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中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为世界所公认所赞叹，但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只有文化上的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只有文化上的崛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崛起，只有文化力才是植根于民族内心的共鸣伟力。中华文化嬗变绵延至今五千年而未消亡，这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亦足以让我们这个民族坚定地树立起自信。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优秀文化是一种包容的生态，一个在文化上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民族必将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已被反复验证。而若想实现文化的不断演进升华，就必须要有自觉自省之意识和开放渴学之心态，太和智库首席文化学者顾伯平先生正是秉持这样一种理念写就此文，追忆先秦多彩之灿烂，坚信新时代转化与创新，中间一段稍有褒抑，观点欢迎争鸣，但爱深责切的深刻反思，无疑体现了他对中华热土的那份深沉的爱恋。
文化多元和多元文化是人类情感与智慧的结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生发成就，积极主动地对此加以比较研究相当必要，通过比较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兼收并蓄，孕育文化创新。
中西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课题意义重大，通过客观比较、科学研究、善意探讨某些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探究各自发展的不同轨迹背后可能存在的主客观源流与缘由，了解中西方在同时代走过的类似路径与不同特征，明晰社会进步与文化变迁的相互关系，把握普遍规律并尊重普遍规律，促进和成就世人日益期盼的文化创新。
看当今社会，科技创新发展早已由“一日千里”走进“一秒千里”的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纠缠以及“湍流”这样的经典物理学最后的难题已获新突破，着实令我们目不暇接。据说“物联网”等通向未来的诸多趋势性创新技术已在不远的前方。文化创新理应与科技创新发展同步，以保障整个人类社会的平衡和健康发展，而眼下事实上的状况足以令人惊醒，发人深省。
关于中西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比较研究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重大课题。记得20世纪80年代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念书的时候，周谷城(1)、周予同(2)、谭其骧(3)、庄锡昌(4)、朱维铮(5)、吴浩坤(6)等大师、名师关于中西历史、中西文化史的精辟宏论至今如涓涓细流滋润心田。自那时起，笔者就曾立下初心，一定要好好念书念好书，将来能学着老师们的样子勤勉地学习钻研，梦想着对于某些课题有自己的“一管之见”。为此，30多年如一日，读书+思考，行路+观察，知行+提炼。
文化是多元多彩的，更是一个客观的历史概念。人类有史以来，孕育诞生过众多特色鲜明的灿烂文化。随着岁月的冲刷，许多文化不断创新发展繁荣至今，也有一些文化由于不能跟上社会创新发展的步伐而衰败甚至消失。历经数千年依然留存于世、最具影响力的应是以古希腊、古罗马为源头的西方传统文化和以中国中原汉族文化为主要源头的中国传统文化。
若是开门见山从最直观的角度看，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很明显地体现为语言文字、衣着饮食、建筑风格等方面的不同。
♦中国的文字，是由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六种文字组成，即所谓“六书”(7)。中国文字创造之初，虽与埃及相同，都是由图画、象形文字演化而来，但始终维持着原始的绘画或符号内容，只是在形成更多文字时，在原有文字构成的基础上，加以组合，以形成更多的文字，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西方的字母文字最早是由腓尼基人发明的，古希腊人改进了腓尼基字母而创造出希腊字母，伊达拉里亚人又改进了希腊字母创造出拉丁字母。中世纪时，日耳曼人受罗马文化影响，用抽象的拉丁字母拼写了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拉丁语系的语言文字，并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流行起来。
♦中国人认同“民以食为天”(8)，将吃放在最首要和最高位置，首先讲究的是色香味型加食不厌精，其次才是营养搭配，做法偏重热炒煲炖，食材包罗万象、物尽其用，口味偏油腻、盐多味重，餐具简单，不外乎一碗一碟一汤匙，而必须具备的是最直接、最主要、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双筷子。
♦西方人将吃当做一种生存的需要，首先讲究的是营养搭配，其次才是味道，做法以生拌、烧烤、白煮为主，原料屈指可数，红、白肉为主，盐少味清，注重奶制品加甜品，餐具复杂，大小杯、盘、刀、叉、匙不一而足。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利用葛、亚麻等植物纤维和羊毛等动物纤维来织布，更发明了高雅的丝绸；始终保持着一种东方式的矜持，注重对肌肤严密地包藏和掩蔽，以上衣下裳为特征，前开前合，多用带子固定衣服；穿衣不仅有保暖或装饰的功能，更有其社会伦理功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用穿戴装束来统一人的思想，表示人的身份等级以至于反复修订服饰制度，作为各阶层人的穿戴行为规范。
♦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在衣料方面继承了地中海沿岸的上古文明，即亚麻文化与羊毛文化兼而有之；衣服注重实用与写实，甚至夸张地表现人的体形，式样从披挂式到贯头式，再到前开式，形式多样；更注重服装的财富价值和审美功能，古罗马人也曾十分重视衣服对于身份的象征意义，中世纪也曾不断推出过一些奢侈禁令，有些表现方式主要适用于社交场合。
♦中国古典建筑以土为垒、以木材为主要构架，属于土木工程系统，建筑形式和所用的材料（就地、就近、就便取材为主）在数千年古代农耕社会未曾变过；布局上采用封闭的群体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铺，大型建筑由数以千计的单个房屋组成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围绕轴线形成一系列院落，注重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四合院、围墙、影壁等无不强调封闭、隐私的效果；历代帝王宫殿、陵寝和民居皆按风水之说和五行相生相克原理建造，逐步形成了严格的等级规制，严禁僭越。对于建筑本身防火、防雷击等不甚理解，占建筑物总量最大的民居建筑更是易毁于水火，常常出现一代人要建好几遍房子的情形。
