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沧桑巨变，引领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与经济的沧海桑田交相辉映，文化作为民族精神与气质的烙印，深入国民的血脉和灵魂。四十年来的中外文化交流，自觉醒、起步到勃兴的整个过程，潜滋暗长、波澜不惊，直至近年汇聚成中外人文交流的滚滚巨流，上升至国家对外交往战略，引发各方广泛关注。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国家留学基金委前秘书长刘京辉女士，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结合多年工作实践，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外人交流的主要进程，分析了当前应聚力、聚焦的关键领域，并对如何做好新时代中外人文交流工作提出思考建议。
1978年6月23日，在谈到清华大学工作时，邓小平同志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上万地派，不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1]同时，明确要求：“今年派三千出去，怎么派、派到哪里、要订好计划。”为落实扩大派遣留学生出国渠道，中国教育部首先与欧美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商谈。这些国家在表示欢迎的同时，无一例外地提出扩大向我国派遣留学生的要求。自此，中国以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并接收外国留学生来华，拉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外人文交流的序幕。
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双方共同签署了政府间文化协定。同年8月，又共同签署中美政府1980年和1981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
中美这一良好互动，标志着中国文化与外交政策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彻底打破“一边倒”的文化结盟形式，开启了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线，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两手抓”的文化交往形式，期待利用中国独有的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魅力消除双方中外民众心理上的隔阂。由于美苏冷战仍陷于胶着，也出于美国对开放后泱泱大国的好奇，美国政府、各大基金会和高等院校等对与中国相关的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给予了较多的方便和支持。[2]美国各界对我派往的第一批访问学者给予了超规格的接待和安排。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方主流国家的媒体多对中国文化交流活动予以正面宣传，西方民众与人文交流相关机构，也对来自东方的古老文明报以了极大热情和好感。
此后十年间，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大力推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人文交流活动，包括文化、教育、体育交流合作、对外汉语教学与推广等，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的人文交流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1980年与美国恢复“中美富布赖特项目”；与英、德、法、日等多个国家开展教育合作；先后对亚非拉国家开放留学，资助其留学生来华学习。大批留学人员出国，一方面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和科技；另一方面他们也成功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向海外推广中国语言、传播中国文化。同样，来华留学人员也为我国外交工作注入了活力，为中国的教育改革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这一段中外人文交流难得的“蜜月期”，加深了中外双方对彼此国家实际情况的了解，也为中国在教育、文化、科技以及经贸等各个领域更好地融入世界提供了助力。在此期间，中外人文交流的主要动力，源自政府间高层官员互访和相关文化（包括教育、体育等领域）合作协定。民间力量主要聚焦中外留学人员，一些民间机构也开始主动参与，官民联合在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的成功发展，为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的建设积蓄了能量。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后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架设起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语言之桥。1987年，“世界汉语教学学会”这一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成立，为官方组织提供了有益补充。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至1989年），中外人文交流工作尚缺乏系统性经验，主要是从西方模式中摸索和借鉴，塑造一个安定团结、独立自主、改革开放的新大国形象。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对中国战略倚重减少，带头利用特定历史事件向中国发难，在国际社会中抹黑中国形象。
这一时期，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重点，就是展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传播中国“以和为贵”的精神理念，减少国际交往中的误解和藩篱。
中德两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外人文交流注入了活力。双方共同建立了位于北京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上海、辽宁沈阳两个地方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先后设立了天津、山东平度职教中心等十余个实实在在的合作项目，旨在借鉴德国经验，为我国培养一批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受企业欢迎的技术工人。以此为平台，中德双方互派教师、研究和管理人员以及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交流、传授经验。
为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和平友好”的中国国际形象，中国举办了以“99巴黎·中国文化周”和“中华文化美国行”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前者是1989年后中国在欧洲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文交流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举办，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以及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在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崭新成就。“中华文化美国行”历时25天，包括大型展览、演讲和文艺演出等内容，先后在联合国总部和美国9大城市进行，约10万人次观看了展览或文艺演出。[3]
