被压迫的人们一起把安全总管干掉了。
那么看看墨西哥的实例吧。美墨和加拿大正在展开修订北美自贸协定（NAFTA）的谈判，目前谈判陷入停滞，因为美国只关心如何消除贸易赤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墨西哥外长路易斯·比德加赖苦口婆心地说，墨西哥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原本就是因为通用电气等美国制造业者瞄准了廉价劳动力而涌入墨西哥，而废除北美自贸协定，美国与墨西哥间的贸易将只适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这样对美国更不利。因为，正是有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国才能以低关税向墨西哥出口，否则的话，美国产品将会被征收双倍关税。
特朗普却不听，不但要求美墨贸易“零盈余”，还威胁要对来自墨西哥的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而美国汽车业算了笔帐，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成本每年要增加160亿至270亿美元，于是他们强烈要求政府维持北美自贸协定。韩国方面同样如此，因为特朗普威胁单方面撕毁美韩自贸协定，韩国赶紧同意开始重新谈判，但是不知道要重新谈判什么东西。
再以美国去年对钢铁和铝制品实施的“232”调查（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调查某产品进口对美国安全的影响）为例，2017年4月开始调查，早就听到风声的美国产业界从年初就开始一窝蜂地从海外，特别是中国购买钢铁和铝制品，因为他们认为要趁关税增加之前大量进口，结果在2017年1至9月钢铁进口同比增长22%，铝制品进口同比增长28%。
所以，特朗普一句“美国优先”说起来容易，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就算钢铁行业获益了，下游的航空制造业和汽车业竞争力会不会下降？就算各大公司都被特朗普威胁着“到美国设厂”，可新工厂建成后，是不是还得依赖进口？归根结底，美国已经是一个没有传统制造业的国家，不仅玩具、服装这些轻工业品和苹果手机这些电子电器产品，很多美国本土已不再制造，而且重制造业的配套产业也不全，中国的福耀玻璃到美国设厂后就发现了这一点，很多研发和模具制造在美国没有配套厂。
这就涉及到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在金融资本主导下，整个国家产业严重金融化，不仅在透支消费信用，也在透支科技进步的红利。如今美国每100美元的财富中，只有15美元会投入生产领域，所以笔者并不看好特朗普大幅减税的实际效果，那更像是支持牛市加速赶顶的兴奋剂，这些钱固然可拉动消费，但对美国寅吃卯粮、积重难返的财务结构而言，实在起不了太大作用。事实上，笔者了解，大多数拿到这笔政策性资金的企业都把它当成员工福利再分配了，而不是投入再生产和研发。
当然，美国股市在减税的刺激下仍在一路走高。不过，这可能恰恰是下一场危机的源头。从2016年大选到2017年年末，在科技股带动下，美国股市上涨了26%，相当于6.7万亿美元账面利润。根据多个标准衡量，美国股市的价格已处于高位，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的市盈率大约是24，相比之下，自1936年以来，美国股市市盈率历史平均值仅为17。更重要的是，股票价格的增长已经超过了收入所得的增长，这就意味着离泡沫破裂不远了。
始于2009年6月的这轮经济复苏，到2017年12月已持续了将近102个月，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景气期为“IT经济繁盛期”，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持续了120个月。那么这轮景气期能创造新的记录吗？笔者猜测，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初，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
只要看穿美国经济实力比以前大为疲弱和存在致命弱点的本质，特朗普政府的“制裁主义”，这套“纸老虎”政策就没什么可怕的。特别是如果特朗普挑选的单个对手国家都像现在这样和他耗下去，最后，特朗普可能反而会把美国玩到局外去。
朝鲜半岛发生的情况即为一例，特朗普还在发推特宣布自己有更大的核按钮的时候，朝韩突然走到一起去了。《华尔街日报》1月5日有一篇文章分析此事说，特朗普的目标是尽可能对朝鲜施压，迫使其在没有什么筹码的情况下参与会谈，这一政策被称作“最大压力和参与”。 但该政策有一个重大缺陷：如果韩国不支持这一政策怎么办？结果，平壤扛住了压力，许多韩国人也对特朗普整天在推特上和金正恩叫板大为失望，而美韩自贸协定的糟糕前景，也让更多韩国人疏远了特朗普。
