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举世公认，一直到16世纪末期，中国和西方的发展基本仍处于同一水平。
♦在中国，推翻蒙元统治、再造汉家天下(63)的明帝国在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统治下似乎正春秋鼎盛。张居正主导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对外军事接连获胜，尤其是在朝鲜击败日本，确立了明帝国的东亚霸权，朝廷呈现中兴气象；市井文化达到巅峰，诞生了著名的《西游记》《牡丹亭》(64)等；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横空出世，人欲与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启蒙思想开始出现，人性的“情”与专制的“理”相互冲击，甚至出现了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和孔孟之学进行全盘抨击的李贽(65)这一“异端”，思想界迎来回归人性、摆脱思想束缚的爆发。
♦在西方，宗教革命此起彼伏，罗马教廷不断式微；中央集权的法国波旁王朝建立，打破了天主教一统天下的局面。科学技术的提高和地理知识的进步，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为开辟新航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地理大发现在海外强占殖民地，大肆掠夺贵金属和各种财富；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进入“黄金时代”，成为欧洲强国。与之相伴的是文艺复兴的鼎盛。这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这个时期首先给了个性以最高度的发展，其次并引导个人以一切形式和在一切条件下对自己做最热诚的和最彻底的研究。”恩格斯评价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包括达芬奇、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先驱在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名义下，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主张人生的目标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
对人性的发现，构成了16世纪中西方文化最显著的亮点，堪称文化专制荒漠中的绿洲。这一亮点在中西方都通过最具民众基础的大众文学的重要方式——戏剧得到了集中体现，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文学领域的两位巨匠——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当位于英国伦敦的环球剧场正在上演莎翁戏剧《仲夏夜之梦》时，东方庙会的中国戏台也在演出汤显祖的传奇《牡丹亭》，“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66)
♦中国的汤显祖出生于江西临川县城一个殷实的耕读世家。他天资聪颖，不到30岁就已名扬天下。汤显祖的作品中，人的情感是始终的核心，尤以《牡丹亭》为代表：“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67)
汤显祖的“至情”有着现实基础。明代中期新兴商业经济的崛起带动了文坛摆脱礼教束缚、倡导个性自由的强劲社会思潮：“市民队伍及影响的扩大，由尚雅而趋俗，在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审美情趣乃至宗教意识诸多方面都带有世俗化的倾向。趋俗，则关注治生盈利之事，重视百姓日用之学，追求人生的快乐和幸福，自我的实现，个性的自由。趋俗，则厌礼仪，逾轨范，悖天理，而狂心以生。”(68)人的性、情、欲在哲学范畴内得到新的阐发，文学家们开始在作品中“独抒性灵”，提倡张扬个性、肯定自我和回归人性。越来越多士大夫文人失望于黑暗专制的官场，转而从事剧本创作，产生了梅鼎祚、叶宪祖、徐复祚、王骥德、沈璟、周朝俊、顾大典、施凤来等一大批剧作家，汤显祖是其中的佼佼者。汤显祖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追求情感的自由发展，向“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发起挑战；他一生坚守人格尊严，早年不畏张居正的强权(69)，中年以“情”在地方施政，晚年淡泊归隐田园，人文主义关怀的“至情”贯彻始终。汤显祖受王阳明心学中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一派思想的影响，用戏曲创作来表达政治抱负、寄托人生理想，代表作《牡丹亭》高举“以情反理”的旗帜，歌颂爱情超越生死界域的伟大力量：“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70)当《牡丹亭》剧中的杜丽娘魂兮归来、风情万种地唱起“良辰美景奈何天”时，无数有情人为之垂泪、为之肠断。这一出自本性的热爱青春、追求幸福、追求美好的纯真情感，说出了传统社会中受“男尊女卑”长期束缚和压抑的女子的心声，是对桎梏人性千年的儒家专制文化的迎头痛击，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秩序的批判精神。
♦西方的莎士比亚是个手套匠的儿子，7岁时被送到当地的一个文法学校念书，六年的学习让他掌握了写作的基本技巧与较丰富的知识。由于家庭拮据，他20岁出头便离开家乡斯特拉特福来到伦敦谋生。彼时的伦敦已是贸易发达、商业繁荣的大城市，泰晤士河口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经济的富足催动了娱乐文化事业的发展。莎士比亚先在剧院当马夫、杂役、演员，其编剧的才华逐渐显露，便开始以笔为生，源源不断供给剧团以剧本，从此财源滚滚，成为剧团的股东、剧场的老板，其剧团更成为“国王的供奉剧团”。
文艺复兴使得戏剧走出中世纪宗教剧、神话剧的古板套路，重新连上了古希腊、古罗马悲剧和喜剧传统，通过更为写实的舞台演出方式，走向广阔的巡演天地，成为普通民众广泛喜爱的艺术形式。莎士比亚把观察与捕捉生活真谛并将其搬上舞台的才能融于一身，以娴熟的结构技巧大大提升了舞台演出的戏剧性，使得戏剧成为结构紧凑、组织精巧、内涵丰富、引人入胜的艺术样式，以形象的感染力和思想的穿透力锻铸戏剧作品，用剧作回答了时代所面对的众多历史与现实问题，把处于新旧制度交替之际社会矛盾动荡的图景一幕幕展现在舞台上，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其中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理想和鲜明时代色彩，至今令人赞叹不已。以《哈姆雷特（Hamlet）》为例，该剧讲述了叔叔克劳狄斯谋害了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父亲，篡取了王位，并娶了国王的遗孀乔特鲁德；哈姆雷特王子因此为父王向叔叔复仇。