♦西方古典建筑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属于砖石结构系统，建筑形态不断演变（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古罗马穹窿顶，哥特建筑的尖券、十字拱和飞扶壁技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布局上采用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通过“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并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无不注重开放、通透的效果；构形讲究几何美学和数学逻辑，较早将坚固和防灾列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重要原则。虽历经千年，偶有毁于天灾或兵火之外，西方许多古代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至今，民居建筑一栋房子住好几代人的情形比较常见。
上述这些，不能不触及到社会伦理、人文思想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层面，由表及里，传统中的中西方文化就有了真正客观地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需要。
截至到目前为止，中西传统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著述文字资料虽说不上“汗牛充栋”，却也早已“学富五车”。然而，当有兴趣者走进此“山中”时，又难免发出“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无奈叹息！远不像“衣食住行”那样一目了然。这自是由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中西传统文化就如同两条各自奔流入海的巨川大河，有时泥沙俱下，有时清澈见底；有时汹涌澎湃，有时静若处子；有时飞流直下，有时蜿蜒曲折。这一过程中，中西传统文化原本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过什么样的演变历程？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通过哪些具有代表性、标志性人物和事件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异同？是什么关键因素导致了两者有了今天我们看到亦无须讳言的巨大差异？本文试着以管窥重要节点特别是部分重要人物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客观探讨。
中西传统文化的诞生与演变尤其带有深刻而突出的时代特征和伟大人物的思想烙印。大约公元前8世纪到前2世纪这段时间里，世界上相距遥远且不通闻问的人们，在精神与思想上都有了重大突破，有几个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先后以不同的方式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产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是前所未有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无论亚洲还是欧洲，整个人类都在探讨理想统治者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宇宙生命的起源运行和未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构成了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言人包括孔子、老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自轴心时代(9)以来，以秦汉大一统为基础的中国经历了纷繁的战乱和统治方式的专制化努力，一越两千多年至近代形成了外儒内法结构封闭严紧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基础的西欧开创了以体系化的哲学表达政治思想的道路，经历了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孕育出了近代自成一格且相对开放的西方传统文化（西方主流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这里指的主要是思想文化或称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主流，融合法、佛、道等诸家学说凝练的核心价值观。其具体内容主要有：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10)。这是指一种制度安排，从国家到家庭一脉相承，具有政治含义。五常——董仲舒表述为“仁、义、礼、智、信”(11)。五伦——孟子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2)。早期儒家以孔子、孟子的民本主义道统为其主要内容，这种早熟的民本主义学说既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周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3)思想的承续，又是受战国时期风头正劲的争霸之风所激发的对强权思想的最初抗议。但西汉董仲舒继承并实行独尊儒术，用法家的严苛和权力的意志将儒家改造成为儒教，外儒内法、儒法合流成为制度构架，以研究帝王的“治国之道”为核心，以处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为线索，将政治研究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五常”在道德与伦理上转换自如，为帝制皇权家天下社会统治制度提供了可行的理论支撑和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价值评价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秩序是“礼”，即君臣长幼尊卑的全方位的等级概念；尊崇的是“仁”，即王朝疆域内君王对臣民由上而下的宽爱；强调的“义”，其作为道德上的善从属于等级分明的“仁”，本身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忠”是进入帝制皇权家天下社会之后特定概念的“忠君”，忠君（皇帝）是严格不二的，“不忠君会被杀头、忠君能有高官厚禄”；家庭生活方面主张“孝悌”，以此维系终身人格依附的关系，是家天下“家长制”长幼尊卑的逻辑产物；对女性有着“节”的要求，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男性家长的宗祖特权；通过对普通老百姓心智和道德的妖魔化，充分论证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的合理性；以德治国特指“皇上”“以德（仁者爱人）治国”，官员皆自称是儒家的忠实信徒，皇帝更是儒家的最高代表，但不无遗憾和讽刺的是真正成为儒家“君子”的极少，大多数“皇上”只是为了维护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并在“万岁”的“龙椅”上坐稳顺利传位后代以至万代，被统治者只是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升官发财捞好处，极少有人真正践行儒家以待己之心待人的忠恕之道。