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对外交往活力是连接城市对外交往能量与其在国际社会实际对外交往影响力的中观概念和中间变量，体现在社会、文化、经贸及外事四个领域。太和智库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组织研究撰写本报告，在考察了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主流城市评价体系，概述了城市对外交往理论和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研究相关指标体系后，建立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性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标体系，测量了中国内地49个主要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市、特区、GDP排名靠前的城市等）的对外交往活力情况并以指数的形式呈现。报告最后得出结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与城市发展程度有密切关系，我国内地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东西差距相较于南北差距更为明显，在不同城市群之间呈现出中心突出、差距悬殊和各具特色的特点。
目录
一、概述
二、研究结论
三、理论框架体系
（一）全球城市指标体系
（二）城市对外交往理论和城市指数
四、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的构建
（一）构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概念
（二）指标构建
（三）数据来源和计算
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对外交往模式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这一转型的特征可体现为对外交往行为主体正逐步地从国家单一行为体向“国家——社会”多元行为体转变，对外交往维度从单纯的政治外交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重维度转变。在这一进程中，城市的对外交往也逐步从过去的幕后走向前台，成为中国对外交流中的新常态，也成为影响中国与世界整体互动的关键变量。在城市对外交流日益复杂多元的当下，单纯的概念和对城市对外交往的简单质性描述无疑与城市对外交往的研究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城市对外交流的研究亟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协助，从而产生科学性、客观性和精确性的研究成果。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既是城市一系列活动最后产生的效应，也是城市对外交往产生的结果。中国城市正在全球城市网络中不断升级和延伸自己的功能。与已经发展成熟的国际大都市相比，中国城市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还在不断演进中。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体现在社会、文化、经贸及外事四个领域。为了进一步丰富发展城市对外交往研究的科学内涵，为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方法论基础，本研究以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为基础，使用新的测量方式，构建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并以此指数分析了中国内地49个主要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GDP排名在全国前20位城市等)的对外交往情况，以期为未来城市规划设计以及均衡发展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研究，中国内地49个主要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情况以指数形式呈现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与城市发展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所研究的城市中，如果将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分类与在我国目前俗称的“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做一个对比，可以发现城市对外交往活力高的城市往往集中于“一线”城市和“二线”中的发达城市，而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低的城市主要集中于“二线”中的欠发达城市和“三线”城市。发展不仅仅是改善城市面貌和提高经济水平的核心推动力，更是调整市民思维方式、促使城市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有效推动力。所以，城市的发展水平与城市对外交往活力密切相关。
第二，每个子区域中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呈现出中心突出、差异悬殊、独具特色的特征。首先，所谓的中心突出是指每个区域都存在一个对外交往活力中心，例如东北地区的大连、华南地区的广州、华东地区的上海、西北地区的西安等。这些城市往往在对外交往上具有明显的领先地位，是这一地区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枢纽和窗口。其次，每个区域内不同城市之间的对外交往活力差距悬殊，例如，华北地区的北京与其临近的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对外交流活力差距非常大，这一方面与每个城市自身的发展程度有关，但中心城市在对外交往活力上的虹吸效应也值得关注。最后，每个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在不同方面各具特色，如福州在经济交流上并不发达，但在文化交流上却很活跃。