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之后他达成了目的，但最后也中了致命的毒剑死去。(71)此剧是莎士比亚所有戏剧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也是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剧本，代表着整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哈姆雷特》创作之时，英国正值伊丽莎白女王与詹姆士一世政权交替，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丑恶日益暴露。《哈姆雷特》借丹麦八世纪的历史影射十六世纪末英国的社会现实。剧中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的斗争，象征着新兴的人文主义者与反动的封建王权的斗争。哈姆雷特的悲剧既是真善美与邪恶力量相冲突的悲剧，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时代悲剧，其闪耀的对人性光辉的讴歌和对残酷现实的无奈，正如剧中哈姆雷特那段著名的独白：
“人是何等巧妙的一件天工！理性何等的高贵！智能何等的广大！仪容举止是何等的匀称可爱！行动是多么像天使！悟性是多么像神明！真是世界之美，万物之灵！但是，由我看来，这尘垢的精华又算得什么？”(72)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其各自的结局却引人唏嘘，这与当时中西方宏大的思想背景密切相关。
♦汤显祖终究脱离不开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大氛围。作为一个正统的士大夫文人，他的表现对象是他熟悉的科举官宦生活，表达的是传统儒学的思想感情和时代脉动，是士大夫文化的深入拓展；尽管他高倡“情”的理论，也有独辟蹊径的思想闪光，但剧本创作只是他业余为之的个人爱好，即使写戏给汤显祖带来名声，也无法改变他仕途蹭蹬、晚景凄凉的命运。虽然历史不可假设，但无论如何，如果此时没出汤显祖，后人能否写出《红楼梦》，不是没有意趣深长的假想空间。
♦混迹市井的莎士比亚则代表了市民文化，他的戏剧题材包罗万象，拥挤着帝王、贵族、富商、平民、流浪汉等，充分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完整性。莎士比亚以戏剧为安身立命的工具，终生从事戏剧事业，从戏剧获得自己的价值认可与荣誉，同时也获得生活来源和社会地位，这本身就是文艺复兴对人的价值予以肯定的体现。
个人境遇背后，折射的是整个社会的不同发展趋势。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走在世界的前列。正是从16世纪末开始，中国和西方的发展轨迹开始迎来逆转——中国逐步封闭僵化甚至开始走下坡路，西方开始突飞猛进。
♦中国的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文化积重难返，任何对人性尊严的伸张都受到了残酷的压制；国家以含糊的儒家道德作为治国和行事的标准，知行不一、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处世哲学浸淫了帝国行政的整个体制，不仅难以应付日益复杂的官场形态，也难以应付日益复杂的经济形态，所带来的恶果是整个社会活力的丧失。
♦西方的天主教神学在宗教改革之后沦为专制君主“君权神授”的理论工具，终于在文艺复兴掀起的对理性、自然法等古代传统的再弘扬下分崩离析，人的能力、智慧、活力在人性的驱动和法治的约束下带动了社会各方面史无前例的蓬勃发展。
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当然是一个基于自然产生的、非常古老的观念。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该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其次，人权作为平等的一个社会范畴，是不断发展的。恩格斯认为，要从上述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现代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那就必然要经过而且也确实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73)法治启蒙和文化改良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思想再造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历经2000多年的演进，中西方文化终于在16世纪人的价值的再发现时迎来了分界点。在欧洲各国已经纷纷改革、锐意进取之时，中华大地依然过着封闭稳定不思进取的日子，最终导致三百年后的悲惨境地。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的评价走向封闭没落的近代中国：“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角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74)
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客观简约地回顾中西方思想文化史，不难发现：凡是专制权力缺位、人性尊严得到尊重的时期，思想、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以外儒内法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生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长于“礼坏乐崩”的封建社会晚期，盛于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时期，且在被权力摆布与利用中不断进行着“作茧自缚”式的完善；以理性、真理为诉求的西方传统文化生于城邦时代的古希腊、古罗马，长于罗马帝国影响下的基督教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交融的中世纪，盛于人性启蒙、工业文明孕育成长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始终在与权力保持距离中坚守自身的完善与尊严。
♦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的外儒内法、君贵民轻的专制主义并不能完全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先秦时期是无可争辩的文化最灿烂辉煌的时期，魏晋时期又将玄学、美学推动了一大步，到辽宋金时期达到顶点。一方面，先秦时期中国形成的朴素民本思想、尚武执义的游侠文化、快意逍遥的道家哲学始终能在民间有一席之地，更能在王朝更迭、分裂对峙的动荡间隙中兴盛一时；另一方面，每一朝大一统帝国虽然始终力推集权专制、鼓吹皇权至上，但除了极个别雄主外，大都在与军功勋贵、门阀士族、士大夫集团的博弈中大打折扣，皇权的扩张始终受到其他势力的制衡。这就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了部分优秀的成分，以致明清之前的中华文化始终不乏令人自豪的篇章。
