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有力地推动了各参与国民生的改善及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国际上也存在着对“一带一路”的质疑，甚至出现反制“一带一路”的动向。“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开拓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平台，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应对来自西方新的挑战，弥合分歧，携手合作？如何扩大我与中亚国家共建成果、解决好新出现的问题？如何争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与俄罗斯的深度合作？笔者力图对上述三个问题谈谈拙见。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抵制“一带一路”成为其削弱中国的重点目标。美国对华再次启动“301调查”，拟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增税，表面看是追求单边经济利益，但更为深层的目的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持美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长期保持的主宰和核心地位。“一带一路”提出平等互惠的全新合作理念，帮助不发达国家完善基础设施、促进民族工业发展、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实际上对西方不平等的贸易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正在打破发达国家从广大欠发达国家攫取原料、倾销商品的不平等贸易规则。这种歧视性贸易造成不发达国家经济上难以独立，长期处于依赖地位。美国和西方一些政客最为担忧和最感到威胁的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实力和影响力日益增长，最终将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届时美国的霸权地位和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将终结。
今年以来，西方对“一带一路”出现了高调攻击和诋毁的动向。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今年2月访问拉美时指责中国为“新帝国主义列强”，说“中国正在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将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欧洲国家一些政客紧随其后，2月17日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公开发言，“中国正在利用‘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西方价值观的‘另类体系’，是要“按照中国的利益全面重塑这个世界”。这些动向表明，美国和欧洲一些政客有意将“一带一路”政治化，歪曲这一倡议的真实涵意，造成中国与世界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矛盾与分歧，加重国际社会的疑虑，损害中国形象，最终达到破坏“一带一路”的目的。
西方反制“一带一路”已经付诸于行动。去年年底，美印日澳四国商讨建立“联合区域基础设施计划”，拟推出所谓“印太战略”，声称这将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替代方案”；印度和日本图谋联手提出“亚非增长走廊”，谋求抗衡“一带一路”；美针对中亚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重新抬头，强化“C5 +1”合作机制。美国主导打造的种种联盟计划意图明确，就是要拼凑遏制中国的统一战线，将中国排斥在国际贸易体系之外，维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和主导地位。虽然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势头不可阻挡，但美国的影响力不能低估，“一带一路”面临的竞争环境更加复杂。
这次美国发动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有可能波及全球，引发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主要经济体的交叉联动，转化为国际贸易混战，对现有全球贸易体制造成影响，用“对抗”取代“共赢”，从而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复苏，导致“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环境的恶化。
“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处理好与美欧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美欧市场对我“一带一路”建设举足轻重，与美欧国家的关系事关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营造改革开放新格局、维护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等重大问题。目前，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权仍在西方国家手中，在全球市场开发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有金融、资本、科技和话语权等多方面的优势，“一带一路”如果失去西方发达国家参与，很难真正成为全球经贸合作的平台。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讲话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的表述，是我们与美欧国家弥合分歧，扩大共识，实现合作共赢的指导性原则。
