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近期，美国不断强化其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威胁对伊朗动武，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温。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5月13日晚间，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在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周围静坐的示威者人群中开火，造成严重流血事件。据苏丹中央医生委员会宣布，事件造成4名示威者死亡，15人受伤，军方1人死亡，3人受伤。美国驻苏丹大使馆随即表示，此次袭击事件因过渡军事委员会试图拆除喀土穆街道上新设置的路障而起，目的是在权力移交谈判之前向反对派增加压力。
自4月11日苏丹巴希尔政府被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以来，虽然反对派与过渡军事委员会矛盾不断上升，但发生流血事件还是第一次，给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和平静坐示威画上了句号，凸显政变后的苏丹局势依然严峻。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吴毅宏密切跟踪苏丹政变后局势发展，对近期苏丹内外政策走向提出了自己的观察与分析。
今年4月11日，面对民众要求巴希尔总统下台狂潮，苏丹国防部长兼第一副总统艾哈迈德·阿瓦德·伊本·奥夫发动了军事政变，宣布巴希尔已被逮捕并下台。奥夫宣布成立一个由联合警察部队、安全及情报部队、快速支援部队组成的最高军事过渡委员会，由他领导，代为行使国家权力。颇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奥夫作出上述讲话23小时后，迫于反对派的压力，他辞去过渡委员会主席职务，由军队的3号人物、曾任苏丹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的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接任最高军事过渡委员会主席。
历史上，苏丹曾经一度被称为阿拉伯国家的“面包篮子”，以农业和牧业为支柱产业。然而，在这个以高粱、玉米和小麦为主要农作物的国家，去年底，面包竟然成了稀缺之物，价格持续上涨，苏丹各地都出现了民众排长队买面包的现象。于是苏丹民众开始走上街头抗议示威，他们最初的口号就是“抗议面包涨价”。
但随着事件发酵，苏丹民众开始把怒火转向巴希尔政府。抗议最初发生在小镇及乡村地区，随后蔓延至首都喀土穆。尽管警察用实弹和催泪瓦斯驱散，但仍有很多抗议者冲向总统府，民众与军警爆发激烈的冲突。在军事政变前，已造成数十名示威者死亡，数百人受伤。
在此期间，苏丹的一些反对党领袖和活动人士也加入其中，鼓动民众继续示威，直至成功推翻巴希尔政权。示威行动还得到了苏丹两个最大的反对党乌玛党和民主联合党的支持。最后，甚至执政党内的部分领导也站到抗议民众一边。
巴希尔政府为阻止抗议行动升级，拘捕了多名活动人士、反对党领袖和高层领导。巴希尔在抗议爆发后宣布紧急状态，并即刻着手重组政府。他将18个州的州长都换成军人，试图让军方来控制局面。但此后发生的一切让巴希尔沮丧。军队内部出现分裂，大部分高级军官同对巴希尔不满的人站在一起，导致最后出现了苏丹军队借助民意顺势解除巴希尔总统职务的一幕。
这些年，巴希尔政府也曾想方设法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南苏丹独立带来的种种危机，多次改组内阁，调整政府班子，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但这一切努力并未见到积极效果。
从表面看，苏丹爆发抗议示威活动的诱因是面包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短缺、物价飙升，但深层次原因是国家经济发展缓慢，民生凋敝，官员腐败。2018年12月，苏丹通货膨胀率高达72.94％，距离政府当年1月宣布的27.1％的控制目标相去甚远。自2011年南苏丹分裂出去以来，苏丹丧失了约75％的石油收入。2018年GDP仅为约332.5亿美元。
除此之外，还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制裁，这是政变发生的重要外因。
苏丹军队发动政变以来，并未出现军方平息动乱、和平接掌政权的理想局面。在巴希尔被革职后，喀土穆街头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并未离去，示威游行仍在继续。领导抗议的苏丹主要反对派“苏丹专业人员协会”与最高军事过渡委员会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总体上，示威者的表达基本上是理性的，游行也未出现重大的社会破坏行为，更未酿成重大的暴力行动。但随着抗议的继续，矛盾随时可能被激化。眼下，示威者要求变革的内涵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更多是呼吁最高军事过渡委员会将内外政策的重心转向解决国内发展问题。他们要求国家从根本体制上作出改变。
“苏丹专业人员协会”与最高军事过渡委员会已进行多轮谈判，但分歧严重。反对派坚持新政府中非军人要占多数，军人只能是少数，这与军方立场完全对立。在首都喀土穆，反对派领导人经常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讲，大批群众用手机照亮夜空，一边唱歌，一边高喊口号。反对派一度宣布暂停与军事过渡委员会的谈判，因为后者未能满足他们呼吁立即将权力移交给平民政府的政治诉求，而是打算长期掌权。反对派对此极度失望，称军队执政“只是之前30年政权的延伸”。
