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6月9日，哈萨克斯坦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现任总统托卡耶夫成功当选。至此，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四国已实现权力平稳过渡，但受内外部因素影响，中亚政局变数和安全风险仍然不可小觑。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背景下，积极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深化我与中亚国家的“一带一路”合作，愈加显得重要和迫切。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程宏刚深入分析了当前中亚地区局势和我与中亚国家“一带一路”合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维护我与中亚各国战略伙伴关系出发，着力探讨今后我在中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方法路径，以确保我与中亚国家合作行稳致远、再上新台阶。
2018年3月，中亚五国元首十多年来首次举行峰会，迈出推进中亚一体化的步伐。中亚国家间关系得到改善，在解决边境、水资源等棘手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乌哈边界问题基本解决，乌吉在短时间内划定了1170公里的共同边界。不久前，哈新总统托卡耶夫访乌，展现出中亚两个主要国家携手推进地区合作的新动向。特别是乌变化最为明显，一改卡里莫夫时代封闭保守政策，大力推进国内改革，积极修复与周边国家关系，吸引外资成果显著，成为中亚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为中亚地区发展带来“一股新风”。
中亚国家局势虽然呈现出积极向好的一面，但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仍不容忽视。
中亚国家政局动荡风险依然存在。政局不稳定性首先来自经济方面，资源型、传统农业型国家工业化转型进展缓慢，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失业人口增长，通货膨胀居高不下；集权治理弊端长期存在，导致官僚主义和腐败盛行；国家间民族矛盾、资源争夺和边界问题短时间内难以根本解决，有可能成为政局动荡的导火索……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矛盾，中亚国家新一代领导人能否稳住阵脚，保持政局稳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严峻考验。
中亚地区恐怖主义威胁呈现新动向。阿富汗始终是影响中亚局势稳定最大的外部因素。近年来，阿富汗塔利班回潮，受其控制的领土范围扩大，“伊斯兰国”势力在阿立足。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伊斯兰国”约5000名武装分子在阿北部集结，正在向前苏联国家渗透。5月20日，塔吉克斯坦瓦赫克特监狱发生由“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策划的越狱事件，20余名武装分子被打死。从中亚国家内部看，传播伊斯兰极端思想的地下组织影响不断扩大，对青年一代的毒害严重。为数众多的中亚青年在境外接受极端思想培训，参加“圣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域外大国势力对中亚争夺愈加激烈。2015年以来，美国推出与中亚国家的“C5+1”合作模式，力图在“911”反恐以来被“边缘化”后“重返中亚”，实现美领导下的“大中亚”一体化构想（中亚五国加阿富汗、巴基斯坦）。2018年哈乌两国总统相继访美，与美国分别签署约70亿美元和约48亿美元的多项合作协定。今年5月，欧盟委员会发表《欧盟与中亚：更坚实伙伴关系的新机遇》声明，提出与中亚进行更加密切合作的新战略，中心内容是双方合作重点由人权、“民主化”向安全和提升经贸合作水平的目标转变。近年来，欧盟国家与中亚国家贸易额增长迅速。日韩两国也不断推出新举措进军中亚市场。在2015年年底日本首相安倍一口气访问中亚五国后，日本丰田等数十家跨国企业大举进入中亚市场，双方贸易额增长明显。今年4月1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土乌哈三国，推动“新北方政策”，助力韩国企业开拓中亚市场。
美国在军事安全上加强对中亚的影响。特别是中亚人口大国乌兹别克斯坦已成为其重点拉拢对象。继“911”反恐期间乌允许美国在乌建立军事基地并退出俄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后，美乌在军事安全领域再度接近，引起本地区国家普遍关注。2018年以来，乌特种部队参加在美国密西西比州举行的“南部打击”军事演习，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尔两次访乌，两国在军事领域确立了“重要盟友”关系。美国对乌财政援助从2016年的1010万美元提高到2018年的2810万美元。乌还对美国非政府组织注册重新打开了大门。乌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执政后踌躇满志，欲利用乌人口优势和中亚传统中心的地位在本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乌《2017—2021年发展行动战略》中，强调要打造以乌为核心的中亚睦邻友好与合作安全带。