当然，朝核问题异常复杂，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但这种情况值得思考和借鉴。《华尔街日报》1月8日刊登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的一篇文章，题为《特朗普招致经济混乱》，文章展示了两个方面的担忧前景，特朗普这种“制裁主义”如果没能达到迫使贸易谈判对手让步的目的，一是将会摧毁全球性的贸易体系；二是将会让美国陷入经济失败主义，一旦到那个时候，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就更加岌岌可危了。
所以，中国应对特朗普挥舞的贸易壁垒和制裁的双刃剑，最好的办法是积极应对，在防御中抓住特朗普在进攻中露出的破绽。具体来讲，有如下三点建议：
一是把握让步时机。总的来看，中国在贸易问题的某些方面做一些让步根本不会改变特朗普的“重商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本质，既然让不让都一样，何必去让？不过，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从特朗普就职一周年政府关门和随后全美女性大游行已开始广泛动员投票的情况看，民主党将会给特朗普制造相当大的麻烦。对华贸易问题可能成为选战议题，因为特朗普依赖于经济孤立主义者的支持，而这些经济孤立主义者发现谴责他人比使美国更富于竞争力要容易。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叫嚣对华制裁也好，对墨西哥或者日本制裁也好，都未必是为了真的解决问题，因此，要根据其内政判断需不需要在外贸上做让步，什么时候让一点，什么时候再收回去一点，美国以资本输入和抽离来控制，我们同样可以尝试用市场大门开关来控制。做个假设：中国已开放对美国牛肉的进口，但还不允许用“瘦肉精”饲料喂养的美国牛肉进口，如果在某个时刻取消这一条款或者又收紧这一条款，势必影响美国农场主和投资屠宰场的资本家，他们基本都是特朗普坚定的支持者，有时候是不是让他们吃点甜头？有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让他们了解世界上有躺枪这种事情？
同时，加强与美国以外其它经济体的合作，消弭美国单点制裁的伤害，甚至逐步建立一个既然美国不想参与就不让他参与的贸易体系，今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是一个机会。
二是做好地方工作。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政坛“去中心化”趋势明显，像加州俨然走上一条和华盛顿对着干的路子。在贸易问题上，这种可能性非常大，笔者曾和加州前共和党领袖Bob Hoff讨论过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他表示，一是各州不会支持联邦这种政策；二是即便联邦一意孤行，各州还有办法，加州肯定会以“自贸区”或其它形式减少这种政策对自身造成的破坏。
这并不奇怪，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及美国荣鼎集团去年发布的报告，2016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出口额超过10亿美元的州有29个，而2006年时只有17个。对中国商品出口额最高是加州，2016年出口额达130亿美元，其次是华盛顿州（110亿美元）、得克萨斯州（100亿美元）；从出口增幅来看，自2006年至2016年，对中国商品出口额增幅超过100%的州达30个，超过500%的州有4个，分别是：阿拉巴马州（550%）、蒙大拿州（554%）、北达科他州（608%）和南卡罗来纳州（890%）。
笔者认为，为了规避美国的贸易壁垒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到美国中西部去投资那些美国资本家都不愿干的制造业，未必是件划算的事情，也未必能为中国赢得多少好感。反倒是认真做好中美省州合作，扩大双边贸易，获取地方政治层面上支持，是将美国选民与中国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效途径。
三是咬定青山不放松。蓬勃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特朗普要动这块压舱石，中国自然要高度警觉，但也要有充分的自信，既然是压舱石，也不是那么好动的。越是面对特朗普张牙舞爪的时候，越是需要战略定力。
在具体操作中，如果局势还无法判断清楚，那么不妨以不变应万变，以时间换空间。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之下，特朗普本事再大，也无法逆流而动。核心还在于练好中国自己的内功，拆除金融风险的炸弹、消解房地产对各行业的绑架、推动科技创新、扩大内需市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际关系战略上，则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之对抗种族主义实质的“美国优先”政策，这才是破解特朗普政府“制裁主义”的攻心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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