第三，内地城市对外交往活力东西差距较为明显，但南北差距不太明显。东西差距除了经济发展程度的原因，还可以从地理和环境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西部城市地理上位于内陆，缺乏东部沿海的便利的交通条件，故而其与外部世界的沟通相对阻碍更多；另一方面，就环境而言，西部地区环境普遍不及东部地区，故而环境因素也导致了许多外国机构和外国公民不愿进入此地区开展长期的业务与交流，限制了此地区对外交往的开展。
第四，要加强构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构建实质是用量化方式回答中国城市对外交往的内涵以及衡量形式。不同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指数为这些城市是否需要提高和如何提高对外交往能力提供了软性的政策指导路径。依据指数进行的排名是我国城市对外交往地理空间的分布和地方特色的体现，为研究我国城市对外交往情况提供了基础性的研究支持。同一指标下城市排名的改变，能对中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变化提供及时的反映。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标体系有助于准确把握城市发展方向、确保目标实现，为未来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指导。
第五，对49个内地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排名情况及地域分析的综述。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内地49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这49个城市及入选理由如表1所示：
本研究将中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按照不同城市在四个指标上的相近程度，分成如下几类：
第一类：北京、上海。这一类属于我国当前的特大型城市，又兼具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地位。因此其既有的国际化程度和对外交往资源都较多，并且这些城市的居民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教育水平也都排名在我国前列，故而也有较强的意愿走出国门，了解世界。这一系列的主客观因素使北京和上海成为了中国当前最具对外交往活力的两大城市。
第二类：成都、西安、昆明、广州、杭州、重庆、武汉、天津、深圳。这一类城市大多属于城市交往活力中的二线城市，是在统计中除了北京、上海之外最具有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这一部分城市由三个类型组成：首先是如天津、重庆这一类直辖市。由于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和近年来高速增长的经济，使其也具备了较高的对外交往基础，成为具有较高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其次是如成都、西安、昆明、广州、杭州、武汉等省会城市。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些省会城市中既有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省会，如广州、杭州等，也有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省份的省会，如成都、西安、昆明。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发展态势就如同我经济发展一样，呈现出了从东部向中西部辐射的波浪式效应。伴随着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和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加速，我国发展格局和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和视野眼界开始出现全面的提升。同时，我国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和全覆盖也使得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第三种是如深圳这样毗邻香港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非省会性城市。
第三类：宁波、青岛、哈尔滨、厦门、南京、大连、海口、长沙、南宁。这一类城市主要由东部沿海的非省会城市和一些中西部省会城市组成。这些城市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但其发展程度与之前的两类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故而其对外交往活力属于中等区间。
第四类：烟台、长春、南昌、珠海、呼和浩特、温州、威海、沈阳、济南、太原、郑州、合肥、福州。这一类城市属于东部沿海的非省会城市和一部分北部和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这一部分城市近年来都遇到了经济结构转型的瓶颈期，其对外交往基础较薄弱，故而无法开展较为活跃的城市对外交往。
第五类：银川、汕头、北海、拉萨、连云港、贵阳、石家庄、湛江、乌鲁木齐、贵阳、西宁、南通、兰州。这一批城市相对而言，对外交往活力较一般。分析这些城市的构成，可以发现主要集中在西部边陲、内陆和东部的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由于整体发展程度不够好，故而城市整体对外交往活力不足。
根据对49个内地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的分析，其排名结果按照四类指标权重相等的计算方法得出。其对外交往活力综合排名及在社会、文化、经贸、外事四个领域对外交往活力排名如表2——表6所示：
为了更进一步分析发展程度与城市交往活力的关系，本研究还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二元回归模型，将被统计城市201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其对外交往活力进行回归分析，根据此分析也可清晰看出，经济发展程度是决定对外交往活力的关键变量。