春秋时的中国人，自给自足，生机勃发，生活美好；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欣欣向荣。人们熟悉的西方著名哲学家黑格尔(75)也不得不一本正经地认真学习研究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例如道家、儒家等思想，并作出了他自己认为中肯的评论。(76)汉唐时的中国人，生活富足，雍容大气；文化开放包容，融合发展。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总体上堪称伟大。中国历史上可称“盛世”的只有汉唐时期，尤以汉武唐宗为代表的“汉唐盛世”为世人称颂、传扬。我们从文化的层面和文化力的视角缅怀那股百花齐放、有容乃大、开拓进取、一往无前的胸襟，敬仰那股“犯强汉者、虽远必诛”(77)的坚定意志。“整个时代的汉唐文化，无论物质表现还是精神表现，基调是进取的，风格是闳放的，色彩是绚烂的，不以弃旧图新为非，不以讳言功利为是。即使最墨守传统的阶层，比如东汉后以经学世家自炫的高门巨族，主要关注的还是自身血统之‘粹’，而非所谓道统之‘粹’，在文化上的保守性也远比明清那班理学名臣逊色。”(78)到宋人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79)，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文化人的使命感和文化力的担当精神。
宋朝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一多半。宋朝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文明程度在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宋朝于形而上和形而下都达到了临界点。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书画、器物打造、工匠技艺等形而下的民间文化达到了巅峰水平，宽松的环境下各种思潮交汇融合，民间自由度是历代最松弛的状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最多的时代；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而极力推崇的孔孟礼教文化也在朱熹等巨匠手上玩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程度。
这种极致把儒家教条雕琢粉饰得完美无缺，从书本和字面上至今仍是好说、好听、好看、好记、好传但不好做或不好坚持做好。自秦以降，没有一位帝制皇权家天下的统治者言行一致地照着做的，只是越说越好听，实际却是知行不一、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越做越不好甚至言行悖反、反着做。不是吗？哪怕只按着“忠孝”做到了，就不会发生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弑父弑兄、外戚擅权等闹剧以至于不得不改朝换代了。这种只要求别人做到但自己不做的教条，在元之后历代统治者的利用下成为抹杀一切社会活力的强大思想专制利器，导致中国传统文化未能避免断崖式衰落。
宋以后，特别是面对宋明相继覆亡的文化颓势，历代学术文化人中都有人认为：宋之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及其统治下的臣民在经历了多次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后，华夏文明的士族传承、阳刚之气、进取精神等作为民族脊梁的基本要素被打散，忠义勇烈诚信厚道的人群几被杀绝，民族文化中最优秀成分被迫持续衰减。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80)由董仲舒开创的儒家学说在法家的加持下，经过程朱理学的改造成为帝王灌输愚忠愚民思想的强大精神武器，皇帝或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控制明显强化，以至于元朝士大夫说：“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何为更分彼我？”(81)“怯怜口”是蒙古语“私属人”的意思，意即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幼，在人身关系上都隶属于皇帝；草原社会的奴隶制被元朝统治者注入中原，明清两朝的蓄奴现象也很严重；老百姓在职业选择上没有自由，由朝廷规定职业，而且不准改行，称为“诸色户计”，明代也继承下来，明中后期才慢慢松懈；有明一朝，基本没间断过皇帝亲自诛灭功臣并重用奸臣，为打压士大夫集团、巩固专制统治，特务统治堪称历代巅峰，宦官专权、厂卫之祸令所有人闻之心惊胆裂。
正是从元代开始，中国儒家文化持续一花独放的背后，实际上盛行的是圆滑世故的保命哲学、唯利是图的生活哲学、言行不一的官场哲学。在经历宋明理学特别是明代以来的自我文化阉割后，剩下的所谓“传统文化”基本属于一种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文化糟粕。从这个意义可以说，历史上一些警醒的文化人，比如明末清初的钱谦益等人在进行了痛彻心扉的文化反思后说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82)这是有相当历史依据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刘文典(83)、陈寅恪等大师在“西南联大”讲课时亦常引述。所谓的“康乾盛世”，从本质上讲是不存在的，那一时期貌似民富国强，实际上广大民众的生活也仅温饱而已。满清统治者自感得国不正，歧视汉人，奉行扼杀人才和重用奴才的统治政策，更因为登峰造极的黑暗专制和鼠目寸光导致中国文化的全面衰败。清初的“文字狱”和曾被误认为是好事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摧残毁灭不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84)晚清时龚自珍只能发出无奈的哀鸣：“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85)如此这般，所谓的大清帝国（天朝）到后来才会在西方列强面前不堪一击，被打得如丧家之犬！
