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青岛峰会圆满落幕，为开启上合组织发展新征程擘画了蓝图、注入了信心、凝聚了力量。6月13日，太和智库邀请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华社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与智库部分研究员，围绕上海合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等议题举行座谈交流会。现将有关专家的会议发言和系列最新研究成果整理发布，以飨读者。
上世纪90年代，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剧烈变动，苏联解体、美国“一超独大”，而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仍背负着中苏对抗遗留下的沉重历史负担，互视为最直接、最危险敌人的阴影难以消散。面对困局，以上五国的政治家们秉持“告别过去、开创未来”的心态，于1996 年4月齐聚中国上海，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推出了一种非破坏性化解冷战遗产的模式。或许，当时各国的政治家并未想到，他们就此开启了对欧亚地区稳定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的“上海进程”。5年之后，上海合作组织应运而生。
上合组织成立17年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和复杂严峻的地区安全形势，始终秉持“上海精神”，高层往来频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沟通与协调，妥善应对美国“9.11”事件及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发动的反恐战争、成员国及其周边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全球“金融海啸”等一系列全球和地区性重大事件的冲击，不断深化成员国之间安全、经济、人文等各领域合作，加强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巩固地区安全和稳定，促进联合发展， 努力打造区域“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对区域治理乃至地缘政治格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已经增加到8个，不仅涵盖所谓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且扩展到印度洋。可以说，上合组织是新世纪区域合作的成功典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17年，对于一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来说，毕竟非常年轻。无论是在应对外部挑战还是在解决自身问题上，都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从外部来看，当前国际形势风云激荡，地区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国际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全球经济低迷，各国经济均增长乏力，特别是美国政府退出 TPP和《巴黎协定》，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受阻，贸易战升温、美国政府退出伊核协议、美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等，增加了世界形势的不确定性。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上合组织如何发声、如何扩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是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同时，“三股势力”依旧猖獗，中东、阿富汗地区的恐怖主义外溢，地区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此外，上合组织还面临着区域内其他国际组织如欧亚经济联盟、北约、欧安组织等的竞争与合作问题。从内部来看，各成员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国家发展模式等存在较大差异，在处理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双（多）边问题上必然会有所不同。而成员国之间在切身利益问题上仍存在许多矛盾与争议，特别是在跨界水资源、领土归属问题上，一些成员国之间有着严重分歧，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上合组织功能的发挥，甚至有可能导致上合组织解体。每个成员国内部在政治、经济上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与其他成员国合作的效率。此外，上合组织作为以创新理念维护地区安全、以共同利益关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型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没有可照搬的先例，处理具体问题没有可供借鉴的成熟经验和行动模式。
上合组织要在国际和区域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应明确战略定位，坚守核心价值，坚持需求导向，夯实民意基础。
第一，明确战略定位。在西方政治家的视野里，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只不过是大国博弈的对象。上合组织自成立之日起，西方就有人坚持认为上合组织的发展损害了美国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利益，是中俄试图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砝码。早在2005年阿斯塔纳峰会上，上合组织在拒绝美国加入的同时接收伊朗为观察员国时，美国就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而上合组织成员国普遍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霸道行为心存不满和忌惮，更加剧了美国的担心。
