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8月27日“一带一路”建设五周年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热烈响应，现已完成总体布局，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于细微处见真章，如何精雕细琢宏大画卷，如何精谨细腻刻画用笔，需要精准衡量、量化评估的“度量衡”。太和智库与北京大学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研究报告正是致力于打造这一“度量衡”。五通是“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透过五通指数，可以清晰掌握具体领域联通程度、具体内容推进程度、具体国家合作程度，便于及时修正“用笔”的方向和力度，为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和数据支撑。下步，太和智库与北京大学将充分吸纳各方意见，不断校准这一“度量衡”的精确度，更好助力“一带一路”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8月27日“一带一路”建设五周年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受到广泛关注的国际合作倡议，在过去五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目前进入行稳致远的新阶段，需要进一步在五通合作领域做深做实。五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合作框架，指中国与相关国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领域的务实合作。
“一带一路”五通指数课题组连续发布年度《“一带一路”五通指数报告》，旨在以直观的量化结果展现“一带一路”的发展情况，以综合的分析研判评估“一带一路”的发展潜力，以切实的政策建议优化“一带一路”的发展方向，为“一带一路”研究、决策和实践提供重要依据和支撑。
随着“一带一路”不断走实走深，其辐射范围以及五通的内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扩大，国际号召力持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我国签订协议融入其中；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实践，互联互通形式日益丰富，新的建设成果不断涌现，五通内涵也不断发展。
在此背景下，为提升五通指数的生命力，课题组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地革新：
一是扩大测算范围。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涉及的64个国家基础上，将更多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的国家纳入在内，最终测算范围扩大至94个国家。
二是优化指标体系。删除前期指标体系中代表互联互通基线水平的部分指标，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互联互通实践成果纳入在内，提高指标体系的有效性。
三是改良测算方法。进一步丰富数据源并优化测算技术，使所得之数据与五通指数的各级指标更加契合，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一带一路”发展态势。
本研究的核心，是从五通的视角构建综合反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课题组以“更好地体现互联互通、合并相似指标、淘汰区分度小的指标、用直接指标替换间接指标”为指导思想，在五通指数（2017）指标体系基础上，根据科学性、可行性、可持续性、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相结合等原则开展了修订工作。经过多轮实际测算和专家评议，最终确定了“一带一路”五通指数（2018）指标体系，其中共包括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45个三级指标，具体如表2-1所示。
1、数据源与数据预处理方法
五通指数各指标所用数据源具有权威、可靠、客观、统计口径一致的特征。本报告所使用的量化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b of Science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以及部分国内外权威研究报告或年鉴，如：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等。部分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与方法分析相关互联网数据得到。
数据预处理是对数据进行分析与挖掘的前提，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数据的清理、集成、空缺值填充、选择、变换、归约等。对正向指标主要采用了最小-最大规范化、极大值规范化等方法，对负向指标主要采用非线性规范化方法。
最小-最大规范化方法，将原始的数据进行线性变换，使其映射到某一个新的区间中，如[0，1]，[0.3，1]，[a，b]（a<b）等。具体计算方法如公式1所示。公式1将该指标数据集中的所有数据映射到区间[a，b]（a<b）内。
极大值规范化方法，它用原始数据除以该数据列的极大值，具体计算如公式2所示。公式2将该指标数据集中的数据映射为最大值为1、最小值未知的数据列。
常见的适用于负向指标的一种非线性规范化方法，是用该数据列的极小值除以原始数据，具体计算如公式3所示。公式3将该指标数据集中的数据映射为最大值为1，最小值未知的数据列。
名次序数的标准化采用名词序数百分比化方法，即将数据对象的名次序数转化为在百分比内的相对位置，是将逆向定性指标转化为正向定量指标的一种方法。具体计算方法是：先对数据对象排列名次，得到名次序数，然后利用公式4计算名次百分，具体计算如公式4所示。
Xij表示数据对象的名次，n是全部数据对象的数量。用（Xij-0.5）处理可以避免出现最后一名的名次百分比为0的情况，各不同的名次均匀地分布在百分位中，名次越高，百分比越大。
聚类分析是对数据对象进行划分的一种过程，它将数据对象分组成多个类或簇，使得在同一个簇中的个体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而不同簇中的个体差别较大。本报告综合使用了k-means和层次聚类方法。
2、指标赋权与结果综合方法
五通指数设定总评分为100分，对5个一级指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赋予相同的权值，均为20分，对每一“通”的二级和三级指标分别赋予相应的权重。
综合评价模型可把评价对象的多个指标的取值合成为一个综合数值。本报告采用加法综合评价模型，即：对各指标的评价值进行加权算数平均，求综合评价值，具体如公式5所示。
其中，Ri为第i个国家的综合得分，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Rj为第j个指标的得分，它是经过数据规范化处理后的某一评价指标的具体取值。在五通指数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具体取值都做了指标的正向化转化，综合评价值越高，其互联互通程度越好。
本轮测算中，课题组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涉及的64个国家的基础上，将更多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的国家纳入在内，最终测算了94个国家，其区域分布如表2-3所示。