♦西方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也有着自己偶然加必然的轨迹，古希腊、古罗马源头就建立了逻辑和理性的大厦，弘扬了城邦公民的民主权利意识，提出了对各种政体的思考，确立了自然法的传统。罗马帝国建立了集权化的统治，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又经历了黑暗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冲刷与扼杀。罗马帝国最大的贡献是罗马法，但到了黑暗时代和中世纪，裁判权交给了教会和领主，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司法行为。例如所谓神判法，把一个人丢进河里，如果他无罪就会沉下去，如果他有罪就会浮上来，其荒诞与黑暗简直匪夷所思。帝国的崩溃导致强盗山头林立，整个欧洲陷入无政府状态，封建社会和人身依附制度由此诞生。曾经辉煌的商业和贸易体系完全崩溃，零散的贸易取代了古代的大宗贸易。缺少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使得人口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缺少基础设施建设和卫生观念使得瘟疫横行，一场鼠疫和霍乱可以毁灭掉三分之一的人口；缺乏保存和传播文化的手段使得大量古典时代的经典失传，民众甚至君主都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穆斯林一路进军到法国南部，北欧海盗从英格兰到西西里大肆劫掠。整个西欧的土地被当作贵族的家产争来抢去，孱弱的国王们无力阻止马扎尔人、维京人、蒙古人一次次入侵烧杀抢掠，东面的东罗马帝国面对一次次来自东方的冲击和层出不穷的政变朝不保夕。来自希腊罗马的大量文献知识失传，只能后来从伊斯兰手中译回。更多的知识被尘封在教会中无人翻阅，文学、史学和哲学均少有成就。在黑暗中世纪的西方，教廷教堂黑幕重重；政教合一统治下社会死气沉沉；神职人员腐败堕落、罪恶昭昭；社会底层民众身心伤痕累累。至此，西方传统文化被迫走到了窒息而死的边缘。
世事无常，临界点往往可能成为节点或转折点。由于基督教神学本身深受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且教会、国王、贵族等政治势力始终未能确立起中国大一统帝国中央政府意义上的强大优势，西方相对松散的政治氛围下，文化多样性与复兴的可能性有着远大于中国的空间。加上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战争和文化冲击，如同为一潭池水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水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通过阿拉伯人对古希腊哲学的再发现，使得欧洲的杰出学者深受启发，依托千年以来在技术上的积累，在逻辑和实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科学，使人类划时代地实现了对大自然全新的认知与利用，推动了人的价值对神学和传统王权的直接挑战。西方文化在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了启蒙运动，跟随着新教移民走出欧洲来到美洲，以对古罗马政治传统与启蒙思想的艰苦卓绝又极为成功的创新实践，建立了美利坚，一时间引领了世界发展的潮流，进而逐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毛泽东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86)从文化影响和作用社会的角度来说，思想决定语言、语言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思想的力量是人类所知道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更是一种内在的最深邃、坚韧、持久的力量。只有当人类理解了这种神圣力量的本质并适当加以利用的时候，人类才能把自己从物质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继续朝着一个自觉的有创造力的存在而前进。只有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中西传统文化进行客观科学的比较研究，弄清楚他们是什么、为什么、怎样演变到现当代，坦率和诚实地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共同创造的先进文化成果，才能使中国文化健康地绵延和科学地创新发展。
有这样一段历史事实和精神财富尤其值得珍惜、尊重并弘扬，这就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都不能不客观地认识起源于20世纪初这两场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文化运动。1840年之后，清朝政府被动开放，“洋务运动”“预备立宪”本质上是对西方文化中民主与科学不情愿的“邯郸学步”式的吸收借鉴；辛亥革命彻底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的历史，“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87)“流氓不敢再称帝，良人从此不跪贼”，附身于帝制皇权家天下统治者的孔孟礼教丧失了赖以维系的现实基础，注定了走苟延残喘的下坡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88)；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们高喊“打倒孔家店”口号，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给了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文化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刷和荡涤，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启发了中国人的民主觉悟和科学意识，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了这样的铺垫并形成了这样的氛围，伟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已成必然。百年来的历史亦已雄辩地告诉人们，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传统文化才得以实现向现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新生。
文化的传承依托于具有相同生活习性的族群不间断的繁衍生息，这必然要求一个相对稳定、组织化的秩序来保证相对安定的环境。伟大的文化必然都有对秩序的追求，并能够创造秩序、维护秩序。秩序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塑造，进而诞生了独特的文明类型。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文化与文明相互关系的整合梳理大致可以归纳为：
文化重在继承传统；文明重在面向未来。
文化是相对自然而言的，体现人类对自然的直观态度和仪式化的经验认识，是情感的寄托和智慧的载体；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体现人类对更高层次生活的深刻把握和体系化的理论总结。
文化侧重于表达人在协调群体关系和调节自身情感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文明侧重于表达人类借助科技手段改造外部世界、通过法律道德等制度满足人类基本需要。