这些活动通过图片、音乐、舞蹈等特殊面对面的交流形式，成功地加强了东西方文化间的沟通，赢得了西方各界人士的广泛好评。特别是借力国际组织平台、利用中国文化民族音乐和舞蹈，超越了意识形态、语言障碍，联结起了中外人民的感情，为在西方传播中国正面形象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的经济社会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成为国际多边体系中的重要角色。
2004年起，中国开始逐步通过双边机制在海外以中外合作形式开办孔子学院，广泛推广汉语文化。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关于“中国崛起”的话题日渐成为了国际舆论场上争论的焦点。特别是“9·11”事件使得不少西方学者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这一典型西方主义视角出发，将中国的儒家文明视作是西方文明未来的新威胁，从而为中国的对外人文交流工作带来了不小阻力。
为此，中国政府于2005年提出“和谐世界”新理念，在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其思想精髓置于当代和全球的视角下去挖掘，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又兼具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理论创新的背后，中国也在逐渐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外宣格局，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4]除国务院新闻办作为主要宏观统筹部门，负责组织综合性、跨部门、跨地区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外，还设置了众多具体实施机构。其中，官方机构主要有：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等；半官方机构主要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5]；在教育领域有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等。宏观统筹与具体实施互为补充，有效配合，逐渐形成了宏观、微观相协调的对外教育、文化交流矩阵。这一时期，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人文交流事务中，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国际奥委会主办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际展览局主办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
从2000年至2010年，这一阶段的人文交流工作正是以特殊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正能量，通过中国历史悠久且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教育、艺术表现形式，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国“和平发展”的创新理念，以一个和平、友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力争使中国国家的“软实力”在国际上获得与“硬实力”相称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外人文交流，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外人文交流最重要的顶层谋划。
抓住这一难得历史机遇期，中外人文交流加速向上突破，实现了战略进位，中外人文交流与战略互信、经贸合作，共同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三大支柱，中外人文交流的总体布局基本成型。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理念指导下，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文交流创新之路，历史性地突破单向度、分领域的交流模式，构建起中外人文交流大桥梁，实现了跨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青年、体育、传媒等多领域的交叉融合。截至目前，已建立中俄、中美、中英、中欧、中法、中印尼、中南非、中德等八大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其中有一半是十八大以来成立的。上述机制不仅有效统筹了国内16家中央政府部门和单位，更带动了外方国家和地方的37家政府、部门和单位以及中外有关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机制活动。中外人文交流务实推进、成果丰硕，为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工作基础，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八大机制共召开26次机制会议，举办250多场配套活动，签署260多项合作协议，达成近2500项具体成果。
应该说，过去五年来，新时代中外人文交流的雏形初现。面向未来，仍需妥善处理好三大关系：
综观八大中外人文交流机制，除中欧外，均为双边合作机制。从实际运行来看，双边机制协调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凸显出其“灵活机动”的特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出现大幅消长，与我建立人文交流机制的几个主要西方大国，自身面临重大挑战，经济保护主义、社会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日渐高涨。最近一个时期，大家目睹美国总统特朗普频频对华出招设限，中美贸易摩擦不断；英国“脱欧”公投意外通过；欧盟一体化遭遇挫折；德国难民危机和极右翼势力抬头；西方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正在松动，二战后建立起的世界制度体系面临重大挑战。新兴国家对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产生怀疑，盲目迷信西方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
值此之时，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直面这些逆全球化的“黑天鹅”“灰犀牛”重大事件，需要我们更加灵活地处理好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一方面，要妥善运用双边人文交流机制，增强控盘能力，运筹好我与重要大国和地区关系，为巩固我新时代对外关系的基本盘做出更大贡献；另一方面，要善用多边舞台，在统盘、控盘的基础上，抓住欧美战略收缩、政策内向的重大机遇期，大力团结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整合聚集全球正能量，抱团发声、协同发展。