其实，这是对上合组织定位的误解和偏见。上合组织成员国希望在构建国际秩序和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分歧属于正常现象，但都不希望同美国发生冲突，更不可能结盟成为一个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集团。2017年6月27日，上合组织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与新华网友在线交流，在回答网友提出的“有观点认为上合组织更像另一个‘北约’”问题时，明确指出：“在西方时而出现炒作和各类推测，这反映出有人试图在政治上故意歪曲上合组织的本质和实际工作”“上合组织从未也不可能针对任何国家”“上合组织不是军事集团，但上合将继续加强各种机制建设，根除恐怖主义和其他罪恶行径”。这是以历史的纵深感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对上合组织进行的战略定位。上合组织不是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博弈的工具，我们不是而且也不能将上合组织打造成整合区域力量抗衡美国的军事组织，而是应将上合组织打造成成员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打造成成员国为自己国家和民众谋福祉的平台，打造成欧亚大陆繁荣、稳定、和平以及多元共处的“稳定器”。
上合组织应始终坚持这个战略定位，继续坚持反对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跳出结盟或对抗怪圈，在合作的过程中不针对第三方，走结伴而不结盟的崭新道路。为此，上合组织应继续稳妥、谨慎地接收新成员、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使更多国家参与上合组织进程。应积极寻找利益共同点，开展与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交往与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尤其应加强与那些对上合组织抱有疑虑的国家、国际组织的沟通与合作，避免误判和冲突，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第二，坚守核心价值。从世界上各类型国际组织的成长经验来看，一个国际组织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需要成员国共同打造核心价值观，明确合作理念，提升身份认同，整合利益需求，增进政治互信。
上合组织与东盟、欧盟等以地域为基础的区域性国际组织相比，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研究者比较关心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上合组织仅停留在非常有限的一些具体议题上，成员国之间还未形成一种集体身份，缺乏普遍的区域认同。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突破了以中亚为基本区域的地理依托，似乎更印证了这一点。目前，8个成员国共有31亿多人口、200 多个民族，使用着上百种语言，信仰着不同的宗教，有各不相同的社会政治文化、不同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路径，只有打造各成员国广泛接受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够将成员国凝聚在一起，形成新的身份认同。
从上合组织17年的历程来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核心的“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创立时的初心所在。“上海精神”体现了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文明观和新发展观，是上合组织的核心价值观，是上合组织的灵魂和旗帜，也是上合组织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
“上海精神”契合了成员国维护主权独立的需求，通过高度政治互信，超越国家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障碍，解决共同关注和安全威胁担忧，充分保障各方主权和领土安全，实现双赢和共赢。在实践中，“上海精神”拓展到地区安全、经济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上海精神”展现了巨大的包容性，使欧亚地区在民族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国家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着极大差异性的国家走到一起，在同一平台上对话、协商、合作。“上海精神”扛起了一面“平等合作”的大旗，构建了新型国家关系，使得各国以完全平等的姿态参与区域事务。这对推动新世纪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和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交往实践中，应继续坚持和发展“上海精神”，增进成员之间的互信与团结，构筑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安全屏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各民族开拓新的发展空间，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命运共同体。
第三，坚持需求导向。关注成员国的需求、维护成员国间的共同利益是国际组织强化战略协调、增强凝聚力的纽带，也是国际组织生命力之所在。从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来看，始终以需求为导向开展工作：上合组织源起于解决冷战时期中苏对抗历史遗留下来的边境军事安全问题。而推动上合组织成立基于相关国家对国家安全的需要：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边疆，并构筑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安全屏障；尚处在解体后阵痛中的俄、哈、吉、塔需要卸下冷战时代的沉重包袱，最大限度地争取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而打击“三股势力”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上合组织各成员国最基本的利益需求。上合组织在国际社会的凝聚力不断增强、影响力不断提升，就在于始终以各成员国的利益需求为出发点，为地区提供了安全稳定的环境与和谐互信的氛围。
上合组织坚持需求导向，应继续将安全作为上合组织工作的优先方向。安全合作是上合组织诞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各成员国之间区域合作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提出：“上海合作组织尤其重视并尽一切必要努力保障地区安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是本组织所有成员国共同关切。防止地区局势生乱、防范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肆意蔓延、防止别有用心势力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是本组织职责所在。”2018年4月23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时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我们要一如既往将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作为本组织工作优先方向。”这既是对上合组织过去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上合组织未来工作方向的战略规划。