从总体上讲，在美欧国家推进“一带一路”也存在对我有利的积极因素。尽管个别国家的反制行动有所加强，但无力在全球大范围内建立抵制“一带一路”的联盟。虽然德、法、英等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仍处于“半推半就”状态，但与美贸易摩擦不断，不会按照美国的意志行事，搭上中国快速发展的“顺风车”，参与“一带一路”将是他们的最终选择。与政府相比，美欧国家的工商界、尤其是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意识到了“一带一路”带来的巨大商机，谋求与之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实际参与项目的情况已不是个例。例如，花旗、渣打和汇丰等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搭建多元的融资体系。我应抓住机遇，首先与西方国家在资金融通上取得更大突破，让“一带一路”项目资源更加多元化，实现共同参与项目、共同制定规则、共同分享红利的目标。中国应从更广阔的视野与西方国家处理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关系。对美国涉及我重大商业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应采取应对措施坚决抵制，但策略上斗而不破，有所节制，尽可能避免中美直接对抗，维护我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应积极推动与欧盟高层和欧洲发达国家开展更为深入的对话，做好以合作共赢理念和加强政治互信为重点的解惑释疑工作，争取其积极参与，扩大我方阵营，破解西方围堵。
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显著。“一带一路”所秉持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理念得到中亚各国政府和社会的欢迎，为各国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较大程度地提升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双方在探索互利共赢国际合作新模式中走在了前列。新形势下如何巩固成果，深化合作，处理好面临的新问题，共同经营好这片“试验田”，值得认真思考。
概括地讲，中国与中亚国家“一带一路”合作成果有以下方面：一是以政策沟通、政治互信为先导，各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深入对接。2016年，哈萨克斯坦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对接，中哈签署全球第一份“一带一路”建设双边战略合作协议。之后中哈两国达成51个大型产能合作项目，涉及262亿美元。乌、吉、塔、土四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也取得积极进展。可以说，高度的政治互信关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可靠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又为双边关系向更高层次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产能合作成为新亮点，较大程度促进了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改变了中国与中亚国家资源型和商品贸易型单一合作结构，双方合作向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形态转变。中国与中亚国家已经实施或即将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加工、矿产开发等重大项目近80个，投资金额约450亿美元，将有力推动中亚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同时对我优势产能开拓国际市场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三是“一带一路”使中亚迅速提高由内陆走向海洋的互联互通能力。2014年5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启用，地处内陆深处的中亚拥有了第一个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2017年，中欧（中亚）班列开行数量达到3271列，中亚真正成为连接亚欧大陆的纽带和桥梁，并从中受益匪浅，贸易渠道拓宽，商品出口增长，并收取不菲的过境费用。四是“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中亚整体安全局势的稳定。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中亚国家经济活力明显提升，社会政治环境得以改善，各国间加强经贸往来的需要迫切，出现解决争端、搁置分歧、共谋发展的新动向。近来中亚多位资深人士通过媒体发声，赞扬“一带一路”对中亚地缘政治关系的积极影响，称“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成为中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稳定剂”。五是人文交流成为在中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基础和有力保障。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文化交流向深层次发展，积极发展对华关系成为主流民意，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保持新疆稳定方面，中亚国家从政府到民间，反对针对中国的民族分裂势力，支持我民族政策，成为我维护新疆稳定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当前，受外部因素和内部矛盾影响，中亚政治经济局势变化明显，“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潜在风险不可小觑。在政局方面，土、乌、吉三国完成最高权力和平交接，但哈国年事已高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接班人问题仍然扑朔迷离。哈为中亚大国，GDP占中亚五国总量的三分之二，中国在中亚投资和项目70%以上集中在哈国。哈国新领导人能否延续对华好友政策，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亚的深入推进。近来哈国高层权力争夺暗流涌动，总统控制局势能力明显力不从心，未来政权继续延续对华友好政策的保险系数并不大。在安全方面，中亚受恐怖主义威胁风险增大。据哈国警方消息，一年来有近3000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返回中亚，对地区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塔利班势力在美军大部撤出阿富汗后迅速反弹，恐怖行动外溢中亚的风险增大，可能造成该地区投资环境恶化。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亚恐怖组织“哈里发战士”提出针对中国的 “穆斯林的血缘关系”计划，多次扬言炸毁油气管道，以报复中国在新疆“对穆斯林兄弟的镇压”。