重点要聚力聚焦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要探索利用已有或创设新的区域性组织和机制，实现多国联合交流。从区域和次区域重大问题入手，在多边化框架下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把中国的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要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拓展与沿线各国人文交流。从大平台切入，可依托金砖国家（BRICS）、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SCO）、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与东盟地区领导人峰会以及东亚峰会等一系列平台，在拓展多边人文交流的内容与形式方面做出积极探索。从小平台入手，重点以金砖国家教育部长会议等活动为契机，可充分利用已有的中阿教育论坛、中非20+20、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日韩教育部长会议等，在这些教育板块中嵌入多边人文交流的新内容。二是进一步突出与国际组织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大力维护好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秩序与权威，特别是抓住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重大事件带来的机遇，进一步展现中国的大国担当，突出中国在相关治理体系中的立场和地位，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
纵观十八大之前三十余年的中外人文交流，可谓异彩纷呈。归结起来，除中外学生学者交流互动外，采取的主要手段有：一是利用重要节日、纪念日举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二是通过文化领域多层次级互访、友好城市文化交流等开展对外文化合作；三是举办或互办文化年、文化节、文化季、文化周、艺术周、电影周、电视周和文物展等文化交流活动，等等。相关文化交流活动通过短时间内集中式的“文化嘉年华”，给外国民众留下全方位的冲击感和现场感，仿若真正置身于中国的文化熏陶中。这些活动资金大、场面大、话题多、关注度高，对提升国家间理解和改变民众的认知有着巨大作用，为推动中华文化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大型活动毕竟是短期的，时间和作用都具有短效性、即时性、游击性的特点。考虑到成本及外方民众接受度等因素，不可能频繁举办，文化传播效果有限。
十八大以来，中外人文交流开始了动力转换，逐步建设长效机制，其形式主要是依托孔子学院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立海外人文交流基地。孔子学院以汉语教育推广为首要目标，中外合作、深入校园。其迅猛发展在全球引起巨大轰动，产生了非凡的国家文化品牌效应，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张闪亮名片和代表性符号。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稳步上升，越来越多的海外友人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产生学习和了解的兴趣与渴求。以语言为载体、以教学为媒介的孔子学院，通过与普通民众的直接对话，将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但需要清醒认识到，孔子学院赢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招致了较强烈的海外舆论反弹，其办学动机、价值输出、课程设置及资源配置时常受到西方舆论的质疑和诟病。依托中外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等，为孔子学院谋求更深远、更长久、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将是中外人文交流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课题。
海外文化中心在国家政策积极鼓励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明显加快了建设速度。根据文化部“十三五”规划，至2020年，计划在全球建成50个文化中心。截至2017年底，已建成34个。与孔子学院的多元化合作渠道和财政来源相比较，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更加具有官方合法性等传播优势，体现了官方推广本民族文化的合法性[6]，又避免了过于浓烈的官方意味，展现出了文化交流的柔性，避免造成威胁感。海外文化中心发展中应注意的是，设计好长效持久的顶层机制，才能夯实海外文化基地的长远发展的基础。开办速度快慢，扩张的规模大小，均非关键所在。从新的高度出发，从全球视野出发，做好更长期的规划和展望，收获更加持之以恒的文化效应，才是海外文化中心发展所应该追求的核心目标。
中外人文交流的这一动力转换，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外人文交流的逐步成熟。面向未来，除配合国家领导人重要出访等短期活动外，中外人文交流应进一步在长效机制上深耕厚植，在已有或新建平台上不断创新并提供中外民众欢迎的产品。
八大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一系列中外人文交流成果的取得，充分体现了国家在中外人文交流的顶层设计、战略谋划、协同推进过程中的“洪荒巨力”，可以说，没有国家层面的强力推进，就没有中外人文交流这几年的快速发展。
同时也要看到，近些年，随着中国强势崛起，中外意识形态差异、领土领海争端，西方贩卖的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导致政府直接主导实施的文化活动极易被标签化、政治化乃至妖魔化。相较于官方叙事下的宏大话语体系，“小而美”及具有人情味的民间叙事在中外人文交流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其日常性、长期性，更是发挥了大型官方活动无法做到的潜移默化的长期效果。甚至在国家领导人出访、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框架下，这一趋势也有所增强，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访美期间与1985年首次访美时见过的美国朋友重聚，刘延东副总理在中美人文交流机制上展示的美国飞虎队照片等经典案例，受到西方民众青睐。“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人文交流归根结底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在中外人文交流的过程中，民间力量的入驻，将会成为意想不到的点睛之笔。
因此，处理好官方形式与民间形式的关系，减少政府的直接介入，转而通过牵线搭桥的方式，鼓励中小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乃至普通民众等多元化角色共同参与其中，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
近年来，我国鼓励文化企业积极“出海”，与海外文化企业合作，已经做出了积极探索。迪士尼、梦工厂、环球影城等美国著名文化企业均以多种形式与中国同行开展了深入合作。2015年，中美文化企业间的跨国交流得到进一步深化，中美电影合拍片数量位居合拍片榜首，其中《捉妖记》更是创造了24亿元人民币的票房纪录。同样在2015年，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精神，30家中国、东盟教育培训机构通过紧密合作成立了教育培训联盟，在教育领域深入推进中国与东盟区域人文交流合作，这些培训机构大多是民企性质。
另外，以完美世界为代表的民营性质的全球性创意文化企业，近年来也在中外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不仅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中国教育部紧密配合，参与了“全球青年领袖实验室”计划、“知行中国”项目以及“文化和睦”计划等多项人文、文化交流，还在2016年主导并组织了“亚洲青年文明对话论坛”这样重量级的人文交流活动。[7]
但是只进行民间交流也有其问题，民间行为主体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在跨国交流互动过程中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因此，官方与民间形式这一对关系的理想状态，似应是政府变为人文交流活动的引导者和监督者，通过政策制定，鼓励多元化力量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中外人文交流中，让民间以及半官方力量在人文交流中唱主角。[8]