通过17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水平不断提高，各成员国维护安全的能力有所提升，内部冲突得到较为有效的管控。特别是在传统安全领域，尽管边境军事摩擦时有发生，但外部军事入侵的现实威胁较小，出现大规模动荡的可能性不大，更不会出现类似中东地区曾出现的局势失控导致连锁反应的现象，总体安全形势是可控的。然而，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部安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其稳定和安全的最直接挑战来自于相邻的中东、阿富汗等“热点”地区外溢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暴恐、毒品、网络信息安全、武器走私、人口贩卖等问题，也有粮食短缺、生态恶化、传染病流行等问题。特别是反对恐怖主义，上合组织是最早打出反恐旗帜的国际组织之一。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主任叶夫根尼·瑟索耶夫透露，2013年至2017年，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机构共制止600余起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活动，摧毁500余个武装分子培训基地，抓获2000余名国际恐怖组织成员，缴获1000余件自制爆炸装置、50余吨爆炸物、1万余支枪支及100余万发子弹；2016年至2017年，成员国共屏蔽10万余家网站，这些网站共登载400余万条宣扬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信息，成效非常显著。但“三股势力”特别是暴力恐怖主义问题仍是上合组织当前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一方面，上合组织成员国中曾有大量的人员在中东“伊斯兰国”作战，随着“伊斯兰国”的溃败，恐怖分子势必会向阿富汗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回流。另一方面，近年来阿富汗北部地区安全形势显著恶化，塔利班及一些国际恐怖分子在阿北部的影响不断扩大，IS也不断向阿北部渗透，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形成直接威胁。伴随而来的是宗教极端思想在一些上合组织成员国泛滥，为极端暴力恐怖事件滋生提供了温床。此外，有的国家还存在爆发“颜色革命”的现实风险，未来中期发生重大地缘政治、国家政治及社会转折的可能性很大。
尽管上合组织成员国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难题，但可以断定，未来面临的安全危机主要来自于非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本身具有流动性、跨国性的特点，依靠一国之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必须依靠加强国际合作，联合打击。比如，“东突”恐怖组织主要针对中国进行暴力恐怖活动，但其指挥机构、领导成员和训练基地都在中国境外，如果没有相关国家的配合和支持，根本无法对其形成实质性的打击。大部分成员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毒品问题、非法移民问题等，也是如此。这就要求各成员国应将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点进行优先考虑，充分正视双边和多边之间的分歧，进行有效的政策沟通和协调，消除疑虑，增进互信，从而更好地进行战略合作。
上合组织坚持需求导向，应继续将区域经济合作放在突出位置。任何一个活跃的国际组织，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都不可能顺利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预测性，经济动荡不可避免，各国深受其害，而弱小的经济体尤其难以承受。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经济合作能否促进各成员国利益的实现，推动各成员国利益的融合与增长。《上海合作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提出，“经济合作是维护上合组织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本组织实现长期稳定的手段之一”。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有很多优势。自古以来，欧亚心脏地带就是联结东西方的重要走廊，经济文化交往密切，上合组织成员国市场之间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俄、印具有不同类型又都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与其他成员国分享发展的经验，相互交流借鉴，相互搭车，为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倡议，受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普遍欢迎。
上合组织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一成果并不显著，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边经贸合作进展不快，一些重大的经济合作项目推动乏力，制度安排缺失，融资机制和自贸协定难以形成共识，经济合作有被边缘化的可能。为此，上合组织应发挥自身特长，坚持务实合作，积极挖掘互补优势，寻找各方矛盾少、易合作的，如农业、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等领域，推动合作项目高质量落地，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应高度重视全球和地区经济安全，更积极地设置议题，建立应对机制，提高在全球和地区经济安全方面的影响力，抵御国际金融危机，消除经济危机对成员国经济造成的消极后果。扎实落实历次上合组织峰会签批的一系列涉及经济领域的决议与合作文件，努力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为地区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