在外部干扰方面，各国势力争夺中亚市场对“一带一路”建设影响严重。特朗普执政后，有意重新启动“新丝绸之路计划”，着手落实“C5+1”合作机制。年初，美邀请哈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双方签署21个合作协定，项目金额达75亿美元。土耳其、韩国、日本也加紧与中亚各国密切经贸关系。应该指出的是，各方在中亚并不是良性的竞争关系，有明显的针对和排斥中国的意图。在此情况下，中亚国家对合作对象的选择余地增大，出现“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明显动向。今年2月，在我国冬季天然气出现短缺情况下。乌、土两国违约大幅减少对华天然气供应，要求涨价，并以加大向欧洲市场出口来要挟中国。从对华信任度看，中亚国家无论是官方还是社会层面，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程度还存在不少问题，对中国“恐惧感”没有根本消除。“一带一路”是中国争夺中亚“地缘政治的需要”、中国进行“人口扩张”、“中亚将变成中国的原料附庸国”等宣传经常见于自由媒体。哈、乌两国对中国公民的签证发放、劳动许可证、农业合作用地还有诸多的不合理限制，并趋于严格。
中国与中亚共建“一带一路”实践证明，在中亚国家普遍实行集权式管理模式的情况下，政府层面的沟通和顶层设计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尤其是当前土、吉、乌三国总统更换，哈国面临权力交接时期，更应加强上层互动，在精英阶层新生代中广交朋友，促进双方深入了解，巩固政治互信关系，使其保持对华友好政策的延续性。一是我与中亚资源领域合作初步定型，形成稳定的能源进出口机制，迎来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为中心的重要转型时期。在保障自身利益前提下，我应更多地关注中亚各国民族工业发展、参与民生建设，将中方优势和中亚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产品、加工业制造业和进口中亚农产品方面展开更加密切合作，建立双方经济上深度融合和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二是在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尊重其发展道路选择的大原则下，中国要积极参与中亚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在政治安全领域有所作为，提高政治影响力，与我在中亚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相适应。例如，利用双边和上合组织多边机制，积极参与中亚国家边界问题、经济利益纠纷、水资源分配、打击极端主义等问题的协调与解决。这既是维护我新疆地区稳定的现实需要，又是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条件。三是开拓“一带一路”新增长点。中吉乌铁路建设酝酿近20年，今年有可能取得突破，立项开工。此项目对我战略意义重大，将产生多方面的效应，我应力促其早日上马。这条跨界铁路从新疆伸向中亚腹地，可与欧亚铁路主干线和土（库曼斯坦）伊（朗）铁路衔接，建成后将开辟双方贸易合作新渠道，促进新疆地区发展，扩大我在中亚的影响力。
在我“一带一路”建设布局中，俄罗斯的角色不可或缺。俄在国际油价持续下跌、西方全面制裁的背景下，经济出现严重困境，国际上陷入孤立，对中国倚重加强，出现对“一带一路”立场由疑虑观望到谋求参与的积极变化。从发展上看，俄的深度参与有利于中南亚和整个独联体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更广泛的示范和引领效应，并全面提升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水平。中俄“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应着重在三个领域展开：
与欧亚经济联盟深入对接。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对接虽有成果，但进展缓慢，尚缺乏具体实施的“路线图”。俄对我大举开发本地区市场，投资迅速扩大多有保留和不安。我应力促对方着手落实，深入进行贸易便利化制度安排，在税率标准、商品贸易、资本和人员流通等方面实现合作。对我来讲，实现“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深化以油气战略资源为主的产能合作，建立来自俄、哈两个方向的战略资源长期稳定的陆路进口渠道；二是实现基础设施共同开发、物流交通互联互通、建立自由贸易区和跨境合作产业园区。欧亚经济联盟是一个拥有1.7亿人口的消费大市场和资源大市场，是“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对象。双方合作的难点在利益问题上，我应从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寻找利益契合点。
发挥上合组织作用。能否在上合组织内扩大对“一带一路”的共识，展开深入合作，俄罗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上合组织政治安全合作成果显著，但框架内的经贸合作相对滞后，这与俄罗斯力图使上合发展侧重于政治安全领域的理念不无关系。近年来，上合组织出现中俄携手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务实合作的良好局面，例如，在推进公路运输便利化、海关合作、卫生检疫合作和建立上合组织银行等方面都取得进展。李克强总理在上合组织第十四次理事会上提出的打造六大合作平台，即安全、产能、互联互通、创新金融、区域贸易和社会民生，得到成员国的积极响应。2018年，上合组织将在青岛召开峰会，我应加强与俄罗斯的互动，着力促进成员国在经贸领域的密切合作。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无疑是我在组织内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利因素，但另一个新成员印度则是我争取合作、共谋发展的主要对象。俄在中俄印三方密切合作、共同推动建立上合组织发展新格局中也将扮演重要角色。
参与“远东大开发”。俄罗斯不仅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枢纽作用，而且内部市场容量巨大。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增长缓慢，由2014年的952亿美元降至2017年的800亿美元，离两国领导人确定的到2020年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目标有很大距离，双方亟待找到刺激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参与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使“一带一路”与俄“远东大开发”战略规划对接，应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俄远东地区经济长期落后，铁路、公路、能源管线、机场、海港基础设施开发前景广阔，中国开拓俄远东市场面临天时地利的有利条件，大有可为。但我参与远东开发遇到俄地方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经营理念陈旧、腐败问题严重、政策法规执行困难、对中国所谓“人口扩张”担忧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中方表现出耐心和诚意，需要两国领导人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强沟通加以解决。