除了对调查城市整体进行分类评估外，我们还将这些城市按照“东西南北”[1]进行了大类区分，并对区域间和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指数进行比较研究。
为了确保比较的效度，我们除了将东部和西部城市整体进行比较之外，还专门将两个地区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城市进行比较。从中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无论是在整体指标还是具体的每个分指标上都优于西部城市，这从一定程度也与我国当前东强西弱的发展格局相匹配，进一步反映了发展是决定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关键要素。
根据以上图表可以看出，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无论在城市整体比较，还是在直辖市/省会或者非直辖市非省会专门比较上，都没有明显差距。相对而言，南方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略高于北方城市，但整体而言，依然没有明显差距。
在进行了“东西南北”跨区域比较之后，本研究还将东北、西北、华北、华南、华东、华中、西南[3]等区域内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进行了比较。比较的结果如图3——图10所示：
由于此次调研的华东城市共有十四座，所以分为六座省会城市（直辖市）和八座非省会城市进行比较。
在进行城市之间的比较之后，接下来本研究还对城市对外交往活力四个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利用相关性检测的方式，可以发现这四项指标呈现出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首先，从统计学角度来看，社会、文化、经济、外事四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都非常高，这反映了这四项对外交往活力指标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其次，就系数而言，不同指标之间都呈现出较高的正向系数。对于城市对外交往活力而言，这反映了在某一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指数的提升对其他领域指数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在不同指标的关系之中，经济与文化的相关系数相对较低，这反映了城市的对外经济交往频繁，并不一定可以迅速转化为文化对外交往活力。
从上表可看出，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在不同维度间呈现出高度相关性。这意味着一个城市在某单项领域具有较高的对外交往活力，也往往可以对其他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产生较大的影响。相比而言，外事对外交往活力与经济对外交往活力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达到0.7。这可能是因为外事对外交往活力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各地区的省会及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故而拥有较高的外事对外交往活力，同时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也往往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其对外经济交往水平也相应较高，从而塑造出了政治对外交往活力与对外经济交往活力的高相关性。同时，文化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与经济交往活力、政治交往活力的相关系数相对较低。这说明了一个城市虽然拥有较强的外向型经济，其文化对外交往活力不一定同步提升，而一些拥有较多文化资源，但相对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城市却可以借助其自身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打造其影响力，并获得较高的文化交往活力。
城市是人类生活的重要载体，在现代人类文明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因而人类愈发注重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分析、评估和反思。晚近以来，全球多个机构先后建立起了覆盖全球或某一地区的综合性城市评价体系，其中有部分评价体系因指标覆盖全面、数据权威翔实、评价客观公允而被广泛参考和引用，为城市的规划者和管理者提供了重要参考。[4]当前，主流的全球城市评价体系可以按照其指标构成和关注领域被分为两类：
一类是涵盖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城市评价体系。此类城市评价体系的指标体系较为庞杂，往往包括数个“一级指标”和数十个“二级指标”，对经济、研发、文化交流、环境、宜居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考察，进而力求得出全面的城市评价结果。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联合芝加哥城市委员会（Chicago Council）与科尔尼公司（A.T.Kearney）共同发布的“全球城市指数”、国际研究协会有限公司（AIRINC）的“全球150城市指数”、日本森纪念财团（Mori Memorial Foundation）发布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以及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开展的“城市指标项目”。
上述城市评价体系均具有“领域全”“指标细”“城市多”三个特点。具体来说，“全球城市指数”基于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换、文化经验以及政治参与这五个方面对全球128个城市进行了比较。[5]“全球150城市指数”基于“生活方式”与“经济情况”两个方面对全球150个城市进行了排名，其中“生活方式”考察了生活品质与社会福利，而“经济情况”则关注了收入水平、花费与税收。[6]“全球城市实力指数”从经济、研发、文化互动、宜居、环境、友好性这六个方面考察了70项指标，并且对全球42个城市进行了排名。[7]“城市指标项目”则对人口、街道、交通、健康教育等十个方面的103项指标进行了考察，基于此对全球741个城市进行比较。[8]