长此以往，中国人不能不由此形成了这样一些比较普遍的观念：重人治、轻法治，重官权、轻民权，重家世、轻个人；熟人社会形成的亲疏远近的观念导致对公益的冷漠；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撞大运般的明君、青天，等等。中国历代王朝的创立者造反打天下时奉行实用主义文化，怎么说、怎么做能打下天下就是真经、就怎么念；一旦得了天下就一副“胜者为王”“君临天下”的姿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4)要求其他所有人按“忠孝悌节仁义礼智信”做好，但王者自己由于是胜者、是君王、是天子，所以不肯做、不需要做、不好好做，事实上也的确不好做、做不好，偶尔做一点是有的，有始有终做好的难寻史实成例，于是就常常出现言不由衷、言行不一甚至言行悖反的史实记载。
♦西方传统文化（这里指的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或称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以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为主流，融合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凝练的核心价值观。其主要内容有：人权为纲，主张平等、博爱、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西方传统文化，不应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的文字中去寻找答案，更是要从古希腊的雅典民主、罗马的法律制度、英国的宪政以及后来居上的美国三权分立体制这样的实践中去获取结论。西方传统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经由自然法传统和基督教神学的培育，在欧洲封建制的宽松政治秩序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历经两千多年的演绎，孕育出了维护平等、博爱、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秩序的宪政和法治文化，划分了自然与社会、神道与人道、公域与私域的界限，在制度安排上具体表现为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契约思想、对人性恶的恒久警惕、对权力制衡原则和对特权的零容忍限制、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民主诉求。西方传统文化总体上讲究的秩序是“平等”，即在法律和理性面前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天然的等级差异；尊崇的是博爱，即同一政治共同体内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尊重与关爱；强调的“义”，核心在于人的自由，包括肉体与精神的自由，其本身就是所有政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忠”指忠诚于国家，忠诚的前提是国家尊重并保障民众的私权和自由；在家庭生活方面主张基于人格的平等和道德的责任，人与人之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色彩浓厚，并有着外在社会保障作为依靠；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肯定每个人的理性，在理性和科学的指引下，每一个公民都有着把握自身利益的能力；基于对人性的客观剖析，明确主张法治对于统治的必要性，本质上不能相信所谓的自律能够克制住人性的贪欲。
从政治上讲，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西方传统文化最突出的对立就是对人治和法治的态度。
♦中西古代王朝都有人治的观念：百姓的生死荣辱以及幸福与否无不取决于“明君”“昏君”还是“暴君”，偶而可能是掌权的宰相。不过人治的观念在中国最长久、最发达，形成一种道统式传统文化。这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最系统。孔子的理想是：掌握统治权的“君子”和道德高尚的“君子”是合二为一的。他们应该以身作则，树立一种风气，然后“小人”风从。然而孔夫子没想到权力缺乏监督一定会腐败。事实上，自秦至清的历代帝王基本上都是“两面人”，即以法家为里、儒家为表。毛泽东一语道破：百代皆行秦政法。(15)“秦政法”貌似是法治，实际上只是统治者用来骗人、吃人、杀人的工具。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6)史实上，对孔子学说中的“伪善”，同属儒家早期重要代表人物荀子，最早发现、加以揭示并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可惜不仅没有得到后代儒者特别是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者应有的重视，反而遭受排斥和打压。这当然成为儒学史上乃至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大不幸。
♦法治的理论依据是，所有人都要受法律的约束，尤其是对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制和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往今来未有例外。欧洲从13世纪《大宪章》(17)形成的宪政观念：最高权威是宪法，而不是哪一个人。根据宪法原则，立各种具体的法律，对任何具体的事件都以有关的法律为准，于是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来，这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立宪，可以是代议制，可以是总统制，但其精髓是限制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政府的权力、保障民众的权利。在高度工业化全球化信息化、复杂的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时代，只能靠刚性的法治，不可能仅靠感化和道德教育。
以上粗线条地勾勒了中西传统文化是什么。那么，为什么呢？还得请历史说话，请看几个重要历史节点的偶遇与巧合以及标志性人物的故事。
