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举行。参会情况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朋友圈越来越壮大，成果越来越丰硕。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刘京辉认为，实现高质量、全方位的互联互通，既要有基础设施建设的“硬合作”，也不能忽略人文方面的“软交流”，其中民心相通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独特作用，强化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应当成为提升“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水平的有效抓手。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5年多来，中国依托与有关国家双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平台，大力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取得了积极进展。
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推进的力度和成效均十分显著。近6年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港口、铁路、公路、电力、航空、通信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合作，有效提升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目前，中国已与全球20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主要港口建立了航线联系，海运服务覆盖沿线所有沿海国家。[1]中国还先后参与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等34个国家42个港口的建设经营活动。[2]中欧班列已与德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波兰、白俄罗斯等国家建立了稳固的铁路运营线路。中国与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航空运输协定，增加国际航线403条，与沿线45个国家实现直航，每周约5100个航班。[3]
凭着实实在在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正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变为现实，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走向深耕细作的“工笔画”新阶段。
上述合作依赖于资金、技术的密集投入，有鲜明的“硬合作”属性。与“硬合作”相对应的，以文化艺术、教育培训等为内容的“软交流”也取得了不俗成绩，如：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频繁签署或续签互派留学生协议，交流人数不断增加。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有31.72万人来华留学，占全部来华留学生的64.85%，增幅达11.58%[4]；同年，中国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人数达6.61万人，同比增长15.7%[5]。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外高校建立了不同领域、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合作联盟和机制，厦门大学、苏州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等分别“走出去”在马来西亚、老挝、斯里兰卡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办学。尽管如此，但与“硬合作”相比，这些“软交流”的成色尚待提升，影响力亟待提高。
教育领域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更具影响力、亲和力，是让沿线国家民众深入认知中国、理解中国的重要举措，也是在沿线国家营造良好经贸环境的关键所在。没有“软交流”的先行和深化，“硬合作”就缺乏扎实的根基，就难以深入、持续。实现沿线国家间的民心相通，要在重视“软交流”作用的基础上，为其赋予更深、更广的内涵与外延，让“软交流”更好地助力“硬合作”。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软交流”进展相对迟缓，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原因。从历史来看，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重点在于学习借鉴和“请进来”，各领域对外交流合作主要是面向西方欧美科教强国。而“一带一路”沿线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其中8个是最不发达国家，16个是非WTO成员国，24个是人类发展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至今还有1亿人没有喝上清洁用水，5亿人没有用上电……从现实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方方面面的伟大成就，但最为外部世界所关注和认可的，是以高铁、航运、机械制造等为代表的强大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与装备制造能力。教育文化等中国软实力载体的影响范围和力度都有限。
随着自身发展进入新时代和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硬合作”和“软交流”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在实现中外民心相通的诸多选项中，职业教育以闻名世界的“中国制造”为先导，以能力和实用技术传授为依托，以服务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为导向，兼具认识论推广和话语体系传播功能，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软交流”体系当中潜力巨大，有望扮演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
在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职业教育的合作路径时，应始终坚持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共建职业教育标准为核心，以中方优势品牌专业为切入，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抓手，借力“走出去”企业的优质资源，努力形成中外职业教育“共商、共建、共享”的有利格局。