综合性城市评价体系往往赋予非经济类指标以更大的权重，特别重视环境保护、公共政策参与、人居环境等与民生相关的“软性指标”。“全球城市指数”赋予非经济类指标以70%的权重，其中信息、文化和政治参与共占据了40%的权重；“全球150城市指数”关注的指标并非国民生产总值等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指标，而是诸如收入水平、税收等民生类指标；“全球城市实力指数”虽然没有直接赋予各项指标以明确的权重，但经济指标对城市综合排名的影响不超过30%，相比之下宜居、环境、友好性等指标的影响力明显大于经济。
另一类是主要关注单一领域的专门性城市评价体系。此类城市评价体系专注于分析和探讨诸如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科研创新能力与房价等某一具体领域。相比于综合性城市评价体系，此类城市评价体系的所设指标较少，虽然无法提供全局性分析，但其评价结果具有更强的针对性。较具代表性的有西门子和经济学人智库（EIU）联合发布的“亚洲绿色城市指数”、万事达信用卡公司发布的“全球目的地城市指数”、莱坊（Knight Frank）国际物业咨询公司提供的“主要全球城市指数”、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前译英士国际商学院）发布的“全球智力竞争指数”以及凯迪思（Arcadis）咨询公司发布的“可持续城市指数”。
上述城市评价体系对城市发展的单一领域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具体而言，“亚洲绿色城市指数”对22座亚洲城市在交通、垃圾、水资源、卫生、二氧化碳排放等8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评估[9]；“全球目的地城市指数”通过分析信用卡的消费记录得出了全球前20的目的地城市[10]；“主要全球城市指数”聚焦于全球城市的房价涨幅，对全球41个主要城市的房价涨幅进行了排名[11]；“全球智力竞争指数”从技能使用、全球知识创造等六个方面对19个指标进行了考察，对全球46座城市的科研竞争力进行了排名[12]；“可持续城市指数”从人的可持续、地球的可持续以及营收的可持续这三个方面对全球100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为衡量这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了重要参考[13]。
需要指出的是，不少专门性城市评价体系对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给予格外关注。“亚洲绿色城市指数”和“可持续城市指数”都聚焦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前者更侧重环境保护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而后者还涵盖了城市居民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当前，以降低污染物排放、使用清洁能源、人的平等发展以及商业的健康持久获利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愈发受到重视，因此对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专门性城市评价体系在未来将更具价值。
1. 城市对外交往、城市对外交往基础与城市外交的联系和区别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交往”无疑是外延极大、较难定义的概念。要对城市对外交往进行清晰、精确的定义，我们就需要对城市对外交往与其相类似的概念如城市外交、城市国际化进行区分。同时，城市对外交往虽然是一个较为新颖的概念，但也是建立在过往相关研究基础之上的，因此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献回顾是必要的。城市外交与城市对外交往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城市外交可以被看成一种城市对外交往。例如，根据吉登斯对城市外交的定义，城市外交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在一国宪政框架下进行的旨在促进国家和地方多元化的对外交往活动”[14]。从狭义的角度而言，城市外交被定义为是国家总体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参与到国家间政治事务之中。例如，国内学者王婕认为城市外交最突出的特征是“与国家总体外交的统一”。谷宁等认为友好城市是城市参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参与“低政治”领域的外交事务[15]。在交往领域上，城市的交往涵盖了经贸、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总体上看，对城市外交的研究停留在个别城市如何做好地方外事工作的技术性层面的探讨上。《城市外交：理论争辩与实践特点》一文将城市外交定义为：城市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在中央政府的授权和政策指导下参与国际交往的活动。[16]《城市外交：探寻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一文认为：城市外交是在中央政府的授权和指导下，某一具有合法身份和代表能力的城市当局及其附属机构，为执行一国的国家对外政策和谋求城市安全、繁荣和价值等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官方和非官方机构围绕非主权事务所开展的制度化的沟通活动。[17]