中西传统文化的主要奠基者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与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在源头就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是古代东方与西方思想史上最有名望、最有声誉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个时代正是人类从蒙昧走向理智、由迷信走向自信的时代。孔子与苏格拉底都热衷于政治，他们的一生都在谈论哲学、道德和政治问题中度过。孔子年轻时曾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大司寇等职，并且政绩卓著。苏格拉底曾当选过雅典公民大会的成员，在“三十僭主统治”(18)时期勇敢地反对过克里底亚的暴政。两位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都对政治问题抱有自己的理解看法。
孔子的学说是价值学说；
苏格拉底提出的是逻辑学说。
孔子推崇道德的社会作用；
苏格拉底认为道德应有其独立价值，所做的一切是对自我良心的承诺。
孔子主张礼教治国，因材施教，有教无类；
苏格拉底则致力于对哲学方法的改进，建立认识论体系。
孔子尊崇古制，为追求合礼制、合道德、合人伦，描绘过去是多么美好，其机辩与谋略虽有过人之处，面对现实又总显尴尬；
苏格拉底则是鼓励自由讨论，建立了逻辑的初步归纳法，强调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为后人探索和研究科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西方由此开拓与探索世界。
孔子是让学生做别人；
苏格拉底是让学生做自己。
……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家思想以孔子学说为主体。孔子个人对于《春秋》(19)的编撰用力最多，他甚至将“知与不知己”与这部著作联系起来。(20)对于《春秋》的编撰，使得《春秋》已经不单纯是一部史书。否则，所谓“春秋大义”就没有了根据。儒家的“历史”，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更进一步说，就是一种区分善恶的判断。对于孔子而言，他认为自己就是善恶标准的厘定者。但在汉之前，儒家只是“百家”之一，不存在这种由孔子来确定善恶标准的问题。而在汉之后，权力与学术，究竟谁来决定善恶标准，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当然是帝制皇权的专制权力掌握了善恶标准的评价权和决定权。修前朝史之所以为历代中国王朝统治者所重视，除了发挥历史的鉴戒功能、寻找治乱兴衰的规律，以巩固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是借以说明新王朝继统合法性的必要手段。
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深刻的道家文化，其“神秘主义”的思考方式与西方哲学的逻辑载体相差甚远，中国古代哲学在经过老庄的发展后渐渐走入玄学。而法家思想一旦与权力结合，就很快成为一种技术，很快演变成一套统治制度。在儒家与权力结合的过程中，思想载体并未有什么变化，变化的只是善恶判断的标准掌握在谁手中。权力关心的是如何牢牢地掌控善恶的标准，也就是文化价值评价体系的制定权。
善恶判断的思想载体，所造成的最显著的思维结果，是二元论思维，即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比如，当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要么是一个好人，要么是一个坏人。从孔子开始，中国文化的视野，就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这种视野，也成为了我们祖先的思维环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使得中国人在看待世界的时候，起止于价值判断的层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中国自秦汉始，所有的教育启蒙皆以诵读四书五经开始，所谓以史为鉴，实际上就是看待万物的尺度皆来自于历代大儒对四书五经、对先前历史的解读，抽象的思考退化为对具体的人、事、物的经验化理解，这样的环境下必然产生不出真正的逻辑理性，而只有对所谓义理的诡辩、对所谓道德高位的争夺。正如周予同先生所言：
“‘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书籍，它不仅为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所‘法定’认为合法的经典，而且是在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称之为‘经’……‘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一的主要工具，也是封建专制政府培养提拔人才的主要准绳，基本上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21)
无疑，一种只会作价值判断的文化，很容易成为一种封闭的文化。例如，明末的东林党高喊大义，在崇祯的支持下大肆清算阉党，凡是与阉党有过交集的大臣一律封杀，导致朝政瘫痪，在农民起义和后金威胁面前无人可用、无税可收、无计可施；清末时期，一些大臣反对搞洋务，理由不是别的，而恰恰是从价值判断的依据出发，即把西洋器物视作不道德的、坏的、反传统的奇技淫巧。与其说这些人的迂腐，不如说，他们只有这样的思维，而这样的思维定式又只能得到唯一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权力斗争总要置人于死地。从非此即彼的思维特征来看，对立的政治力量把彼此视作敌人，这种区分敌我的判断正是儒家思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在这种前提下，只能用一元的手段解决二元的矛盾，换句话说，只能用消灭对立一方的方式，才能解决这一价值判断造成的理论困境。明代大奸臣严嵩害死夏言就是典型的案例：
久之，帝微觉嵩横。时赞老病罢，璧死，乃复用夏言，帝为加嵩少师以慰之。言至，复盛气陵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子世蕃方官尚宝少卿，横行公卿间。言欲发其罪，嵩父子大惧，长跪榻下泣谢，乃已。知陆炳与言恶，遂与比而倾言。世蕃迁太常少卿，嵩犹畏言，疏遣归省墓。嵩寻加特进，再加华盖殿大学士。窥言失帝眷，用河套事构言及曾铣，俱弃市。(22)
夏言本是严嵩的恩师。夏言极得明世宗朱厚熜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就抓紧这个机会，拼命巴结、讨好夏言。渐渐地，严嵩成为了夏言的知己，并向多方推荐严嵩。有了夏言的引荐，严嵩自此步步高升，更得到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官职。后来，严嵩了解到世宗喜欢被人奉承的心理，于是大展他惊人的逢迎功夫，深得明世宗喜爱，更被提拔为礼部尚书，进入了内阁。后来，夏言察觉到严嵩父子的恶行，打算揭发严嵩之子严世藩的罪状。严嵩父子大惧，便跑到夏言那长跪不起，声泪涕下，谢罪悔过。夏言一时心软就罢手了。后来严嵩勾结同样与夏言有仇的锦衣卫指挥使陆炳，共同构陷夏言，渐渐使夏言在朱厚熜心中失宠生隙，最后借河套事件把夏言害死，严嵩做了宰相。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屡见不鲜。严嵩的无耻无情，充分展现了儒家的二元对立思维的逻辑，逼迫着所有人都不得不奉行斩草除根、绝不妇人之仁的处世哲学。被认为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黑学”中就有“狠要狠到无情、忍要忍到无耻”，与这种思维一脉相承。