文化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是一种通过耳濡目染就能内化而成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是可以被改造、利用和创新的；文明是一种需要学习借鉴、融合并蓄才能获得的东西，有时也会体现为刚性的、政治性的制度安排。
文化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表现着不同族群独特的生活习性，有较强的传承性；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共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产生的成就，有着较强的兼容、包容性。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提出：
“对待不同文明 ，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89)
理智者不难发现，文化使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越来越接近，从而迈向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进程。凡是具有文明价值的文化载体，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或全人类，都可以兼收并蓄，为我所用。任何一个国家、地区以及民族的任何一种文明，即使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必须坚决地放下傲慢与偏见，谦虚谨慎，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借鉴别的国家、地区和民族文明有益的东西，才是正确的生存和发展之道。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90)中国文化理所当然地应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步伐，而且这种现代化过程，是中国文化自身自觉的时代转型，完全不必被视作是向西方文化形态转化。中国现今文化上的“中西之争”其实应该是“古今之争”。所谓的“新儒学”，将中西之分看的太重，实际上恰恰是所谓“文明冲突论”的翻版，只不过不再是高喊抵制全面西化，而转变成了对老祖宗一厢情愿的拔高和崇拜。现代的国家和文化认同，不仅仅是一种种族的、历史的认同，更重要的在于生存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实质性的内容。文化自信不是无原则、无内容的，不仅是对国家的表面认同，更是对其内在的价值观的认同。传统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直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太多传统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烙印，在知行不一、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文化氛围下，诚信、契约精神直到今日都难以牢固树立，许多中国人在文明世界的形象始终难言可信；血缘亲情、人身依附原则和家族等级原则，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已暴露出了严重的不适应，成为公权私用、贪污腐败、破坏法制、公德沦丧等现象的文化根源。这种文化荒芜现象和道德滑坡，实际是价值观特别是文化价值评价体系严重与时代脱节、法治脱节、人性脱节的必然后果。
历史特别是文化史提供的可借鉴的成例，当属西方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西方的现代化，应该说首先是文化的现代化。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几大思想解放运动，对西方文化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文化的现代化”。这种文化的现代化，意味着深层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一定是向西方看齐，但却必须是从传统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非西方民族要实现现代化，也必须首先使本土文化从传统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现代化的模式，不仅有西欧北美，还有日本、东亚以及南美、东欧若干国家。再以西化这样一个狭隘的概念来定义现代化的丰富多样性已经远远不够了。即使仅论西化，也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等多种模式，它们之间的差别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已经呈现出多种模式并存和竞争的多元化格局。现代化不再是西化的另一种说法，而是东西方多种现代模式的一种理论抽象，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这就意味着，现代化无论在理念还是经验层次上与民族主义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冲突关系。
纵观上述中西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的客观探索，不难发现，中西传统文化开始时的确是难分伯仲。经过了各领风骚数千年的演化，中西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曾有过辉煌与晦暗、扩张与收缩，都与权力相伴相生又若即若离，由于源头的分歧和各自杰出的思想家的助推下，结合各自独特的历史进程，最终走向不同的道路——一个走向开放进步，一个封闭并险些被帝国专制统治者拖向灭亡。在与西方文化接触过程中，中国当时的精英多采取傲慢、被动的拒绝主义态度，既拒绝西方化也拒绝现代化， 1736年（乾隆元年）之后百年的表现尤其荒诞。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发生才让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为了不遭亡国灭种之灾，为了民族能继续在世界上生存下去，为了不再遭受列强的欺压，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91)先生痛心疾首地这样大声惊呼：“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92)西方有过城邦时代的璀璨、中世纪的晦暗，在启蒙时期迎来了文化的复兴；中国有过先秦时代的辉煌，帝制皇权家天下时期的自闭、停滞和自残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死亡的边缘，最终在晚于西方两百多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实现了文化的新生。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危亡境地，中华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华民族面临的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概括起来讲就是对整个民族生存方式进行现代改造。