乌在军事安全上寻求多方保障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六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突出体现在中亚各国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深入对接，经贸合作由能源为主向多领域扩展，由商品贸易主导型向投资型和产能合作型转化，金融、信息、科技等领域合作成为新亮点。2017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总额约为360亿美元，较2016年的约300亿美元大幅提升，其中中哈双边贸易额达180亿美元。近年来，有55个大型项目被列入中哈产能合作清单，合同总额超过274亿美元。截至2018年，中国向哈累计投资超过430亿美元，哈成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最大的投资目的地国。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质量不断优化，贸易便利化程度大幅提高，各类工业园区和试验区建设方兴未艾，中亚国家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最快的区域。
中亚国家实行更加开放的市场化政策，使中资企业投资和经营环境进一步改善。例如，哈乌两国在农业、纺织业等非资源领域对外资实行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其中，哈贸易便利化水平迅速提高，电子商务发展迅猛，推出多项改革措施，营商环境大为改善；乌取消外汇管制，修改外资政策，对百余个有外资参与的重大项目实行领导人直接负责的新机制。此外，乌哈土三国还推出促进国家旅游业发展计划，实行电子签证新举措，放宽旅游准入。
但应该看到，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仍然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一是中亚国家在市场经济理念和管理水平上与我存在明显差距，法律法规不健全，行业政策多变。随着双方合作向更多领域和更深层次拓展，这一短板将会更严重地显现。二是中亚国家作为支柱产业的油气资源开发后劲不足，容易开采的油气储量面临枯竭，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新油气产地勘探。战略资源领域合作是我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基石，如果未来解决不好融资问题，将影响到我与中亚国家经贸关系的整体格局。三是我对中亚国家进出口结构不合理现状没有根本改变。比如，中国的服装、鞋帽、玩具等低附加值产品占中国出口中亚国家总额的35%以上，而油气资源类占进口总额高达70%以上，其中，土库曼斯坦对华出口78%为天然气。这些情况是我与中亚国家贸易额多年来难以实现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中亚国家疑华情绪上升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向。2018年以来，哈吉等国多次出现民众集会，费尔干纳网站等媒体不断发表文章，抗议中国在新疆开办所谓“再教育营”，一度消沉的中国“资源掠夺论”“人口扩张论”再度出现。这其中有两个因素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中国迅速崛起以及对中亚市场全面介入，与中亚国家自身发展形成巨大反差，引起中亚国家部分民众的疑虑和不安；二是西方反华势力恶意宣传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等媒体对中亚的当地语节目反华内容大幅增加，污蔑“中国政府迫害新疆穆斯林”，迷惑了相当一部分民众。
准确定位中亚在我战略格局中的地位。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亚地区对我战略意义毋庸置疑。首先，中亚是保障我西北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屏障，是促进西北地区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外部市场。其次，中亚是我进口油气战略资源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对我能源安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三，中亚是我贸易联通的大通道，向西连接欧洲，向南可达波斯湾地区。未来，我应继续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和抓手，全面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按照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经营好中亚这片“一带一路”试验田，使共建行动由“大写意”变为“工笔画”，助力我西北地区稳定与繁荣，发挥好中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精心维护我与中亚国家的政治互信关系。转型时期的中亚，有诸多的自身发展困惑和外部势力侵扰。与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等中亚国家老一代领导人相比，中亚新的政治精英对华认知程度尚有很大差距，政治共识有待于进一步巩固。加强政治互信，建立互利共赢的命运和利益共同体，仍然是我全面加强与中亚国家关系、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最为关键的环节。首先，我应一如既往地尊重中亚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其维护独立和主权的正义立场。其次，面对中亚国家间复杂的历史纠葛和现实利益矛盾，我应更多地发挥影响力，多做劝和工作。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涉及多方利益的跨国项目上，要考虑周全，充分调研和沟通，避免陷入中亚国家间的矛盾和纷争。其三，在“一带一路”合作中，我应更加注意按市场化规则和法制化原则办事，注重务实和实际效果，舆论引导上突出经济成果和社会效应，避免“空泛化”和“政治化”解读。