中华民族是一个公认的富有情感与智慧的民族，曾经为人类贡献过灿烂的文化，这主要是发生在公元前221年之前（也就是俗称的“先秦时期”）的事情；秦以后，特别是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事实上已面目全非。在秦至清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学也顺应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者的需要不断地改头换面，公羊学、理学、心学，对人类思想发展、社会进步贡献甚少；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皇权家天下社会的超稳定性统治，中国传统文化的超保守性功不可没，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
♦西方传统文化则一直在爱智慧的道路上发展，即使在中世纪，它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神学自然法、基督教伦理学一直影响到今天。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宗教改革思想，为现代政治思想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现代，西方哲学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终结了，当然也存在着不断创新的问题。
西方在思想的源头上依靠苏格拉底就解决了思想载体的问题。从本质上讲，西方传统文化出自于对智慧的热爱。什么是智慧？就是能明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能力。西方哲学之所以是一门学科，是因为其用一套客观的思想载体（逻辑、理性、辩证等等）来进行思考。西方哲学吸收消化地中海文明后渐渐走向方法论和体系化。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充满了理性精神和理性推理，但没有严格的逻辑。苏格拉底要求用严格的理性逻辑去审查自己的命题，进而去反思人生与宇宙。苏格拉底坚信只有在个人与个人的对话中，真理才会显现，而这恰恰是思考的方法。几乎每一场对话，苏格拉底都以无知的状态出场，向有知识的智者提问，但对于这些有知识的智者的信心满满的回答，他却用严格的逻辑去追问，最后在严格逻辑的诘难和推导下，得出正确的结论；世界的一切都要经过严格的审视、理性的反思、逻辑的证明，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严格的逻辑性，成为苏格拉底判定是真知还是无知的标准。雅斯贝尔斯曾精辟地描述了苏格拉底的信念：“如果谁毫不动摇地坚持问答方法的话，那么真理会自己显现的；坦诚意识到自己无知的人，不仅不会变得无知，反而会获得在生活中至为重要的知识。”(23)正是在苏格拉底的路线上，产生了追求现象后面理性的柏拉图，继而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创立了严格的形式逻辑，西方知识体系从而在这一严格的逻辑中建立起来。
公元前1世纪前后，中国和欧洲都处于大转型的时代。东方的中华大地开始从分封制走向大一统的秦汉帝国，西方则随着罗马的扩张从城邦走向广袤的罗马帝国。董仲舒与西塞罗，这两位同处于这一时代的伟大思想家集中展现了中西方传统文化经历的巨大分叉。两种文化在全新的大一统帝制下，进一步表现为明显不同的路径方向。
♦在中国，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继承了首次统一天下的秦帝国的遗产，在几代子孙的努力下正值盛世。在此之前，中国的秦帝国统一了天下，终结了千年的封建分封制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帝制皇权专制统治的大一统帝国。“汉承秦制”，汉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依然是对秦制忠实的因袭，其政体不过是对秦以强大武力为后盾的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的继续。尽管诸子百家的学说受到秦朝国家暴力机器的残酷压制，但中国文化此时在民间依旧有着多样的生存空间。黄老之学盛行于民间，诸子百家之言与游侠文化弥散于世，宗室的封国隐患仍在，震动天下的吴楚七国之乱(24)差点要了中央政府的命，北方匈奴的肆意骚扰使得中原帝国颜面扫地，这使得醉心于加强集权统治以澄清宇内的汉朝皇帝不能不忧心忡忡。
公元前134年，一代雄主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献《举贤良对策》，系统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主张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正中皇帝之下怀，开启了儒家学说与帝王权力合作的序幕，奠定了中华帝制皇权家天下长期专制统治的文化总基调。
任何专制主义都需要崇高的包装。中华帝国的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也不例外，终于在此时披上了儒家仁德的外衣。自董仲舒始，儒家学说里双向的、平等交往的仁学思想已大为褪色，鼓吹单向的、强制服从的纪纲思想明显增强，其观点中所表现出的奴颜与媚骨，也使所有的后儒难以望其项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不无肉麻地写道：
春秋之义，臣有恶，君名美。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唯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竹林第三）(25)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为人者天第四十一）(26)
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阳尊阴卑第四十三）(27)
由此，早期儒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8)的双向尊重演变为“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的君尊臣卑，早期儒家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29)的民贵君轻演变为“君之所好，民必从之”的君令民从。三纲五常被确立为中国文化的基本骨架，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人成为为祖先、为家族而活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皆禁锢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中，自然的人性也被森严的等级制度彻底异化和扭曲。
♦在西方，以城邦为核心的罗马共和国正日薄西山。作为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年-前43年）于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正在为挽救罗马共和国的危机殚精竭虑。
