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率再降，给经济注入“原动力”

2019年03月05日

本文作者：太和智库研究员张超

导语：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其中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由16%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由10%降至9%；一档税率维持6%不变，通过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改革。太和智库研究员张超认为，此轮减税将对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但仍需减支、结构性减税及偏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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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可取，更需减支配合

2018年5月1日，中国实施第一轮增值税改革，将原适用17%税率的制造业和11%税率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此次第二轮降税将进一步降低税率，并扩大降税覆盖面，为经济健康发展打牢基础。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偏高且在国际上排名靠前，降低税负是缓解企业生存困境的“妙招”和“高招”，但实施困难也较大，原因就在于要确保收支关系平衡。

税收是财政收入的来源，税收变化将直接影响财政支出。中国减税降费的主要困难是财政过度支出，尤其是基础建设投资过度支出。虽然2019年财政赤字率控制在2.8%左右，较2018年仅增长0.2个百分点，但在经济下行阶段，由于尚未出现更为高效的创新性增长引擎，政府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基础建设投资来对冲宏观经济的回落，而基建投资则需要大量的财政收入作为前提基础。与此同时，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持续性也在降低。基础设施的投资往往没有收益，或是收益很低，需要用全社会产值提升作为补偿，也就是通常讲的GDP增速和总量提升作为补偿，以维持基础投资的可持续性发展。而现实情况是中国基建的投资效益比已接近盈亏极限。如图1所示，2018年以来，中国新增GDP与固定资产投资之比已经跌破10%，至三季度甚至达到2.4%的历史最低值。当前经济社会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局面，即如果没有较高的税收来维持财政收入，就不会有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基建投资，从而也就很难对冲经济下滑的危险；但如果通过高税收获得高财政收入从而提升财政支出，企业经营成本又很难降低，经济需求持续低迷又会再次给经济增长施加压力。

因此，减税的关键已经不仅仅是降低税率，更需要缩减财政开支，实现收支总体平衡的同时，使政府逐渐减少参与市场的投资，激活民营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经营，让民营经济代替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增长的稳定器，为经济高效创新性驱动力的养成争取时间。相反，如果政府一味通过债务杠杆来刺激经济，只会不断地重复上述“二律背反”局面。

全面减税还需结构性减税配合

全面减税是增加企业竞争力的“神来之笔”，但全面减税对于解决经济结构性矛盾还略显不足。如图2所示，2017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逐渐下滑，虽然2018年第二季度有所上升，但自三季度又再次回落。其中，国有企业利润增速自2017年起便持续高于整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表明民营企业利润增速处于较低水平，民营企业生存困境突出。作为吸纳全国60%以上就业的民营经济需要结构性政策扶持，维护就业稳定，度过经济的暂时难关。

不可否认，本次第二轮减税政策的推出是对2018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的具体落实。而在同年11月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给出了六大解决措施缓解民营企业生存困境，即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贷款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其中，将减税降费放在首要位置。因此，在全面降税的前提下，还需进一步实施结构性降税，以改善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改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公平竞争的环境，通过现金流的回流和资产价值的升值来激励民营企业的发展，用实实在在的企业现金流回流提高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信心，重拾企业家创业、发展的信心。

减税还需货币政策相辅佐

减税将从根本上恢复企业创造现金流的能力，对缓解企业生存难的问题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有利于推动经济健康发展。但不得不考虑，减税对于资本市场的刺激作用还需要货币政策的对冲。众所周知，资本进入实体的投资周期与退出周期要远远长于资本市场，在减税的刺激政策出台后，如果辅以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盈利预期的改善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更快催生资产价格“蓬勃发展”，透支预期的同时还将吸引更多资本进入金融市场而非实体经济，造成政策红利“打折”的局面。

回首2014—2015年的中国经济，“改善企业盈利预期+宽松货币政策”这种组合已经登上过历史舞台，但发生在2015年的资本市场非理性波动对经济的打击却还历历在目。以史为鉴，无论是为了巩固政策目标的稳定性，还是为了预防资本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减税都需要偏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逐步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