通过对于城市外交定义的讨论，可以进一步明确城市对外交往的概念内涵。一方面，城市对外交往与城市外交具有一定的交集，广义的城市外交就是城市对外交往；但另一方面，城市对外交往与城市外交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主要可分为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二者的主题不同。城市外交主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外交提升城市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的水平，从而实现城市与国家所制定的战略目标。而城市对外交往的目的则更为多元。与城市外交不同，城市对外交往更多是城市自然形成的，由社会各组成部分共同参与的，带有多样目的的对外互动活动。与城市外交集中于政治目标不同，城市对外交往还包括了其他目标，比如企业的国际化，参与国际公民社会建设，开阔个人的视野等。其次，二者的主体不同。城市外交的主体归根结底还是政府。虽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城市外交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以民间组织、企业等为抓手，但其主要协调机构和服务对象依然是政府。相对而言，城市对外交往的主体更为多元，其中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乃至个人。
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概念建立在城市对外交往概念的基础上。何为城市对外交往？明晰这一概念关键在于理顺城市对外交往与城市对外交往基础和城市外交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城市对外交往是沟通城市对外交往基础与城市外交三者之间的中间变量。一方面城市对外交往基础支撑着城市对外交往。所谓城市对外交往基础是指影响城市对外交往的各项资源，例如国际化程度、可持续发展程度、竞争力程度等。既有的全球城市指标或国际化程度指标体系都可以被看成是衡量城市对外交往基础的有效指标。另一方面，城市对外交往与城市外交存在着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关系。城市外交可以被看成是城市对外交往在政治领域的投射，城市对外交往包含了城市外交。同时，城市外交有时也会超越城市对外交往，甚至引领城市对外交往。例如，北京通过2008年奥运会、上海通过2010年世博会等大型外事活动，大大提升了城市对外交往水平。
2. 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研究相关指标体系
本研究的关键在于提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在介绍本指数之前，有必要对既有的城市研究相关指标体系进行回顾。目前城市相关指数主要集中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发展等方面。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五个指标体系：
（1）世界银行的“全球城市指标”
“全球城市指标”（Global City Indicators）项目由世界银行城市局牵头，全球城市指标机构(GCIF)负责执行。该指标包括城市服务（City Services）和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两大类别，涵盖了城市管理领域共 20项主题，对各项城市服务和生活质量因素进行衡量。城市服务包括由城市政府和其他实体提供的服务，具体涵盖了教育、财政、娱乐、行政能力、能源、交通等 13项主题。生活质量包括促进总体生活质量提高的关键因素，但政府对这些因素的直接控制很少，具体涵盖了公众参与、经济、住房、文化、环境、社会公平、技术与创新等 7项主题。有关这些主题的城市表现由一系列指标来衡量。指标筛选程序非常严格，以确保其清晰、明确、简单、便于理解的特点。
（2）联合国人居署的“城市指标项目”与“城市发展指数”
联合国人居署的“城市指标项目”（Urban Indicators Programme）主要用来监测与评价全球城市“人居议程”和“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进展状况。该项目开发了包括“城市发展指数”（City Development Index）在内的数个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构建了全球多个城市参与的信息监测与收集网络，形成了功能较为强大的城市数据库系统。
（3）英国“未来论坛”的“可持续城市指数”
“可持续城市指数”（Sustainable Cities Index）由英国非营利性环保组织“未来论坛”（Forum for the Future）于2007年建立，它考察了城市在社会、经济和环境各方面的表现，囊括了 13种具体指标，对城市环境、生活品质以及未来保障这三方面进行了评价。从 2007年起，“可持续城市指数”通过严谨的动态数据比较，每年跟踪英国 20个大城市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进步。该指数旨在通过城市间排名突出城市的成就，鼓励良性竞争，同时也帮助这些城市和居住在其中的人们全面减少环境破坏，提高生活质量，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未来的挑战作好准备。
（4）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
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GUCP）始于 2005年，由美国巴克内尔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等全球多国研究机构学者组成的团队共同开展，已连续四次发表《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双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的最新研究报告《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1—2012）》所采用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包括全球城市竞争力产出指标体系、全球城市竞争力要素指标体系和全球城市竞争力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
（5）伦敦世界城市文化指数
《世界城市文化报告》所采用的定义分类和框架体系均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的文化统计框架。该报告对目标城市选取的原则是基于该城市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并保证目标城市基本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目前共选取12个世界城市：德国柏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印度孟买、中国上海、美国纽约、巴西圣保罗、南非约翰内斯堡、澳大利亚悉尼、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新加坡新加坡城和日本东京。该报告中提出的文化统计框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世界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及产出、世界城市文化消费及参与。同时，报告又将这两个部分所涉及的指标重组为六大主题部分，以便于进行横向比较和研究，这六个主题包括文化遗产、文化培养、表演艺术、电影与游戏、文化人才、文化交往活力与文化多样性。