一是进一步履行中国对世贸组织做出的服务贸易承诺，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开展国际职业教育输出，是中国与世界相互促进、相互镜鉴的可行方向，也是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内容，对优化深化中国职业教育改革也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职业教育积极引进德国等世界高水平职业教育国家的经验与做法，吸纳国际职业教育标准，不断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和产业服务质量能力。中国经过四十年快速发展，形成了日益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为中国培养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应用型人才和技术工人队伍。“中国奇迹”对中国职业教育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背书，使中国职业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有了实实在在的“支撑”。中国职业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认同度也在稳步提升。
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合作应当成为且也可以成为中国开展跨国合作的坚实基础。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除资金、技术外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为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机遇。巨大的需求和高质量的充裕供给两相结合，恰好能使中国与沿线国家间互补。中国短短四十年来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孕育出了一支对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而言价值极高的庞大的应用型和职业技术人才队伍，使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势能，能够通过适度的技术溢出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而对于沿线国家而言，将炫目抽象的“中国奇迹”具体化为形象直观的工业、商贸以及绿色农业的职业教育人才队伍培养和工业体系建设，更加有利于增强沿线国家对我国的信赖感。
众所周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工业、商贸等方面为世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亦应在教育等服务贸易领域履行承诺，成规模、成建制做出有益和大胆的实践。
二是做好顶层设计和谋划，以优势品牌专业为切入，以人才培养为抓手，以共建标准为核心，成体系、成建制地为“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开展适合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在过去几年，我国以援外和企业“走出去”为目的，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技能型人才培养。我国一些高职院校也分别在印度、非洲等国家尝试建立了若干个“鲁班工作坊”。
但总体而言，现有的职业教育培训合作本质上不是基于传道授业的系统化教育，而是旨在完成项目施工的权宜之计，难以形成规模和长期效应。首先，在这些国家建立的“鲁班工作坊”，多为个别院校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缺乏研究，亟待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其次，上述培训多是围绕项目工程展开的，较为零散。受训人员只能片面机械地掌握专业技术的一鳞半爪，无法形成相关领域完整的知识体系。再次，上述培训一般以项目本身的施工周期为限，培训时间难以长久。最后，上述培训在基础教育水平较低的国家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所在国基础教育的薄弱，即使是围绕单体项目开展的培训，也常常无法取得应有效果，导致中资企业不得不提高成本从国内招募工人前往施工，此举却常常不为其它国家所理解。因此，以中国职业教育的品牌为引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职业教育新标准，将有助于我国为其进行大规模的高素质职业人才培养。
第一，做好职业教育“走出去”“请进来”总体谋划，形成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顶层设计，有序分工、统筹推进，坚决避免相关部委事权重叠或真空，确保相关目标的达成，真正实现互惠互利。职业教育的“引进来”和“走出去”，除应当包括教育交流本身外，还应当包括中外社会发展模式间的相互认同，更应该包括我国对外援助的意涵。它至少涉及教育部、商务部、外交部、人社部等行政管理部门。所以，以职业教育合作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必须紧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同时对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相关需要，实现多部门协同，使之成为南南合作的又一平台。国家应依托有关部委制定职业教育“走出去，请进来”总体方案，包括：总体目标、布局、资金来源等；“走出去”的师资、专业、设备、外语等需求配备以及评价评估标准；“请进来”可依托已有或拟建国家支持平台，比如，粤港澳大湾区、上海自贸区、海南自贸区等，还可利用已经引进的澳大利亚、德国等国职业教育经验和标准的职业院校平台，开展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第二，凝练符合国际规范、突出中国优势的教育标准，中外并重、兼容并蓄，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良性互动。如上所述，单从硬条件来看，中国的职业教育已经到了“走出去”的阶段和程度。但从话语体系建设等“软交流”来看，继续开展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依然必要。特别是从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国际化的有益经验上考虑，中国职业教育体系仍有提高的空间。2019年2月，国务院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其中提出要“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为职业教育“走出去”提供了有利抓手。在此过程中，可以探索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国际教育框架为基础，以与国际组织合作为依托，充分研究企业需求、东道国国情、教育市场发育情况等限制条件，结合自身在职业型人才培养方面的优质经验，以规范、专业的角色，为沿线国家在生态农业、跨境电商、物流、机电一体化、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型人才培养提供成体系的教育标准和教育范式。