因本次研究扩大了测算范围，所以在前期四个分类的基础上，将94个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分为五个等级，即“畅通型”（70分及以上）、“连通型”（60分-70分）、“良好型”（50分-60分）、“潜力型”（40分-50分）和“薄弱型”（40分以下），各等级所包含的国家如表3-1所示。
综合测算结果显示，已经融入“一带一路”的94个国家与我国的互联互通水平平均得分为55.25，达到“良好型”等级，说明“一带一路”建设整体向好，仍有巨大前进空间。
得分分布上，各国五通指数呈明显正态分布特征，多数国家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得分极高和极低的国家均较少。具体来看，参评国家中“畅通型”等级11个，占比11.7%；“连通型”等级21个，占比22.3%；“良好型”等级30个，在五个等级中占比最高，达31.9%；“潜力型”等级21个，占比与“连通型”持平；“薄弱型”等级11个，与“畅通型”持平。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五通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五大领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简要分析如下。
各“通”发展水平差异显现，国别差异更加突出。整体发展水平方面，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得分较高，分别达到12.36和12.34，而其余3个一级指标得分均在10分上下，五大领域之间差异显现。国别离散程度方面，各国在资金融通水平上的差异最大，方差高达16.62，说明各国金融领域互联互通水平分化明显，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次之，方差接近10，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的离散程度则相对较低。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五大领域还是国别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差异化发展态势愈发清晰。
各“通”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贸易、资金、民心密切相关，设施与其他四大领域均相关。从Pearson相关系数来看，各“通”之间的相关系数多大于0.4，说明它们并非相互独立。具体而言，“五通”间的关系存在三种特征：一是民心相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两两之间密切相关，相关系数均超过0.65；二是设施联通虽然没有与某一特定领域高度相关，但与其它四大领域的都中度相关，相关系数均接近0.5；三是政策沟通与贸易畅通的相关系数相对较低，仅为0.29。
前期研究发现，我国与不同区域的互联互通水平与地理距离密切相关，但将更多欧洲国家纳入分析后，这一结论略有改变。
总体来看，我国与各区域互联互通程度差异仍十分显著，部分欧洲国家排名靠前。各区域互联互通总分的均值显示，东南亚地区得分最高（63.76），中亚与蒙古（60.47）、欧亚地区（57.61）和欧洲（55.94）分列第二至四位。欧洲虽距我国较远，但得分表现相对突出，德国、英国总分跻身前10名，区域平均得分也高于与我国距离更近的南亚（52.88）、西亚北非（51.28）等区域。由此可见，地理距离对互联互通水平有影响，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从区域内均衡性来看，部分区域内部差异巨大。如图4-3所示，东南亚、欧亚地区、大洋洲三个区域的内部差异最大，但差异特征不尽相同，其中东南亚存在极小值（如东帝汶），俄罗斯在区域内一家独大，大洋洲两极分化明显。除此之外，欧洲、南亚、西亚北非的内部差异相对较大，中亚与蒙古国的内部差异相对较小。
从各“通”分别来看，各区域特色明显。如图4-4所示，东南亚地区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得分均大于14，政策沟通和资金融通得分也超过12，贸易、资金、民心三项指标位列8个区域第一，仅设施联通得分较低。中亚与蒙古在政策沟通上位列各区域第一，贸易畅通得分也较高。欧洲在贸易和民心方面优势明显。欧亚地区设施联通水平在各区域居首，同时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得分也在12分上下，各指标间相对均衡。南亚地区在民心相通上表现较为抢眼，得分超过12。西亚北非地区虽然总体得分较低，但贸易畅通得分大于12，位列该指标第四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各国在各“通”的发展上各具特色。为了更加清晰地识别其中隐含的模式，课题组通过聚类算法得到了五通的国别特征。
根据94个国家各“通”得分，本研究将其分为整体畅通型、潜力巨大型、单项突出型、均衡潜力型、金融短板型、设施短板型、政策短板型和尚待加强型八类。分类结果如表4-2所示。
整体畅通型国家的特征是五个一级指标得分均较高，五大领域较为均衡，该类国家达19个，占比超过20%，说明“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显著。14个潜力巨大型国家都有两至三“通”已达到“畅通型”，具有良好的基础，更容易形成联动效应取得进一步发展。单项突出型国家则是在某一“通”表现抢眼，如法国民心相通得分高达17.83，但其它四项得分均小于13。此外，亚美尼亚等6国虽无明显优势但无短板，各指标间得分差异较小，属“均衡潜力型”。
与此同时，部分国家则存在明显的短板。其中最明显的短板表现在资金融通领域，27个国家（28.72%）的资金融通得分不仅小于8而且为自身五项最低。此外，少量国家在设施联通和政策沟通方面存在短板，阿尔及利亚等12国与我国整体联通水平较低，尚待加强。
因类制宜，制定针对性中长期政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各国五通总体发展水平呈正态分布，多数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发展潜力巨大，但水平不一。与此同时，从各国在各“通”的特征来看，我国与大量国家的互联互通存在侧重点，已形成多种不同类型。在此背景下，可以从宏观上因类制宜，为互联互通处于不同水平、呈现不同特征的类型制定针对性的中长期规划，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发展。
防患未然，及时评估和预防五通短板带来的潜在风险。虽然“一带一路”建设整体形势向好，但仍需保持风险忧患意识。本次测算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在五通上存在明显短板，在资金融通方面尤为突出。五通作为有机整体，在以差异化策略逐步实现其均衡发展过程中，不应忽视某一领域短板背后的潜在风险，例如本次研究发现资金融通与贸易畅通、民心相通高度相关，前者不畅或成为后两者发展的“天花板”。因此需要对此类风险进行及时评估，防患于未然。
长短结合，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建设的监测评估机制。随着“一带一路”的走实走深，不断有新的国家融入，不断有新的机遇出现，不断有新的问题产生。在此背景下，为了更好地把握历史机遇，防患未知风险，需要不断优化“一带一路”建设的监测评估的指导思想、体系、方法，不断革新理念、创新方法、补充数据，形成从中长期预测乃至实时监测的完备监测体系，为“一带一路”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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