从以上指标体系看，目前对城市的排名依据是多样化的，涵盖了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机会、宜居、创新、竞争力和幸福感等领域。这些指标并没有聚焦于城市对外交往的研究。其中较相关的研究是关于全球化和国际化都市的排名，如这类排名集中于具有成为世界城市发展潜力的排名，如全球化竞争力指数、全球化城市指数等。从排名的对象上看，这类指标大部分的排名对象都是各国的体量和影响力较大的城市。指标把纽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作为标杆，量化测量中国大都市与其差距，没有系统地针对中国城市的国际化排名的指数。总之，对城市对外交往的研究仍属于新兴领域，总体上缺乏对城市对外交往的定量、科学、全面的比较性研究。
与城市国际化程度、竞争力程度等基础性结构性变量相比，城市对外交往侧重于交往互动的进程；与城市外交这一带有具体政治目的的战略举措相比，城市对外交往更为多元，体现了城市在一般情况下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联系的实际情况。并且与城市外交聚焦政治领域不同，城市对外交往还应该聚焦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体现其多维度的特征。因此，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是连接城市对外交往能力与其在国际社会实际对外交往影响力的中观概念和中间变量。以往涉及城市外向性的指数大多注重城市的经济、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生活便利度、自然环境、公共交通等指标。这些因素是提高城市对外吸引力，增加城市交往体量和容量的要素，但不是城市具有交往能力的必要条件。在后发国家中，城市对外交往活力可能滞后于或领先于城市本身的现状。同样，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既是城市一系列活动最后产生的效应，也是城市对外交往产生的结果。中国城市正在全球城市网络中不断升级和延伸自己的功能。与已经发展成熟的国际大都市相比，中国城市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还在不断演进中。在本研究中，我们对城市对外交往的理解如下：
第一，城市外交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其核心目标在于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软实力、推广国家核心价值观。同时，城市外交也是探索特大型国际城市治理规律的重要抓手。城市外交牵涉方方面面，既与城市的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等硬实力相关，又与城市文化、市民素质、社会活力等软实力相关。城市外交根本上是一个城市内部治理的外向辐射。例如，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心、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特大城市，上海的发展已经到了创新转型的重要节点。以往传统强调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而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模式则需要城市将更多的资源和力量投资于城市软实力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上海发展城市外交可谓恰逢其时。对内，城市外交开展体现了处于全面改革背景下的上海锐意进取，积极改革的姿态；对外，城市外交可以体现上海城市精神，争取国际舆论，为上海乃至中国未来的转型打造良好的国际舆论话语体系。
第二，中国城市在国际和区域合作、制度设计与建设方面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和重要。城市外交要求政府改变“政府无所不能”“外交是政府的事情”等传统观念，对公民参与公共外交持积极态度，为公民参与公共外交提供指导和平台，加快培养一批具备外交能力的国际活动人员，推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外交建设要求民众改变“国事与己无关”的观念，培养与他国和他国人民交往需要的各种能力，理性、有序、专业地参与维护国家利益的活动。
第三，城市外交要求搭建民间对外交往的平台、拓展民间对外交往渠道及形式，加大民间对外交往力度。一方面，充分实现外交资源共享，多管齐下，形成合力，例如，鼓励各种行业协会、学会，妇联、青联、学联等走上国际舞台，使它们大胆活跃地参与国际对话，积极参与各种国际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另一方面，需支持促进社会组织在国际上开展活动，展示良好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体现了“城市——社会活力”和整体市民的精神道德品质，而一个城市的国际化水平也体现在其是否拥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上。提高众多扎根于社会组织的国际化水平和涉外交往能力已经成为提升其整体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重要一环。