西塞罗的思想无疑集中地体现在其《论共和国》《论法律》两书中。他用罗马共和国的传统定义了城邦时代之后的“国家”——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30)他关于混合政体的阐述，认为混合政体乃是由三种良好的国家政体平衡、适度地混合而成，具有公平性、稳定性。(31)当西塞罗为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提供法律上的抽象依据时，他提出，“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吻合，适用于所有的人，稳定，恒常”(32)，这就是自然法。正是在《论共和国》和《论法律》的基础上，西塞罗展现了他那个时代崭新的观念：由于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性，“没有一个人与其自我的相像会赶上所有人之间的相互相像”“人与人之间没有类的差别”(33)，即在理性和法律权利上，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
尽管西塞罗所处的罗马共和国晚期，奴隶制度发展得愈发典型牢固，但公民权范围的扩大却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这也是罗马平民不断与贵族斗争的结果。西塞罗在引进希腊的城邦哲学时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如何用城邦的伦理指导一个扩张的“世界社会”公民们的生活？这个“新社会”中人们由于丧失了城邦的紧密联系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对私人事务的重视，这会不会导致对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从《三论》(34)这部西塞罗最重要的伦理学著作来看，西塞罗采取了一种恰如他所说的“中庸”的办法，试图把哲学的智慧与政治的奉献结合在一起，并将道德责任推广到每个公民都能够践行的程度——唯有道德观念才能维系一个松散的公民社会。在《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中，他始终强调个人的幸福与公共福利的统一，强调自然与理性的统一，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模糊的结合，而这恰恰是罗马共和国在巅峰期之后走向危机所面对的现实考验。他的希冀来自他的担忧：共和国能否在这样的“新时代”维系健康的政治秩序和公民幸福生活的结合。他的担忧最终在屋大维建立帝国那一刻成为了现实。
西塞罗把共和国定义为“人民的事务”，这一表述本身就反映了他为克服狭隘的城邦观念而做的努力：把一个不断扩张的、由法律维系起来的、囊括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人们的共和国意识，注入到人们的观念中。罗马共和国是一个主要由自耕农组成的大型国家，随着罗马共和国的扩张，公民数量大增，成分也变得愈加复杂。罗马的政治权威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的结合。然而此时，一个以元老院为核心的混合政体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变化。显然，贵族在广大的民众面前愈发显得无关紧要和矫揉造作。维持着平民和贵族平衡的公民大会，作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逐渐丧失了引导平民在法律的规范下服从贵族权威的能力。
罗马共和国后期，社会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越来越明显的大众与独裁合流的趋势，公民大会被腐化得名存实亡。《三论》中西塞罗反复提到了格拉古的改革以及苏拉的独裁，这正是当时共和制平衡被打破、权力越来越集中到权威人物手中的写照。他也在《论责任》这部写给小儿子的著作中痛心地提到了对于共和危机的担忧。当西塞罗在《论责任》中反复强调维护私人财产权、抨击取悦于人民的卑鄙政客时，他实际上是在重申等级制下的法律平等，反对能力和财产平等要求，反击不断扩大的大众对国家管理大权的诉求，以维持元老院的贵族统治——只有元老院才能最全面地体现美德、真正的义与利的统一。残酷的现实是，一个建基于城邦国家的有限公民范围内的贵族政体已经无法支撑起一个大型国家的共和原则。
《三论》写于公元前44年，也是西塞罗生前最后的著作。这一年，凯撒(35)遇刺身亡。一年后，罗马进入“后三头时代”，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瓜分了罗马的势力范围，随即发布公敌宣告，有300名元老和2000名骑士丧命。罗马帝国随后应运而生，最终于公元1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的庞大罗马帝国。
♦也就是从董仲舒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告别了之前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气象，文化沦为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者的工具。从此，孔子的思想地位成了中国无人可以替代的一个文化权威符号，孔子及其弟子创立的儒家思想，通过教育和政治联姻的组织形式，特别是人才选拔方式被固定于科举考试取仕制度之后，儒家思想开始成为长达二千多年的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的意识形态而存在。权力与外儒内法的结合有力地维护了帝王对幅员广阔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帝国的统治与政治安全，历代皇帝无不一身而二任：一方面用法家的理论继续维护专制统治，一方面又用儒家的理论蒙蔽胸怀家国情怀初衷的所谓正直的士大夫；一方面坚持秦制专任酷吏兔死狗烹，一方面又师承周孔侈谈仁义道德。“霸道”与“王道”的互糅相杂，所谓 “春秋断狱”(36)的创举完全不同于罗马帝国的自然法传统。
♦西塞罗最终在共和国的黄昏时分牺牲了生命。西塞罗的贡献主要是把希腊政治哲学介绍到罗马，并在波利比乌斯之后首次对罗马政治制度的实质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西塞罗的真正重要性，在于他对自然法学说的陈述与宣传，以及由此展开的区别于城邦时代的新的平等概念；并且，权力源自人民、权力实施的法律保证、正当权力的道德基础成为了他之后千百年间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常识和思想来源。(37)西塞罗作为一个试图向罗马介绍希腊哲学的政治家，一方面宣扬哲学生活的最终至上性，一方面也强调哲学最终依赖于健康的政治秩序，哲学家必须随时准备投入到国家服务中去。(38)尽管罗马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庞大的罗马帝国，但帝国给予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古罗马、古希腊的哲学流派和自然法传统在专断权力之外依旧得到了延续，这成为后来西方的法治思想和民主意识的重要来源。
历史的车轮毫无悬念地走向中世纪。似乎是心有灵犀或是殊途同归，中西方文化在不同的岔路上行进了一千多年后，其发展轨迹出现了奇妙的吊诡，都出现了最具才华的专制主义卫道士。