比如，中国在移动互联网等前沿技术领域的积累，使其具有了对传统第三产业进行挖潜改造、模式创新甚至范式革命的能力，孕育出实现巨量交易规模的电商网络。这对资源富集、资本稀缺、技术匮乏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优化生产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在6-7年前广泛开设了电子商务的实务课程，以电商实操为准绳培养出大量的电商从业人员和服贸人员，能够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搭上互联网经济的快车，实现充分就业和第三产业合理布局。再有，针对实用工艺技术的职业教育奉行“传帮带”“师傅带徒弟”“手把手”等模式，这种“师-徒/生”关系本身是一种普世的紧密型人际关系结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圈”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依靠我们自己的产业工人队伍，通过他们与沿线国家产业工人间真诚的互动交流与技能传授，能够有效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
第三，继续推动国内职业教育体系实力提升，通过规范准入、严格监管、畅通信息等方式，实现国内教育服务的有序输出。国内“教育市场化”的历程，一方面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中高级知识群体，另一方面也使得教育市场鱼龙混杂。作为国家重点鼓励的人文交流领域，对外教育交流首先必须筛选出合格的教育机构承担相应使命。当然，筛选过程应当依靠市场口碑而非行政指令，确保所有适合的机构都能够参与其中，杜绝因人为弱化竞争而造成的市场垄断甚至能力建设不足。此外，应加强相关领域监管，从教师或技术工人的业务领域出发，确保优质教育内容输出。同时，还应建立企业需求库和国内教育课程库，搭建服务支撑平台和交流平台，做到供需实时匹配，实现相关课程输出的平稳有序，避免哄抢和恶性竞争。近期，我国提出了以“学历证书+职业证书”为体系的职业教育受训系统，这是我国在职业教育领域艰辛探索的有益积累，有助于我国向沿线国家推广职业技能证书，巩固我国职业教育标准。
第四，坚持“汉语教学为主，其它国际语言为辅”的方针，充分发挥职业技术教学的潜在文化传播功效。教育是天然的传播平台，中国在职业教育领域苦心积累的实力，使我们有机会挺起胸膛实现教育内容、优秀产业标准的对外输出。在这一过程中，只有使用中文，才能更加贴切地展现中国职业教育的独特魅力，同时将中国的现实国情、民情传递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般而言，国际学术交流场合可以用通用国际语言开展工作，但在跨国技术传授等领域，应该绝对自信地使用自己的语言，从而实现我国语言文化与技能的同步有效输出。
三是以企业“走出去”为契机，实现产品“走出去”向服务“走出去”、标准“走出去”转化，助力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除项目建设以外，中国企业的庞大出口支撑了“一带一路”沿线的物流体系。中国完备的生产体系，不仅能够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同时也为沿线国家人民生产生活所必须。随着我国与沿线国家交流的不断深入，浅层次的产品出口可以向更深层次的服务出口、标准出口转变，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同时助力自身生产力结构的优化调整。在产业体系的国际转移过程中，相关职业技能的培训是重要落脚点。当中国的工厂与生产线落户沿线国家时，规模化培养符合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求的本土化人才，无疑有助于中资企业海外生产线的布局。目前，国内许多职业技术院校已经与沿线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引进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留学生来华学习，毕业后定向返回中资企业参与施工建设。再进一步，在为沿线国家培训熟练技术工人的过程中，我国还可将建筑、农业、纺织业等传统优势行业中的相关标准输出到沿线国家和地区，通过探索职业院校赴国（境）外办学，最终实现物流向商贸流、技术流的转变。目前，国内部分职业技术学院在非洲等地开设的“鲁班工作坊”，正是这种“授人以渔”的有益尝试。如上所述，未来要着眼于国内职业教育标准的输出，通过参与国际教育标准的制定，扩大我国职业教育的话语权，提升其在沿线国家中的认可度。
第一，有利于破解西方国家对我国非洲投资方略的所谓“新殖民主义”歪曲。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屡屡被西方指摘为资源掠夺和环境破坏。一些受惠于中方投资的发展中经济体也刻意加以利用，图谋左右逢源、借力打力。其中最为重要的论据便是指摘中国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并未使用当地工人，挤占了被投资国的就业机会。坦率地说，这种指摘忽视了本地劳动力无力承担相应项目建设任务的基本事实，也忽视了中资企业为克服这一难题而高成本雇佣国内工人的无奈。开展职业教育合作将一改我国以项目为单位向投资目的国输出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换回资源、收益的刻板印象。变“项目投资”为“项目投资+技术输出”，通过“授人以渔”的方式，软硬结合、虚实相生，不仅将以实际行动使西方叙事不攻自破，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中高级产业技术人才，更能以我国自身的产业优势，带动各国新兴产业体系的成长和发育。
第二，有利于在沿线国家培育对华友好的社会阶层和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跨国职业教育方式，逐步完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素质产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培养，无疑也就奠定了一个社会阶层对华友好的总基调。特别是考虑到沿线国家大多曾为西方国家殖民地，其传统精英阶层大多接受西式教育，其对华态度大多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商业逻辑之上，缺乏深厚的情感基础，且易受西方舆论左右。一旦产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我们的辛勤培育下形成系统的体系，则能够显著扩大沿线国家对华友好的力量占比，优化中国的国际朋友圈。
第三，有利于提升我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潜在影响力和话语权。跨国职业技术教育指向经济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商业模式、技术工艺、营销渠道等经济元素，均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硬实力构建必不可少的要件。作为在工艺流程、产品标准、管理方法方面具有优势的国家，我们应当立足国际标准，融合自身经验，凭借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摸索、建构起的一整套逐步被国际认可的技术标准、技术话语和技术范式，助力沿线国家发展，无疑有助于提升中国技术话语体系和中国产业政策体系在这些国家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随着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的举行，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将进一步迈向一个全新的高度，相信中国的职业教育将在其中扮演更加基础、更加重要、更具深远战略意义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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