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年3月31日乌克兰将举行总统大选。大选对这个处于深重危机中的国家、对整个欧洲地缘政治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神经。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程宏刚先生长期研究乌克兰和东欧问题，亲历2004年、2014年两次乌克兰“广场革命”，见证了这个国家陷入政治经济危机而难以自拔的过程。在本文中，程宏刚先生对乌克兰大选进行了初步分析和预测，并对乌克兰危机的成因与启示进行了梳理总结。
根据“乌克兰评级集团”等多家机构3月初最新民调结果，本次总统大选的主要竞争者已经明朗。他们是现任总统波罗申科、前总理季莫申科和喜剧演员泽连斯基。这将是一次竞争激烈、错综复杂的总统争夺战，谁将最终上位尚难做出准确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一轮投票中不会有候选人获得半数以上选票，无疑将会举行第二轮投票。
现总统波罗申科想要卫冕十分困难。近年来，乌经济陷入困境，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东部卢甘斯克州和顿涅斯克州局势恶化，国家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威胁，波罗申科难逃其责，民众支持率严重下降。最近国内外媒体又向波罗申科抛出“重磅炸弹”，披露其在国防预算中大捞“好处”，将国防合同订单给了自己所掌控的企业，获得巨大利益。民众中甚至出现了波害怕遭到“清算”、准备出逃国外的传闻。目前看，波除掌握一定的行政资源外，已无任何优势，很可能在第一轮选举中被淘汰。
前总理季莫申科作为祖国党领袖，在民调中曾一度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是总统宝座的有力竞争者。一是季在乌政坛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系“橙色革命”领军人物，在当前国家为反俄情绪所笼罩、民粹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许多有“西方情节”的民众对她仍报有很高的期望。二是她竞选纲领有一定新意，在坚持“西进”路线的同时，提出与俄对话缓和关系，加上“亲民”和反腐败形象，得分不少。三是季得到科罗莫伊斯基和费尔塔什等著名寡头的支持，竞选经费充足，基层组织完备。四是季两次任总理，已三次向总统宝座冲刺，从政经验丰富，活动能力较强，这也是许多选民看重她的一点。但是，季给人以缺乏坚定理念、政治上摇摆、善变的印象，这使她丢分不少。迄今为止，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对季都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泽连斯基在近期的民调中已经领跑总统竞选，支持率达到了25%，大大超过了季莫申科。泽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政坛黑马，反映了乌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不满和厌倦，希望变革和渴望新面孔的心理。泽对外立场不偏激，主张与俄对话，平衡发展与美俄的关系，得到东南部地区众多选民支持。在求新求变的急迫心理作用下，人们最终可能选择泽连斯基。随着大选的临近，泽连斯基获胜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总体看，乌克兰总统大选将是一次十分艰难并充满悬念的选举。种种迹象表明，乌存在着因大选而加剧政局危机并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性。同属“橙派”的波罗申科和季莫申科两股力量的权力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尽管波罗申科在为连任做最后的努力，但国内“倒波”势力日益强大，3月9日更发生波在公务活动中遭到极右势力袭击事件。如果季莫申科上台，普遍认为她会进行政治经济上的“全面清算”，将给乌政坛带来“地震”。最难以预测的是泽连斯基。如果他当选，能否象在他在电影《人民公仆》中那样，成为现实中的“好总统”，尚难判断。泽毫无从政经验，对他能否平衡各种政治势力，在解决危机中能够闯出一条新路，从乌政界到欧洲邻国都普遍持怀疑态度。
从乌政局发展态势看，无论谁成为下届总统，短期内都无法改变国家危机深重的现状。首先，“橙派”力量在乌政坛仍将保持优势地位，“加（欧）盟入（北）约”步伐不会停止，乌俄关系很难得到实质性改善。二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俄美争夺乌克兰出现新态势。美将在军事上更深地介入乌克兰事务，加强对俄围堵。俄也将采取反制措施，维护自己的战略缓冲地带。美俄加强角力将使乌克兰乃至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三是，经济困难依然是乌政局发展的最大隐患。2017年，乌GDP总量为1040亿美元，人均仅为2640美元，排在世界第130位。乌克兰可能会因经济问题随时发生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
探讨乌克兰危机，首先要关注的是它的地区和族际矛盾，历史与现实的纠葛。2014年3月16日，在克里米亚全民公投中，96.6%的当地居民赞成归属俄罗斯。这一重大事件是乌地区和族际矛盾发展到极点所致，事件不仅加剧了乌国内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而且改变了二战后确定的地缘政治版图，引发大国势力在欧洲新一轮的地缘政治博弈。