明确定位，找准方向，积极稳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当前，社会上有一种倾向，就是将“一带一路”“宽泛化”，赋予其不切合实际的战略色彩，“重大战略部署”“引领世界”“全球治理平台”等观点经常见于媒体。这些观点夸大了“一带一路”的地位和作用，很值得商榷。“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促进中国更深入地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平台，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首先是经济层面的，解决国内产能过剩，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升值，整体上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上述任务已赋予“一带一路”任重道远的使命，如果一味拔高，将失去原有初心，很难走得长远。客观讲，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综合国力远未达到“引领世界”的能力。还应注意到，国内过度的解读，会助长国际上对“一带一路”的误读。西方一些政治家别有用心地将“一带一路”歪曲成“地缘政治竞争”以及“输出价值观”，是在给中国“挖坑”，意在挑起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抗，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因此，保持战略定力和清醒头脑，是我们当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应特别加以重视的问题。
练好内功，克服不足，积极与国际化经营接轨。“一带一路”建设处在由粗放型经营向国际化经营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该承认，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只有短短几十年时间，存在着不足和短板，远不适应国际化经营的规则和标准。例如，中国企业在经营中存在着透明度不高、企业经营多数是单打独斗、过于封闭、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劳工标准不规范、履行社会责任意识不足和个别企业有“商业贿赂”行为等，常常引起国际舆论指责和所在国的不满。“一带一路”参与全球化进程，最需要解决的是我“走出去”企业的理念与经营方式的转变以及与国际化经营规则的接轨。在这方面，除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加以保障外，主要在于企业自身要练好内功。一是要注重人力资源，培养国际化经营的人才，企业管理者必须有全球化视野。二是要认真研究国际贸易市场化规则和全球金融体系，建立起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模式，实现开放融合。三是要借鉴西方国家长期国际化经营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在开放式经营、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管理、信息获取和风险防范等诸多方面加以完善和改进，不断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
善用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经济实力增强，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讲好中国故事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发生变化。中国故事讲什么，怎么讲才能够讲清楚讲明白，仍然是一个大课题。其一，让世界了解中国，宣传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介绍中国成就和经验，与世界分享改革成果，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重点。但在宣介中要注意平等相待，不将中国模式强加于人，避免引起反感。其二，对“一带一路”要避免过于政治化和模式化的宣传和解读，对不同发展程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宗教的地区和国家，应有不同的宣传内容和话语体系。例如，对西方世界应着重阐述中国和平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理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宣传中国尊重各国发展道路选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经济合作不附加政治条件和“亲、诚、惠、荣”的外交政策。其三，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中讲好中国故事，关键在于动员当地社会力量参与，由我们自己讲变为大家讲，由官方讲变为民间讲。首先是中资企业，要将讲中国故事作为一种责任，视为提高企业人文交流水平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当地人士出来讲中国故事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不可替代的，应和相关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建立密切联系，发展知华友华、愿意为中国说话、善于讲中国故事的社会力量。三是注意在当地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中培养骨干力量。华侨社团、侨界领袖社会关系广泛、熟知当地社会心理和文化背景，他们讲中国故事会更贴切实际，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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