着力做好“民心相通”工作。对中亚的人文交流由于跨界民族人口的大量存在，更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新形势下，建议从以下方面做好工作：一是提高中资企业人文交流能力和自觉性。中资企业应根据自身行业特点和当地实际，以守法合规经营为本，勇于创新和实践，在企业文化建设、参与当地社会公益事业、保护环境上闯出新路子，在本土化经营中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二是整合人文交流资源，形成联动效应。目前，我与中亚国家民间交流渠道虽多，但交流的实效并不理想。应继续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面向中亚国家人文交流的协调性和目的性，针对交流中的难点精准发力，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例如，与重点媒体建立常态化的合作关系，加强与当地有影响力学术机构的交往，着力培养知华友华的社会知名人士。三是重视发挥个体商户和华侨华人在交流中的作用。这两个群体在我与中亚国家贸易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人文交流的生力军。我应加强对个体商务人员的爱国主义和遵纪守法教育，积极扶植华侨华人社团，支持他们在贸易和社会交往中宣传我民族政策，打击民族分裂势力，扩大我与中亚各国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
推动我与中亚国家经贸关系提质升级。以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为核心，紧贴中亚市场需求，积极提升经贸合作水平。其一，稳定和增加从中亚的油气进口，保障能源安全，仍然是我与中亚国家合作的核心利益所在。我应着力推动完成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建设，实现对华年输气能力由550亿立方米到850亿立方米的突破；以参与哈里海大陆架油气开发为重点，积极回应哈石油开发需求，在融资、勘探、技术改造、油气产品加工等领域实现中方多方位深度参与。其二，面对未来中亚国家对铁路、公路、桥梁、电站和城市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强劲需求，我应更加重视合作的精准性和投资安全，强化项目调研，完善政府担保的法律文件，注意引入国际仲裁机制，同时注重投资多元化，积极谋求第三方参与，实现风险和利益共担共享。其三，我与中亚国家农业领域合作潜力巨大，我应利用地缘优势，推动双方在农业领域全面深化合作。特别是有前景的合作领域，包括从哈进口粮食（哈每年有500万吨谷物出口能力），我农业机械出口和农业技术推广应用，中亚国家农产品深加工、农牧业的种植与养殖，等等。同时，对中亚国家农产品实行更加开放的市场准入政策。其四，适应中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需求，开拓非资源类产能合作市场，这是中亚国家提升民族工业水平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在中亚长期立足、提高双方经贸合作水平的现实要求。在机械制造、食品加工、风能太阳能、棉织品加工、电动汽车等方面，中亚国家有着迫切的需求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另外，中亚劳动力成本低，能源相对便宜，对一些非资源领域的投资实行较长时间税收减免政策，是我过剩产能转移、产业链延伸、实现再出口的理想之地。其五，发挥地缘优势，鼓励新疆地区个体商户和小微企业更多参与中亚国家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推动更多非国有企业走向中亚市场。
发挥区域多边合作机制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作用。我在中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的协调配合。“一带一路”理念与这两个区域性国际合作组织的发展目标深度契合，我更应借助这些重要平台，推动全球化发展，促进建立和完善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规则，解决本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例如，跨境运输和信息交换便利化、减化通关手续和降低货物运输成本、建立区域性金融体系等。在区域性国际合作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应充分发挥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力和在政治安全上的独特作用，与俄加强在中亚事务中的沟通协作，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体现在中亚地区合作中，携手推动本地区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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