♦在中国，经历了汉晋隋唐的统一，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在不断剪除藩国隐患和军功贵族的势力后，遭到了以门阀士族为依托、以文官集团首领丞相为代表的相权有力抵抗。魏晋南北朝玄学兴盛，唐代道、佛思想盛行，占据主导的儒家文化与印度和西域传来的佛教、本土崛起的道教、中亚甚至更远地区的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互相冲突也互相融合。这一时期，无论是大一统帝国的皇帝还是裂土一方自立为王的君王，都发现还是董仲舒开创的法家化的儒家最适宜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读书人作为帝国官员的重要后备人才，往往倾向于先秦时期民本主义的儒家学说。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壮大与消亡，继承了中原王朝正朔的宋朝统治者吸取唐末以来藩镇武将割据乱政的教训，为对内巩固统治、对外抵御辽夏等威胁，不得不仰仗新的政治势力来维持赵家天下的经营，这股势力就是建立在科举制基础上的士大夫阶层。在重文抑武的背景下，儒学迎来了蜕变的重要关口，而助推其蜕变公认的代表人物就是朱熹。(39)
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40)中。在朱熹之前，有周敦颐、张载、二程，所谓“程朱理学”，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其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国家就会动荡，百姓就会沉沦受苦；万事万物各有一理，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沿着董仲舒开辟的思想方向，程朱理学对君权的维护更加矢志不渝和不遗余力，尤以朱熹为甚：
“如秦之继周，虽损益有所不当，然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只是安顿得不好尔。”(41)
“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则其和也孰大于是！”(42)
他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和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教的灭欲观和道家的哲学与思辨精神加以整理，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朱熹不仅通过其所谓的“理”进一步强化了董仲舒君尊臣卑、君令民从，更把这种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的天理改造为人的伦理。在此之前，法家化的儒学依靠阴阳五行等自然哲学来证明儒家道德，是外在的、需要国家机器强制规范的，儒家大义无法仅凭人性之自觉而修道成德；而朱熹开创的“明天理，灭人欲”(43)，将儒学从一种外在的强制性命令内化为一种道德的自律，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观，标志着中国古代帝制皇权家天下专制主义理论的最终完成。
♦在西方，奴隶劳动成为罗马社会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但罗马在条顿堡战役(44)失利后，停止了以武力征服多瑙河流域，实际上停止了对外扩张。由此，奴隶市场所需的源源不断的人力供应也就停止了。为了维持劳动的人力，奴隶开始自我繁殖成为拓殖农。由于罗马的公共行政使得人们与所在土地不能分离，地主们成为国家与拓殖农之间的中间性权力，小农舍日益取代奴隶营，大庄园不再为市场生产，成为自给自足的体系，也脱离了与城市的联系。城市、市镇失去了交换劳动和产品这一经济基础，地主们纷纷帮助逃避兵役的城市人，使其成为农奴以保安全。罗马兵源减少，不得不使得军队自我繁殖，并从野蛮民族中征兵，军队逐渐脱离帝国。最终，皇帝只能要求地主们提供拓殖农武装起来的军队，封建军队自此建立，中世纪开始了。
另一方面，新的政治势力——基督教会，成为必须予以关注的文化中坚力量。正如爱德华·吉本所言：
“对于基督教的成长和确立的过程进行一番公正而又合理的探索，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史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在那个巨大的机体或外遭强敌入侵，或内部缓慢腐败的情况下，一种纯洁、低级的宗教却于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在沉静和隐蔽中逐渐成长，因遭到反对而精力倍增，终于在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竖起了胜利的十字架的旗帜。基督教的影响也并非仅限于这一时期，或仅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在经过一场长达近十三四个世纪的变革之后，这一宗教至今仍为欧洲一些在艺术、学识以及武力方面在人类中较为优越的民族所信奉。由于欧洲人的努力和狂热，它已经在亚洲、非洲最遥远的海岸广泛传播；并通过他们的殖民地，从加拿大直到智利，在古代人闻所未闻的一个世界中也牢固地建立起来。”(45)
罗马帝国313年颁发的米兰赦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而后者在380年成为了罗马帝国国教。这些赦令终止了延续几个世纪的宗教迫害，但同时也侵蚀了传统的罗马价值观体系。基督教取代了多神论的罗马宗教，后者认为皇帝有着神圣的地位，并且基督教将关注点从国家的神圣转向了唯一的神身上，教皇和其他教会领袖在政治事务中的作用越发重要。随着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46)的灭亡，欧洲再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强大帝国，欧洲的文化出现了巨大的断裂。自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47)提出“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始，教会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政治势力。教权凌驾王权在教皇尹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时达到顶峰，包括英国、丹麦、葡萄牙、瑞士等国国王皆向其称臣。正如尹诺森三世的“太阳和月亮的理论”所言：“教皇和国王，犹如太阳和月亮，月亮从太阳借得了光辉，国王从教皇手中获得了权力。”(48)晦暗的政治环境和腐朽的教廷文化压制下，西方既不显得繁荣，也不多么先进。时代的步伐似乎暂时停滞了，等待着某个时机去打破僵局。此时西方文化的集大成者，就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公元1225—1274年），西欧封建社会天主教神学和神权政治理论的最高权威，举世公认的天主教理论的传统及启示的最佳发言人。
