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定位改变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学

2018年07月24日

导语：2018年7月14日至15日，以“构建安全共同体：平等、公平、正义”为主题的第七届世界和平论坛在北京举行。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先生在分组会上作了题为《美国对华战略定位改变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学》的发言。现将发言内容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第七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石加东摄

（图片来源：清华大学新闻网）

近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日益突出，中美关系向一种新关系格局演变。

201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标志性说法是指，中国崛起由“富起来”迈向“强起来”。在综合国力意义上的“强起来”意味着在国际上拥有更强的竞争能力。在美国看来，这是中国崛起进程真正具有挑战意味的发展。

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发表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的基调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和华盛顿圈子的主流看法。报告开宗明义指出，当今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大国竞争，主要对手是俄罗斯和中国，一个是在欧洲地区，一个是在亚太地区。中俄的挑战主要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改变，其实质是挑战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所以，报告又给中国和俄罗斯戴上一顶“修正主义国家”的大帽子。美国认为，中俄不同的地理位置构成不同的地缘政治挑战，而来自中国的挑战更加具有综合国力意义上的全面竞争性。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战略和随之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与核态势评估报告，不但将与中俄等大国竞争的挑战置于恐怖主义威胁之上列为头号挑战，同时将对华经贸关系列入国家安全范畴。这是2018年3月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施压升级的重要背景。

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变化改变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学。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一旦确立，主观意向将在更大程度上主导各自的战略判断——凡事首先着眼于负面的可能性（无论是就意图还是后果而言），为最坏的情况做防范准备，从而使双方在重要议题上存在的分歧看法更加趋向对立化。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中美之间的互动效能发生逆转，双方的战略对话，无论是官方层面，还是二轨或重要智库层面，大多数是各说各的理，各唱各的调，很难达到有效沟通、增进理解的效果。双方就经贸问题、南海问题、“萨德”问题等争端开展的对话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之间的诸多对话机制大多陷入空转状态，或者徒存形式。

与此同时，两国各自国内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也在经历重要而敏感的调整时期，双方就当前一些重大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分化状态。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经济与政治、内政与外交形成前所未有的密切关联。外交决策不但深受内政形势发展的影响，甚至会成为政治斗争的替罪羊，或是政治运作的工具。特朗普将“美国优先”作为外交政策的第一原则，内政外交混为一体，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外交的传统形式。以当前政治考虑为重，外交作为内政的延伸，在当下国际格局大变换时期演变为内外同步共振的态势已经屡见不鲜。

此外，信息化社会为各种利益群体对相关外交议题发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反建制派、反精英潮流更使外交事务作为专业人士的传统领地门户大开，“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成为时代的风尚。在这样的形势下，像以往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等得到最高授权的特使，在分歧严重、关系紧绷形势下着眼战略大局和长远利益，以静悄悄的方式寻求可以达成妥协的战略对话已难再现。

中间为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崔立如

左二为澳大利亚前外长 Bob Carr

右二为韩国前任驻华大使辛正承

（图片由作者提供）

根据上述形势发展变化，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新态势，是源自两国力量对比变化和两国国内外发展进程相互激荡，在多极化国际格局下的大国博弈。作为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互为主要对手的战略竞争将不会在短时期内结束，由此带来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摩擦将成为常态，其在安全领域的空间表现形式当前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并成为亚太地区安全合作议题中重要的地缘政治因素。

第二，中美双方都无法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与此同时，美国长期拥有霸权地位所形成的政治、外交、军事惯性，与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强劲势头的战略角力，将在双方都持有的“避免对抗”的认识下加以管控，同时双方也会在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上展开有限合作。这是亚太安全合作的讨论仍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条件。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战略竞争的大格局使然，这些管控与合作都具有相当的脆弱性。脆弱性也是一种潜在的不确定性。

第三，在充满了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的历史过渡时期，中美两国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引导作用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之间建立有实际意义的个人关系和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无论是对中美两国关系大局的稳定，还是对处理地区安全的热点问题，寻求建立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多边框架的基本共识，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四，作为两个负有国际责任的大国，尽管中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各自追求的理想目标有显著的差异，但双方都拥有务实的战略文化传统，秉持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思想。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以国家和人类社会长远利益为根本诉求的理性精神，终究能在重大变局的挑战面前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对未来抱有信心。

本文作者：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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