城市是信息流通、货物运输、人员交往、资金流动的节点，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在国家对外交往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不断加深。每个城市由于自身的地理区位、支柱产业、资源禀赋迥异，在与国际社会交往中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层次和战略。我们认为城市对外交往的活力表现在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交往的深度、广度上。具有良好效度（Validity）和信度（Reliability）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测量指标需涵盖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四个维度。国际传播是世界各国政府之间、人民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因此，国际传播的研究是由各国或各文化的政府和人民的传播努力所体现的一种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和互动行为。[18]城市的对外交往是一种以城市为主体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进行国际传播的途径。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则尤其强调各城市之间的人民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互动的行为和能力。因此，本研究的一级指标主要从这四大方面设定。活力是一个城市发展程度和城市精神的重要体现，然而，人参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及互动行为又是城市对外交往活力的关键因素。因此，本研究的二级指标应着重考察体现人参与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及互动行为的国际性指标。考虑到数据的获得和可操作性，课题组对指标的设计如下：
1. 城市在社会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社会交往与政府之间的官方交往对应，具有民间性和自发性的特征。社会是人类各种关系的综合，城市在社会领域的对外交往能力聚焦于城市社群与外界发生的社会关系。二级指标由外籍人员居民数量、国际航班数量、国际会议数量、国际会展数量以及城市居民持有护照数量组成。
（1）外籍人员居民数量：居住在城市的外籍人员需要与当地的居民进行常规的各方面交往。外籍人员居民数量反应了城市的对外交往的层级。
（2）国际航班数量：国际航班数量一方面由城市的地理位置的影响，另一方面亦反映城市在世界交通网络中的纽带作用。
（3）国际会议（会展）数量：国际会议和会展聚集国际专业人士、企业在城市中交流专业知识以及展示公司产品，体现各界人士与外界交流的信息和知识流量。
（4）居民持有护照数量：护照是出国的必须证件，用于比较不同城市居民出境的意愿和与外界的联系密切程度。
2. 城市在文化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根据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的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城市作为次国家主体在文化领域的交往往往集中在物态文化层（衣食住行）和心态文化层（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艺术作品）。具有较强文化交往能力的城市大多呈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的特性。衡量社会交往活力的二级指标由国际艺术演出数量、市民外文水平、外国口味餐馆数量构成。
（1）国际艺术演出数量：来自国外的艺术表演，包括演奏会、演唱会、话剧、舞剧等形式的演出。艺术表演的数量体现城市在文化交往中的层级。
（2）市民外文水平：一个国家的语言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使用该语言的文化体进行交流的必要工具。市民的外文水平可以反映城市整体对外交流的能力。
（3）外国口味餐馆数量：对外文化交流还可在饮食文化中得到体现，巴黎、纽约等大都市中几乎可以寻找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口味的餐馆。
3. 城市在经贸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城市之间的交往活动不同于国际层面的交往，其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具体。一般而言，一座城市的外向程度基于其经济的外向性。该城市的进出口贸易额、涉外税收和对外直接投资三项数据从资金交流角度展示了该城同外国的交往水平，而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直接体现在该地的外商独资企业数量和合资企业数量上。这些企业的绝对数量体现了城市在经贸领域外向性的程度，企业的年度或季度的增长率体现了城市在经贸领域对外交往的活力趋势。基本而言，一所城市在经贸领域的外向性水平是同这些数据呈正相关的关系，而该城市在经贸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往往直接决定了其整体的对外交往水平。城市经贸领域交往活力二级指标由进出口贸易额、外商独资企业数量、合资企业数量、涉外税收和对外直接投资等组成。
（1）进出口贸易额：进出口贸易，又叫“国际贸易”，指跨越国境的货品和服务贸易，一般由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组成。
（2）外商独资企业数量：外商独资企业，即企业的全部资本是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的利润、风险和亏损也由外国投资者独立承担。
（3）合资企业数量：合资企业，是指中国合营者与外国合营者依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并按投资比例分享利润、分担风险及亏损的企业。
（4）涉外税收：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对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个人所征收的税收。作为地方税收和地方对外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城市涉外税收规模的扩大反映出地方利用外资水平的不断加强。
（5）对外直接投资：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资本转移，体现的是特定地区资本“走出去”的程度。