反对派还指责军事过渡委员会试图将前政权的伊斯兰势力纳入新政府之中。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反对派谴责军事过渡委员会顽固不化，对于将权力移交给平民政府没有认真对待，并宣布将在没有军方参与的情况下组建“过渡时期政府”。
“苏丹专业人员协会”这个主要由律师、医生和教师组成的反对派团体，从号召示威到要求释放囚犯，始终冲在最前面。他们未在政权更迭中分得一杯羹，不会善罢甘休，将来极有可能和军政府发生冲突。虎视眈眈的哈特米亚派、马赫迪派、苏菲派等伊斯兰团体，实力强大，随时也可能卷入与军方的冲突。
5月13日的冲突事件，正是在“苏丹专业人员协会”与军事过渡委员会就过渡时期的政府结构最终谈判刚刚取得进展之际发生的，凸显出苏丹局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
近期，针对巴希尔政府的腐败问题，过渡军事委员会通过数项相关经济决议，对各类资金进行全面清查，要求各政府部委、企业和其他机构提供境内外银行账户、存款、证券、现金及贵金属或珠宝的账目和有效凭证。根据新措施，中央银行决定冻结原政府银行账户，主要涉及总统、国民议会和国务委员会。此外，中央银行无限期暂停苏丹镑兑外币汇率机制。
在国内稳定方面，受此次军事政变影响最大的可能是达尔富尔地区和南科尔多凡州。苏丹军队对这些地区的叛乱长期进行镇压。政变后，这些地区的武装组织可能利用过渡政府无暇顾及他们的时机，补充兵力重建武装。
在对外关系上，同苏丹关系密切的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向苏丹提供30亿美元财政援助。沙特通讯社发表声明称，“沙特、阿联酋两国将向苏丹共和国提供30亿美元联合援助，其中5亿美元作中央银行存款，以缓解苏丹镑的压力，稳定汇率。”声明还指出，剩余资金将用于满足苏丹人民当前最紧迫的需求，包括食品和药品等。
在巴希尔政权被推翻后，沙特和阿联酋两国曾一度保持沉默。直到奥夫辞职、布尔汉接任主席后，沙特和阿联酋才公开宣布支持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
布尔汉曾任苏丹陆军总参谋长，负责指挥苏丹军队在也门的军事行动。据悉，布尔汉已宣布，在也门战争问题上，苏丹将继续同沙特的合作，数千名苏丹士兵将继续执行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苏丹的政治震荡难免给区域内及域外大国开展代理人较量带来了新的空间。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拉拢苏丹高级将领，有些苏丹高级军官是通过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的高层同美国建立关系的。今年2月，苏丹政变前，苏丹国家情报与安全局负责人萨拉赫，在巴希尔总统不知情的情况下，同以色列国家情报局局长约西·科恩在慕尼黑举行了会晤。当时正值苏丹街头抗议高潮期，两个未建交国家的情报头子会见，意义非同寻常。一旦外部势力插手苏丹的过渡进程，不仅将增加苏丹局势的不确定性，还可能加剧中东大国间的恶性竞争和地区博弈。
苏丹军方从幕后走向台前，意味着新政府的组建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军方意志。但军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政变引发的政局动荡也许会随着新的过渡方案出台而最终趋于平缓。但长期发展不足、治理不善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顽疾很难在短期内通过一次或者多次政变而得到解决。
中国和苏丹建交60年来，政治互信日益巩固，两国经贸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合作规模迅速扩大。苏丹成为中国在西亚非洲地区重要的合作伙伴。
在巴希尔执政期间，苏丹对中国的态度相当友好，不仅允许中国企业进驻苏丹，还鼓励中国在喀土穆大学设立孔子学院。苏丹基建、石油、农业，都离不开中国援助的身影。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一直是苏丹的主要直接投资来源国，仅在2005～2014年十年间，中国对苏丹的年直接投资额就从3.5亿美元增加到17.5亿美元，在苏丹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的占比从20%提高到89%。
目前，中国在苏丹的企业已超过100家。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在苏丹能源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在苏丹中国人总数约为4千至5千人，主要集中于石油、工程、农业等领域，分布在喀土穆、恩图曼、阿特巴拉、迈达尼等城市。在苏丹局势出现动荡以来，中国在苏主要企业先后启动了应急预案，着力保证人员生命安全，组织开展了部分人员撤离工作。
在美国的“非洲新战略”中，苏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苏丹局势影响到周边的埃塞俄比亚、乍得、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国。这些国家都是“一带一路”的参与国，它们的和平稳定决定着“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的成败。因此，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一带一路”不断向前拓展的今天，苏丹对维护中国海外利益有着特殊意义。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非洲新战略”，中国应尽快制定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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