乌克兰东西两部分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以第聂伯河为界，西部深受波兰和西欧文化影响，信奉天主教，历史上曾经历沙皇俄国的长期统治和蹂躏，对俄有根深蒂固的成见。独立后，西部大多民众希望融入欧洲“大家庭”。而东部地区东正教势力根深蒂固，俄罗斯影响深厚。东部地区的俄族人和多数乌族民众主张发展对俄关系，参与以俄为中心的独联体经济一体化进程。苏联时期，东西两部分的矛盾时有发生，但由于政府打击地方民族主义和实行“大俄罗斯主义”的高压政策，双方的对立被长期压制。
乌独立后，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情绪被彻底释放，各种思潮在“民主化”幌子下泛滥。在国家层面上如何弥合地区分歧和民族矛盾，形成国家统一的意识和共同的社会价值观，是摆在当权者面前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客观地说，独立后的最初十余年，乌政府为弥合族际和地区矛盾做了许多工作。1996年通过的第一部宪法，对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和保障各民族权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4年“橙色革命”后，乌新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变化，民族政策以及意识形态宣传开始变味，其中有几点最为核心：一是“去俄罗斯化”，将语言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当权者不顾乌克兰语与俄语在历史上形成的共生共存关系，忽视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双语现象”的现实，采取对俄语的语言歧视政策。近年来，乌政府出台80多项限制使用俄语的法令，涉及教育、大众传媒、政府公文等诸多领域。二是2006年11月，乌议会通过决议，对苏联时期大饥荒进行“历史大清算”，把20世纪30年代大饥荒定性为“种族灭绝”，将对俄的仇恨推向高潮，加剧了国内民族对立情绪。三是在重大历史问题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乌官方颠倒二战历史，将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称之为“俄罗斯的侵略”。政府头面人物出面，公开为二战时期乌克兰纳粹组织“平反”，称之为“起义军”。
可以说，乌当局将语言问题政治化以及对待历史问题的不公允态度，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在广大民众中带来了巨大的思想混乱和迷失，成为诱发民族矛盾，产生社会冲突和政局持续动荡的主要社会根源。以民族问题为导火索，当前正在发生的乌东部两州冲突事件，造成了2万余平民和3千多名军人死亡，90多万人流离失所。
从乌当局处理民族和历史问题失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其一，在新兴国家民族文化构建中，突出主体民族无可非议，但更应该注意国家和社会统一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致力于建设整个社会的文化认同观和历史认同观，不能打着主体民族的旗号打压其他民族。国家应该在政策上促进和保障文化上的相互融合和各民族利益的平等发展。其二，历史文化应该被正确的解读和应用，才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成为动员民众，凝聚力量，促进国家发展进步的手段。如果为了某个集团和某一部分人的利益，置国家和整体民族利益而不顾，片面解读历史，势必会带来历史积怨发酵和极端民族主义抬头，导致社会撕裂和国家统一意识缺失。
近十余年来，美国通过《自由援助法》，向乌克兰提供累计数十亿美元的“民主改造”资金。乌几届政府积极配合西方对乌“民主化改造”，几乎满足了西方提出的所有要求。但这非但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反而导致政治与社会乱象丛生，经济濒临破产，民众贫困加剧。目前，乌的债务总额已超过GDP的70%，达到经济严重危机的临界值。2019年，乌克兰仅归还到期的国内外贷款一项就需要150亿美元。
乌克兰议会（拉达）选举，是效仿一些西方国家以选区为基础简单多数和比例代表混合制的选举制度。这种方式在民族单一和政局稳定的国家是可行的，但对族际和地区矛盾向来尖锐的乌克兰来讲，带来的结果却是负面的。乌脱离本国实际的政党竞争模式，长期阻碍着形成成熟稳定的政治体制，造成国家的无序发展。这集中体现为：小型政党众多，在国家政治体制选择和发展道路上长期争论不休；社会思潮杂生泛滥，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极端民族主义和新纳粹活动猖獗；“民主化”带来极端自由主义，国家管理职能遭到严重弱化、政府机构难以正常运转、媒体多为利益集团所控制，难以为整个社会提供正能量。
乌克兰是西方“民主政治”在转型国家失败的典型例证，这给我们带来多方面启示。其一，一味盲目照搬西方民主发展模式，最终结果必然是经济发展失衡、社会冲突加剧和国家管理职能缺失。其二，要依据国情建立负责的政党体制，保障国家权力真正掌握在为多数民众服务的政党手中，使政党成为凝聚民心，动员社会的核心力量。如果政党一盘散沙，内讧不断，缺乏统一坚强的政治核心，对国家和社会都是有害无益的。其三，进入21世纪，西方民主制度“唯一先进性”的神话正在被打破。美国在许多国家以推行“民主改造”进入，最后难以收场，留下烂摊子而弃之的例子屡见不鲜；欧洲发达国家最近爆发的民粹主义浪潮、欧盟遇到的政治经济困境，更引发人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反思。因此，国不论大小，在选择发展道路上一定要以本国现实为依据，而不能仅仅靠外部的“救世良方”。