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在杭州举办，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的发展进步，得益于通过开放交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今天，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一个全新的中国也开始向世界贡献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中国应借力中外人文交流平台，促进与各国的“民心相通”。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中，需要具备以下两种基本意识。
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在国际舞台上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与依赖结构化的制度支撑建构起的欧洲共同体相比，“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是一种共生理念，是传统文化与世界主义交汇之处迸发的巨大发展动力，是我国古老的“和为贵”的中庸之道与改革开放后逐步积聚的全球化意识碰撞后的理念升华。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必须要有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并认可的文化价值观，不仅要具备中国特色，还应反映当代世界共同的价值追求。我国的人文交流工作，尤其在传统交流项目上，比如青年交流中，要以塑造共同的价值理念为基本遵循，着力培养能够在情感和价值观上与我国民心相通的国际友人。
据美国皮尤调查中心2017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越南、菲律宾、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明显高于中国，其中：84%的越南人认可美国的正面形象，仅10%表示喜欢中国；75%的韩国人认可美国形象，仅34%认可中国；57%的日本人认为美国形象正面，仅13%认为中国形象正面。在全球范围内，这些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属于较低水平。[9]当然，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国际环境愈发复杂，地缘冲突和领土争端不断；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民众至今仍保有一种“文化宗主国情结”，民族主义情绪时而蔓延。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周边许多同中国更具地理、种族、宗教和文化多重亲缘性的国家进行交流更为重要。
一是人文交流要“从娃娃抓起”，从年轻人抓起。早在80年代，为推动睦邻友好，全国青联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后来中国又派500多名青年赴日交流，长线培养两国之间的“友谊使者”。二是人文交流工作不能停留在表面，中国方面首先要克服人文交流中可能遭遇的“情感对抗”，必须理解“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正内涵，摒弃“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充分尊重各国独有的文化及其“文化自尊心”，要与周边国家的留学生、访问学者、普通民众以对等的地位开展对话。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周边国家大多数是后发展国家，它们往往对发掘自身传统文化、寻求独特的发展道路感兴趣。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近年来在经济、教育、科技、体育、环保等多领域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这本身就值得其它发展中国家学习，亦可为它们发掘自身文化潜能、寻求特色的发展道路提供重要借鉴。中国“软实力”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润物无声”。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本身就是“多元”而非“普世”，将“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全方位渗透到人文交流工作中，以开放的胸襟、共享的理念和互利的意识发展新时代的人文交流，更有助于我们的人文交流工作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尊重。
要使人文交流真正发挥“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桥梁纽带作用，就必须以“跨文化交流”意识为实践指导，特别是要“多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0]近些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逐渐深入，中国已与沿线国家搭建起一系列共商、共建、共享的文化交流平台，比如，“西洽会—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新疆丝绸之路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等。一些民营企业和民间组织也更加活跃频繁地参与其中，成为了中外人文交流的生力军，积极承担着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义务。但跨国的交流合作仍旧面临着重重阻碍，主要原因在于忽视了跨文化交流中隐藏的文化差异壁垒。许多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开展援助项目都不成功，主要是对当地的组织模式认识不清或以己度人。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尤其要避免西方思维下“垂直化”的交流机制，使“以我为主”向“以我们为主”转向，推己及人、求同存异，打破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的边界和壁垒。
未来的人文交流工作任重道远。首先还是从学生、年轻人抓起，为他们提供多元文化的课程、产品，还应通过大量实践活动让他们全方位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其次是做好跨文化培训，培养并提高相关人员解读各种文化差异性的仪式、符号和象征的能力，充分了解中外的历史事件、宗教信仰、社交礼仪、人文艺术等，目前我国在这些方面还与国外有一定差距。再次，就是加强跨文化传播与交流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等“大文化”战略背景下，需要大量的、实证的、文化层面的研究作为指导。当前国内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还远不能满足要求。此外，通过交流影视作品、翻译文学作品，从一个侧面可让双方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在人文交流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呼吁，坚持开放共赢，勇于变革创新，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这些年来，中外人文交流的深化与繁荣，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外界的相互认识，促进了中国民众以更大的信心与气魄开展全方位地对外交往。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继续深化和巩固中外人文交流，必将持续促进中国借鉴国外优秀成果，从而支持中华民族向着伟大的光辉彼岸有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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