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出现“朝野反华”转向？

2018年09月29日

本文作者：北美研究中心

导语：当前，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不友好举动频出，包括制裁我企业和军方官员、强制我官媒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等；同时，美国政客和智库、媒体也较以往更多地公开发表对中国不满言论，在中美贸易领域尤为明显。我方一些官员和学者据此得出“美国朝野反华论”，进而判断中美关系将出现历史性拐点，双方将进一步趋于对抗。然而，太和智库北美研究中心近期综合分析美国内多家民调机构相关数据后认为：

一是美国人对华好感并未出现断崖式下降，中美关系出现拐点的民意基础目前并未形成；

二是美政客对华负面言论频次有所增加，但并非爆发式增长，且存在明显地域特征，反华、排华言论是手段，而非目的；

三是我应保持战略定力，既不必急于为解决所谓“美国朝野转向反华”而主动放弃贸易摩擦战略目标，也不必过度紧张展开高调言论反击，加剧双方对立气氛。

一、民调显示中美关系基础平稳

图1：美权威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8月28日发布美民众对华好感度调查结果

图1显示，目前38%的美民众对华存有好感，这一数字虽然比2017年调查时的44%有明显下降，但并未低于2013年至2016年的水平；而47%的民众对华不具好感这一指标，也与2017年持平，且低于2013年至2016年50%以上的水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年龄段调查中，18-29岁的美国青年人对华好感比例为49%，反感比例为36%，与中年组（30-49岁）和老年组（50+）结果差异巨大，中年组好感、反感分别为37%对48%，老年组为34%对53%。

图2：盖洛普调查公司2018年2月公布美民众对华好感度民调结果

图2显示，2018年初美对华有好感的民众比例自1989年以来首次超过50%，达到53%，对华持反感态度的民众比例则降到了50%以下，为45%。

值得注意的是，盖洛普公司民调细分结果显示，自1989年8月以后，对华持非常好感的民众比例基本稳定，不超过10%，而总体上持好感的民众比例稳步上升，2月调查时达到最高值46%；对华持非常反感的民众比例本期调查时为13%，与前几年相比有微弱下降，总体上持反感的比例为32%，也呈微弱下降；总体上持好感和总体上持反感的民众比例相加，即中间派的比例达到75%，也是历年调查的峰值。

综合以上两份权威民意调查结果判断：美国民众对华态度并没有出现反常的剧烈变化，中美友好关系的基础依旧相对稳固，极端反华势力和以前一样，影响的还是一小部分美国人，无法得出特朗普对华强硬政策代表民意的结论。

二、“美国朝野反华论”的误区

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还显示了另外一些情况：一方面，与中国的军事威胁相比，美国民众更担心中国的经济崛起（见图3）；另一方面，在美国人所担心的中国经济威胁中，前三名分别是美国对华巨额债务、美国失去就业机会和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但与2012年相比，对这三方面感到担忧者的比例都在下降（见图4），而且没有党派差别，只是与2017年相比有所上升。

图3

图4

这一结果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美国民众对中美经贸关系前景感到忧虑有其发酵过程，并非简单源于近年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的较多宣传引发美国人的警觉；二是2017年以后美国人的忧虑感抬头的确与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采取强硬政策有关，不过其煽动性并没有那么强，远非“朝野达成共识”。

那么，为何我方代表团、专家学者与美国政客、游说集团和智库接触时，感到现在对方没有人像以往一样表达对华友好态度，美国大型企业也不愿在经贸合作问题上为中国说话了呢？这是不是说明美国精英阶层已经全面走向厌华、制华乃至反华的道路呢？

太和智库认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精英阶层根本上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因此对内对外均具有两面性，要判断他们变脸的动因和目的。而且，既为两面性，放在长期考量，变脸纯属正常现象。

多位美国学者研究表明，在美国现有体制下，选民呼声并不会直接传导为政策，政客会在选区民意、个人利益、赞助人和党派纲领之间寻求平衡(i)；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者发现，美国政客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作出的公开表态，可分为三个阶段(ii)：

第一阶段（2000年至2012年），其实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美国就业冲击最大的时期，但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外贸政策方面并没有特别针对中国之处。

第二阶段（2012至2016年），除了少数受冲击最大的选区议员在国会议案的记名投票中立场变得保守和反全球化，大多数议员依然遵循各自党派纲领，共和党支持全球化，民主党批评全球化。共和党议员开始比此前更多地谈论公平贸易问题，民主党谈论公平贸易问题的频次略有下降。

第三阶段（2016年至今），美国自2008年经济危机后复苏的积极效应并没有公平地传导到各个区域和阶层，美国内部分配不平衡使得利益受损者发出声音，这种不满开始与中美经贸问题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受冲击严重的选区，议员连任失败情况也并不比受冲击少的选区更多。中国2000年后的经济发展对美冲击并未造成历次选举中天平向某一政党倾斜，而是成为造成两党极化的动因之一。