4. 城市在政治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城市与国际组织、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和其他国际事务中的互动日益频繁。城市政治交往的二级指标由使领馆数量、外国领导人访问数量、国际组织数量和友城数量组成。
（1）外国政要来访人次：外国领导人的访问次数是衡量一所城市内在吸引力的因素之一，城市的对外交往程度与高层领导来访数量呈正相关趋势。而且政府高层的访问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对外交往水平。
（2）使领馆数量：领事是一国政府经另一国政府同意或根据同另一个政府达成的协议派驻对方国家的特定城市并在一定区域内执行领事职务的政府代表。领事关系从属国家外交关系，是外交关系的延伸，由领事馆或使馆领事部门负责维护和开展。
（3）国际组织数量：由于受到社团管理相关法规及其配套基础设施等限制，国内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少且分布集中。国际组织落户所在城市需要当地政府在政策和配套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所在城市进入了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网络，具有了与国际社会在环境、经济和其他领域交往的平台。
（4）国际友城数量：国际友城的数量往往反映出一所城市对外交往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对其他城市的吸引力。友城交流为加速城市国际化提供了相关的资源和借鉴，为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为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为城市各领域人员开展国际交流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日益增长的对外交往需求。
考虑到数据的获得和可操作性，数据来源情况说明如下：
1. 城市在社会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社会交往与政府之间的官方交往相对应，是不带有政治色彩的民间交往。在衡量社会交往活力的二级指标中，外籍居民数量数据主要来自当地外事和华侨管理办公室官网，若没有相关直接数据，则以当地出入境公安机关签发居住证的数量为凭证；国际航班数量根据当地大型机场的国际航线条数统计；国际会议数量主要参考国际会议发布系统，以及国际会议报告统计；国际会展数量主要根据当地大型会展场所单位公布的会展信息统计；城市居民持有护照数量的直接数据来源于当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多数是由主流媒体公布的数据。
2. 城市在文化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在文化领域具有较高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大多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特性。在衡量文化交往活力的二级指标中，国际艺术演出数量的数据大多来源于所调研城市的外事办公室网站。市民外文水平和外国口味餐馆数量两项数据通过工商局官方数据统计。其中，市民外文水平包含两项指标：一是当地语言类专门高等学校的数量，依照教育部门的数据进行统计；二是通过在工商局注册的语言培训机构得到统计结果。两项指标结合得出市民外文水平数据。而通过工商局数据，搜索“西餐”“日本料理”“韩国料理”“东南亚菜”等关键字所得数据之和则可得出城市外国口味餐馆数量数据。
3. 城市在经贸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城市内部和外部经济要素交互作用，加强了城市经济的外向性。城市经贸领域交往活力二级指标最重要的信息源是城市年鉴，比如《北京统计年鉴2017》。
4. 城市在外事领域的对外交往活力
城市与国际组织、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和其他国际事务中的互动日益频繁。领馆地点的设置一般采取“对等原则”，分别负责各自辖区事务。例如，西南地区重镇成都不仅是人口稠密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更是中国长江水路运输、西南陆路运输枢纽，大量的人口聚集及便利的交通优势使得成都的外国领馆数量较多。城市外事交往的二级指标中，领馆数据来源是各城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网站。外国领导人的访问次数是衡量一所城市内在吸引力的因素之一，城市的对外交往程度与高层领导来访数量呈正相关趋势，而且政府高层的访问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对外交往水平，相关领导人访问次数的数据来源是外交部网站和地方城市外事办公室网站。受到历史因素等影响，国际组织在中国的总部极少，笔者根据与各主要城市外事办公室访谈取得间接数据。国际友好城市数量可以通过所在城市外事办公室或者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网站得到直接数据，数据截止时间为2018年1月1日。[19]
在数据计算方面，本研究首先依每项指标对各城市按照数值递增顺序进行排序，并给予相应分数，数值越大分数越高，单项总分为100分。因为目前排序针对的是不同城市在不同指标上的表现差距，所以分数按照排名递增均匀分布。比如，国际会展次数为0的城市共3个，排名均为1，得分为100/46=2.38，国际会展次数为1的城市共3个，排名均为4，得分为100/46*4=9.52，以此类推。最后，按照各项指标的得分以权重相等的条件进行总分计算，再进行综合排名。而对于各指标权重，笔者采取专家打分制确定权重。本研究运用了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化的方法。由于考察项目种类繁多，为了使数值的范围统一，并消除量纲，必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采用的方法是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化方法。该方法是通过对数值进行线性变换，使得原数据在变换后落入[0,1]的区间，其计算公式为：
转换后数据=（原数据—极小值）/（极大值—极小值）
X’= ( X – Min) / ( Max – 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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