我们一方面要推翻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要从西方列强那里学习先进的文化，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先生；我们一方面要争取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又要主动地对世界开放，让文明古国汇入到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仅仅是赶走入侵者和推翻腐朽统治，其更深刻的含义是实现由传统人治专制国家向现代法治国家的转变；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并不是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式的国泰民安的简单翻版，它意味着要完成传统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政治和经济上的这种现代转变，又不能不伴随着人民个性的解放、思维方式的转变和价值体系、知识体系的更新，也就是说对已深深融入中国人基因里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在先秦时期不仅是优秀的，更是辉煌的；即使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帝制皇权家天下社会，也不乏优秀成分传承。今天的关键是必须实现文化的转化和创新。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这样阐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93)
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诞生的。她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和发扬“五四”精神，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与一切反动腐朽的文化展开斗争，并把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革命文化。她在领导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中国实际，结合时代条件，从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出发，阐明自己的文化纲领和奋斗目标，提出切实有效的文化政策，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94)历史和现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历史和现实也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文化，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创新中国文化；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文化的新生，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发展。自五四运动开始，新文化运动与爱国政治运动汇合，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交相并行成为时代主题。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活动的历史背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自觉和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长期实践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彰显了先进文化的伟大力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是政治上的先锋队，也是文化上的先锋队，既是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者，更是现代先进文化的开拓者。“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95)从此，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带领人民走向文化自强，创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文化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帝制皇权家天下的愚忠、特权、愚民、驭民、陈腐文化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民主、平等、法治、公平、正义的政治文化深入人心。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
实践还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可以告慰马克思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96)
或许有人会议论，1966年至197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是一个绕不开、躲不过的话题，又怎样理解呢？关于“文革”，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在政治上作出明确定论，亦不是本文讨论的范畴。至于说到“文革”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今天应当有理由、有条件以史家客观、冷静、理性的方式进行认识，尽可能地避免带着利益相关者的浓烈情绪说事。任何方式的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宣泄夸大不仅与史无补，更重要的是与今无益。第一，十年“文革”的长期动乱使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部分受保护级别偏低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打烂了一些“瓶瓶罐罐”，但和历史上的诸如“焚书坑儒”“火烧阿房宫”以及清朝借修《四库全书》之名篡、毁典籍相比，“文革”真是小巫见大巫；第二，“文革”期间，党和人民对“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文革”期间包括故宫、明十三陵、清东西陵、敦煌莫高窟等在内的绝大多数各级各类真正有价值的优秀文化遗产包括古迹得到了完好的保护，其间还进行了长沙马王堆汉墓等重大的考古发掘与保护，对外文化交流中组织文物出国展览，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有作用；第三，毛泽东曾在“文革”期间明确要求高级干部通读中国传统文化名著经典《红楼梦》，且具体要求读五遍才有发言权。