第四，夯实民意基础。2018年4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指出，中方愿同各成员国一道，政治上继续相互支持，贡献“上合智慧”和“上合方案”；安全上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提升协调水平和行动能力；经济上深化“一带一路”合作，逐步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制度性安排；扩大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安全、经济和人文是上合组织的“三驾马车”，在新的历史时期，虽然安全与经济是合作的核心，但不论从历史渊源，还是现实需要来看，人文交流是上合组织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文交流有助于夯实成员之间合作的民意基础，是增进认同、互利互信、务实合作的前提和基石，是推动上合组织向前发展的持续动力。
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丝绸之路史研究》一书中认为，“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梁，出现在丝绸之路各地的文化，依靠商队传播至东西各地，同时又接受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促进了各地的文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的丝绸、蚕桑技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等通过中亚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成效显著，高层交往密切，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不少国家签署了双边或者多边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等；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通过建立对话交流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务实培训，进行能力建设，促进包容性发展；卫生、救灾、环保、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不断推进，各成员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之间的相互了解不断增强。
但是，人文交流领域也有很大的噪音。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理论，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既有中国的儒教和佛教、俄罗斯的东正教和基督教，也有中亚国家的伊斯兰教，还有印度的印度教。当上合组织成员国一致打击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时候，西方总有一些人将其污蔑为“对少数民族和伊斯兰教的迫害”，进而炒作“文明冲突”（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宗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历史传承下来的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的宗教，都是非常伟大的宗教，但恐怖主义思想在所有的宗教教义中都可以找到其影子，在历史进程中可以找到所有宗教都曾从事过恐怖活动的案例。“实际上，宗教恐怖主义早已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这在每一种主要的宗教传统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1]阿马蒂亚·森则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的虔诚的信徒中，都既有狂热的好战者，又有和平的拥护者”。[2]
当不同的文明相遇时，国家和社会是选择零和博弈还是非零和博弈，是否进行沟通、交流与交融，决定了冲突的烈度。一般来说，选择非零和博弈，相信这个世界有足够大的容量，能够同时容纳多种文明共同发展进步，那么，对与己迥异的文明，就会包容而不是排斥、开放而不是封闭、吸收而不是对抗，有可能尝试各种途径进行有效的沟通，最大限度地消除刻板印象带来的偏见和负面的恐惧情绪，理性地寻找一种互惠、共赢的方式，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解决分歧，推动文明的共同发展。中国的儒家文明在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提供了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交融的范例。
人文交流应加强顶层设计，既要积极利用现有平台和传统文化资源，加强文化合作和交流，又要充分发挥各文化交流主体的作用，努力探索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合作，营造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局面。在2017年上合组织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18年6月主办峰会，并结合中国担任主席国提出工作设想，其中包括举行文化艺术节、妇女论坛、职工技能大赛、青少年交流、媒体峰会等活动，支持建立地方合作机制，实施人力资源合作计划，倡议成立媒体合作机制、经济智库联盟、电子商务工商联盟等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这是中国为人文交流贡献的“拉紧人文纽带”的“上合方案”。在实践中，应突出三个方面：一是应高度重视教育交流。教育是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应制定优惠政策，通过双向流动的多层次教育交流，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培养文化交流的使者；应将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作为未来教育交流的重要方向，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鼓励学术界加强与有关国家合作研究历史遗存和文化传承，共同挖掘历史文化记忆，增强文化认同和相互理解。二是应高度重视旅游交流。旅游交流是民间交流的主要渠道，应鼓励各类文化团体、民间组织及企业参与旅游交流项目，推动区域间、市民间交流与合作，让百姓彼此了解，消除偏见和误解，增进友谊与感情。三是应高度重视民间智库的交流。智库是思想产品的生产者，是反映和汇聚社情民意、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的重要载体，同时也为解决国际性问题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撑。目前，上合组织比较重视官方智库的交流，在政策沟通、战略对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与民间智库的交流相对较少。中国有句俗语：“高手在民间”。民间智库以第三方的身份出现，其独立、客观的立场，对推进上合组织在各个领域进行多层次、多渠道的深入交流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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