阿奎那的神学和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主要著作《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49)中。阿奎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传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神学大全》不仅在教理神学方面超越了教父哲学(50)，而且在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方面对古希腊罗马哲学也都有所超越。罗素曾不无公正地指出：“圣托马斯不仅有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还具有当前的影响，正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一样，事实上，还超过后两人。”(51)阿奎那认为，研究上帝的神学是“第一哲学”，其他科学都从它取得自己的原则，都跟从它。“神学（圣道）高于哲学，哲学是神学的奴仆。神学所探究的，主要是超于人类理性的优美至上的东西，而其他科学则只注意搜索人的理性所能把握的东西。”(52)社会对于人是自然的，那么维护社会秩序的国家也是自然的，社会和国家都有神圣的正义和权威，国家既不是原罪的产物，也不是个人主义的结果，它的建立乃是为了公共的善。市民法应受自然法规范，政府的功能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将道德规则体现在具体政治行为中。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都是好的形式，但是人类社会中最好的政体就是由一人所掌握的政体，即君主政体。《神学大全》凭借其创新和精深而不仅成为中世纪教会神学的思想高地，也是中世纪自然神学、理论哲学、实践哲学的思想高地。总之，阿奎那的政治思想是神权政治论，其本质是维护封建宗教神学和教会利益，其核心是上帝高于一切、一切服务于上帝；教会的目的是追求超自然的善即认识上帝，超自然的善高于国家所谋求实现的公共的善，所以教会高于国家，教会代表上帝制约君主和政府的权力；归根到底，国家要听教会的使唤，世俗服从于教会，皇帝受命于教皇。(53)
不管是基督教也好，理学也好，从对现实的作用上来看，二者都是麻痹并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为专制统治辩护的工具。
♦朱熹使中国古代帝王终于从真正意义上开始触碰到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的精髓，那就是将维护王朝的专制统治内化为被统治者的自觉信仰，从理论上找到了驾驭相权的套圈，帝制皇权家天下开始了迈向巅峰的第一步。汉晋隋唐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家天下的传承，尽管主动推行外儒内法的施政纲领，但经常受制于军功勋贵、地方豪强、门阀士族的巨大掣肘，其结果就是黄老思想反复兴盛，中央集权的努力无法贯彻始终。唐安史之乱后，中国近两百年间战乱与动荡，彻底粉碎了盘踞中国历史舞台的这几股势力，以科举为基础的士大夫官僚集团成为对武人神经高度紧张的宋朝统治者的唯一依靠。事实上，由于北方的军事压力和严重的重文抑武情结，宋朝统治者对于推行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是有心无力。由此，宋代的思想流派也可谓百花齐放，理学直到南宋末期才占据主流。另一方面，唐末五代近二百年的大动乱，士大夫们对于读书人在乱世中遭受的滥杀和羞辱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们真真切切地意识到秩序是多么重要——皇朝的盛衰与自己息息相关，再昏庸的皇帝、再腐败的朝廷，也比提供不了秩序的乱世要强。正如欧阳修在《五代史》中所言：
“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54)
士大夫官僚集团从切身利益出发，自觉以维护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55)“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56)；曾经在门阀士族支持下足以同皇权分庭抗礼的相权失声多年后，又在士大夫文官地主集团的支持下卷土重来。这固然对于整个社会的统治清明有所裨益，但对于醉心于大权独揽、恣意妄为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来说无疑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熹的思想应运而生，仿佛是为帝王精神控制士大夫集团量身定制的绝妙工具。曾一度为党争所害的朱熹个人后来得到了平反昭雪，他的思想理所当然地持续得到重用。朱熹死后111年，元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受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两年后元仁宗诏行科举：“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57)并明确规定了取士标准：“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58)至此，理学终于上升为官方学术，具有了唯一的最高政治地位，成为当时乃至后来明清两代人们的最高政治伦理准则，被元、明、清历代奉为正统。从此，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统领文官行政系统、叱咤风云权势彪炳千年的相权终于在帝制皇权面前彻底低头，丧失了与皇权分庭抗礼的道义与实力。
♦阿奎那则代表了天主教专制统治在欧洲的最高峰，教会至高无上的权力开始动摇，剩下的就是下坡路了。欧洲与伊斯兰国家长年的战争，客观上促进了商业、文化交流，加速了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一批著名的城市共和国的发展和各种“异端”的诞生，更是从阿拉伯世界重新发现了失踪多年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统(59)。这使得教会的统治在政治和文化上出现的裂痕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崛起的市民阶层借助于王权代表的国家力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共同的利害关系促成了市民和新君主的联合，他们终于把维护自身利益和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结合了起来，这是欧洲各国走向民族国家的第一步。西欧各国君主通过军事力量和财政能力的不断增强，开始具备了与教会一较高下的底气和实力，尤以1302年法王腓力四世(60)召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为标志。教会为了增强自身的经济政治实力，在标榜拯救灵魂的同时，买卖圣职、教士结婚、蓄妾置产之风日盛，有的更是奢淫无度，教会的道义威信大为降低。即使是如阿奎那般精妙的理论建构也难以抵御残酷现实的冲击，不受罗马教皇控制的路德派、加尔文派、英国国教等新教在欧洲崛起，教会的好日子走到头了。
未完，接下篇。
© 2013-2021 Taihe Institute (TI) . All rights reserved. Taihe Institute (TI) . 太和智库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京ICP备16023694号-1 法律顾问：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