虽然能够弄懂并理解毛泽东深邃含义的高级干部为数甚少，但1972年4月北京新华书店开始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却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争相购买，之后许多公认的真正有价值的中外名著陆续出版发行；第四，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机制及时发挥作用，“文革”后及时地对当年“红卫兵”的少数过当行为造成的损失给予了纠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十分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第五，即使是“文革”这样一段历史亦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97)
中国的近百年历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变革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如果延续儒学道统不可能走出民族衰败甚至灭亡的困境。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在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社会大变革条件下，才能真正得到科学尊重和合理继承。也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孔子才能从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偶像化和工具化的地位，真正回归作为中国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崇高地位。儒学由政治化儒学到学术儒学，由制度化儒学到文化儒学的转变，是儒学真正复兴的开始而不是中断。这个过程，是在近百年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步实现的。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理解中国近百年伟大社会变革的实质和它的指导思想转换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正确评价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百年变革中的作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道义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98)
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任何一种文化要想永葆生机活力，就必须始终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样一条“铁律”，以博大的胸怀、谦逊的态度对待其他文化。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得更遥远更宏阔，所谓的中西文化之争，在人类发展历史长河中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正如习近平同志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99)人类社会共同发展进步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西文化的创新发展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顺应潮流，顺势而为：
一、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100)文化多元无优劣，可以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其中的长优短劣，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交融互鉴中推进文化创新；
二、文化是人类发展的灵魂所系，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灵魂必须，开放是文化创新的灵魂举措；
三、必须真正地依据国际法相关条款尊重和保障各国家、地区、民族平等的文化权益，争取逐步实现公平、正义、契约、诚信的文化创新发展环境；
四、必须真正地尊重科学，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101)那样，以现代科学的创新成果为基础和论据，加快促进文化创新，再以文化创新的成果不断反对和清除愚昧迷信；
五、必须真正地尊重和依法保障每个人平等的文化权益；
六、必须真正地支持和鼓励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机制，为文化创新提供以法治为前提的政府保障；
七、必须真正地以文化创新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在文化创新中不断树立和巩固正确的“三观”，以实现人心安、社会稳、民族和、事业兴、国家强。
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发展，共同的未来，在文化人类学上是无限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02)当人类科学的视野投向外太空，当人类把地球比做家园，把宇宙比做大社区，当我们能用科学的词汇，重新解读上帝神明——我们的信仰就有了——那就是宇宙精神。或许，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103)，无形无相，无声无嗅，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是真空、是性、是灵、是炁、是本源、是法则，是世间之正义，是天地运转的本心，是一切万物进步的根据。
简言之，任何试图把千年前的所谓“封建主义”文化或万里外的所谓“资本主义”文化照搬到当今的中国，都是不可取、不可行的。文化创新迫在眉睫！创新文化决胜千里！创新文化持续地开放创新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永不枯竭的“文化力”源泉。当然，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个宏大、永无止境的课题。之所以用管窥、初心与梦想，旨在通过对重要节点及关键人物的梳理、整合、研究和探讨，窥一斑而知全豹……又一回抛砖引玉，寄希望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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