究其原因，他们认为是，为了化解选区部分民众因全球化对当地经济冲击所产生的不满情绪，议员们会把所有全球化问题简单化地推到中国身上，以此换取选民的好感，但又不影响金主和党首的利益，中国问题成为美国政客的挡箭牌。这一点在受中国冲击严重的共和党控制选区最为明显。

对华贸易的负面言论突然成为主流，则完全是2016年总统选举的催化。极右的特朗普主张不由美国控制的全球化对美不利，解决方案是不触动内部跨国公司利益，对外对抗，建立新的完全且必须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两党建制派失败的关键点在于，经济好转期全球化受益者沉默，受损者声音被放大，密西西比河上游区域几个自20世纪80年代便没投过共和党票的选区倒戈决定了战局。

特朗普投机政策的成功也导致共和党在选举后事实上改变了此前全面支持全球化的纲领，变为承认全球化存在“受益者”和“失败者”，而非此前笃定美国必将成为“受益者”，于是更多的共和党议员在捍卫选区席位时可以更加直白地将问题归于中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对华对抗派占据政坛主导。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显示，共和党内支持全球化的企业精英和大捐款人显然有不同意见，这一点从Koch兄弟发起的大规模反特朗普贸易政策的运动可见一斑（9月10日，共和党最大的捐款人Koch兄弟宣布为中期选举建立一个新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资金4亿美元，支持反对特朗普对外贸易战的共和党竞选人）；民主党方面，谈及与中国“公平贸易”的同时，总会用“自由贸易”话题来平衡，其定位在中美贸易是一种全球化竞争，而不是两国之间的战争，不去诱发选民产生美国会被中国打败的恐惧感。

综上，太和智库判断：

一是美国对华主流态度应处于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有意见与支持特朗普和中国对抗之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盖洛普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华态度持中间派的比例达到历年调查的峰值。

二是中期选举以及未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若占据上风，会导致美国对华策略发生变化，并不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不论谁上台都会和特朗普一样对华采取强硬对抗姿态。

三是美国政客和智库对我方公开说的话且莫当真。他们在对外与我方交往时同样采取“沟通性导向”策略，如果几句狠话就可以让中国妥协求和，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何必采取“政策性导向”的实质性对抗措施呢？

（图片来源：新华/路透）

三、对策和建议

一是保持战略定力，争取中美贸易摩擦主动权。既不为“美国朝野反华”的论调刺激扩大对抗范围，也不因恐惧而放弃原则立场。必须将贸易摩擦持续下去，至少要到中期选举之后，促使美内部贸易摩擦受损者发声，从内部瓦解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同时，部分减持美国国债，在美国民众最担忧的问题上做出具体而明显的改变。

二是把控舆论基调，不跟随特朗普节奏激化矛盾。一方面要继续放大特朗普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和美国民众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将中美贸易摩擦的概念限定在经贸领域的竞争，不公开使用“国运之战”这类全民动员性质的词汇。事实上，太和智库与美国企业家和普通民众接触时发现，这种提法让对方感到惊愕和恐惧。

三是增进与美国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的交流。中美关系的前景，不在言，在行。我们要将合作项目切实沉下去，让美国地方主政的官员、选区议员感受到对华合作符合切身利益，特别是中西部的威斯康星、艾奥瓦、伊利诺伊、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等几个州的关键选区，拉打结合。中美关系的基石还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认知，特别是青年，要充分利用美国年轻一代对华好感，增加教育、文化、旅游、就业方面的交流，影响美国小镇青年。

四是加强调查研究，拓展智库交流范围。太和智库深切感受到，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对中美关系的调研合作局限于部分机构和专家。一方面，这些渠道在特朗普上台后对白宫影响力下降；另一方面，多年的经验使他们的两面性和功利性转强，参考价值随之降低，目前迫切需要融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大数据分析等在内的跨学科研究合作。在中美关系调研中，加强主动收集基础数据的自主量化分析，从主观感知型向客观数据型转变。

注释：

i. 哈佛大学James J. Feigenhaum和斯坦福大学Andrew B. Hall撰文How Legislators Respond to Localized Economic Shock: Evidence from China Import Competition（载于芝加哥大学The Journal of Political），量化分析了1990年至2010年间，美国各个国会选区（受中国产品冲击不同）的地方选举结果和国会投票结果之间的关系。

ii.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者对近至2016年美国各选区受中国产品冲击情况与国会议员涉华负面言论频次和力度作了量化分析，参见The Partisan Divide in U.S. Congressional Communications after the China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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