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战结束百年，吸取大国崛起教训——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弃郁先生到访太和智库

导语：2018年11月15日上午，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弃郁先生到访太和智库，以“纪念一战结束百年，吸取大国崛起教训”为题，与部分太和智库研究员进行座谈交流，重点分析探讨了德国从崛起到走向一战深渊的教训和启示。

 

交流座谈会现场

 

徐弃郁先生分析指出，一战爆发前，德国所面临的复杂地缘战略环境迫使其必须采取复杂的战略决策，正如俾斯麦所说，“政策是关于可能性的艺术”。在俾斯麦主导下，德国秉持“相辅相成”与“相反相成”的战略思维，构建起一张复杂交织、相互制衡的“安全网”，进而赢得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崛起机遇期。然而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德皇威廉二世开始推行“新路线”，在对外战略中过分强调逻辑与清晰，不再维持“有利的复杂”，转而追求“无利的简单”。德国放弃同俄国续签《俄德再保险条约》，使得法俄最终建立同盟，令德国陷入两面受敌的境地。同时，德国提出“世界政策”，简单复制与模仿英国等霸权国家，组建庞大海军舰队，在对外政策上过分强调“对等”，在追求国家利益时盲目与他国攀比，最终使德国在英国眼中由“威胁之一”转变成为“主要威胁”。此外，德国最终走向一战深渊还有三个方面需要关注的因素：一是当时的海外殖民热，即帝国主义思潮；二是德国国内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三是德国民意的“强硬偏好”。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徐弃郁

 

以史鉴今。座谈会上，徐弃郁先生同与会的太和智库研究员共同分析探讨了一百多年前德国崛起的教训对于当下的启示，并提出以下观点：一是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未必会成就战略上的和平共处。相比其他欧洲强国，当年英国与德国间的经济依存度最大，但最终两国还是成为了死对头；二是要防止被弱国利益绑架。某种程度上讲，德国正是被奥匈帝国拖进一战的；三是两强相争，相对弱势的一方不能过分强调“对等”。德国在国家利益认知上的“唯他化”（总想与英国比，认为英国拥有的德国也应对等拥有），正是导致其被英国视为头号对手的重要原因；四是战略上要力避急功近利。一战前，德国在工业上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并且几乎在所有高科技领域都领先于世界，但正是由于战略上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导致其多年积累的崛起成果随一战付诸东流。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年的德国与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虽然时移事易，不可两厢完全类比，但“前车覆，后车诫”，崛起中的中国亦应有所借镜。首先，虽然从目前情势看，中国已很难再如过往一般韬光养晦，但在战略上更应保持低调和细致；其次，中国在维护国家利益时，需要实事求是地制定和坚守自己的底线，最大限度避免与对手发生全面冲突；第三，由大向强之时，中国应坚持刚柔相济，“王”“霸”之道杂而用之；第四，在拓展伸张海外利益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利益捆绑。

 

出席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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