2004年和2014年，乌克兰爆发两次“广场革命”，结果是改变了乌独立之初在美欧和俄罗斯之间保持平衡的多元外交政策，亲西方政治势力完全占据优势。丧失克里米亚和东部冲突爆发以来，乌在反俄和外交上完全倒向西方的倾向愈加明显。去年9月，乌宣布中止《俄乌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将乌俄关系推向危险境地；今年2月7日，乌议会正式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国家基本战略写入宪法。
可以说，乌克兰日益严重的“极化”外交政策，带来了无法承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一是欧盟短期内难以接受乌克兰。乌急于加入欧盟只是一厢情愿，其工业品和农产品大多不符合欧盟市场准入标准，落后的市场化管理水平无法与欧盟同步。欧盟更多的是从地缘政治上考虑对乌关系，多次表态短期内无法接受乌加入欧盟。由于长期难以融入欧盟市场和与俄传统经济联系断裂，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经济发展受到了长期的损害。二是乌加入北约的企图，触碰了俄的战略底线，俄不断加大对乌事务的干预，对其打压和制裁，加剧了乌局势的危机。三是乌单边政策使其处于俄美地缘政治利益争夺的风口浪尖，成为美国削弱俄罗斯的工具。近来，美直接军事介入乌东部冲突的动向明显，并正加紧落实2.5亿美元对乌军事援助，如提供杀伤性武器，派出军事顾问进入乌东部等。实际上乌已深陷美俄为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代理人战争的旋涡。四是从经济上看，乌目前的危机是乌俄关系持续恶化的结果。来自俄的天然气进口价格优惠不复存在，双方军工和机器制造业等主要贸易项目陷于停顿，进出口贸易陷入历史最低水平。
乌处于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是在大国势力争夺夹缝中生存的国家，如何处理好同大国关系非常重要。政治家们需要保持清醒头脑，权衡地缘政治风险，在大国争夺中保持自我。而不能为眼前的利益听任外部势力摆布，盲目做出单边主义的选择，否则会陷入地缘争夺的陷阱，最终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和地缘政治的玩偶。另外，国家不论大小，领导人必须有坚定的政治意志力，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自立自强的外交方针，而不能把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别国的帮助和施舍上。乌当局始终对美西方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希望得到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但却始终不能如愿，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害。
乌克兰危机中，有一只无时不在的黑手，对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深度干预和操纵国家经济政治的寡头集团。
乌独立之初不成功的私有化政策，使一些政客和商人通过低价收购等方式大肆侵占国有资产，迅速形成了寡头势力。据国际权威机构评估，到2009年，乌最富有的工业和金融寡头约50人，形成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和敖德萨等几大寡头集团，垄断着能源、电力、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及银行、保险等重要部门，总资产达1120亿美元。这相当于乌国家年度预算的两倍，说乌克兰的经济命脉为寡头所控制一点也不过分。
乌寡头势力无处不在，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渗透，主要表现为：渗透国家政权，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议会和总统选举；大搞权力寻租，与政治精英沆瀣一气，进行利益交换；从事行业垄断，造成市场畸形发展，使整个经济失去竞争活力；控制媒体、体育、文化艺术和非政府组织，并使之成为他们干预政治、影响社会的工具。乌政治寡头化的突出特点，是使用金钱获得权力，然后利用权力争取利益最大化。例如，乌最大的阿赫梅托夫寡头势力扶植亚努科维奇上位，亚在总统执政期间利用行政资源，将一些最赚钱的行业掌握在自己手中，实现了财富数十倍的增长；当前参加总统大选角逐的前总理季莫申科，曾利用职务之便长期控制天然气供应部门，被称为“天然气公主”；现任总统波罗申科则是“巧克力大王”，其企业糖果产品占据乌一半以上的出口份额。尽管他当选之初声称要和自己的企业进行“切割”，但始终未履行承诺，他的财富在任总统期间迅速增长。
乌克兰寡头政治化造成的恶果说明，转型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不能放弃对经济的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与非国有化改革不能放任自流，必须有序进行，以保障国家财富的公正合理配置。同时，保持执政集团肌体的健康与活力，建立廉洁政府也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俄罗斯独立初期也深受寡头势力困扰，普京执政后整顿经济秩序，采取坚决措施打击寡头，如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等，消除其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才使俄有了今天相对稳定的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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