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事,也没有绝对的坏事,心量无限,就满眼好事。香港乱局无疑为国人提供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民主教育,以及“一国两制”教育。教育必须有两个方面,负面教育有时效果更好。这次香港乱局,首先教育了内地人。因为“一国两制”是内地定的,怎么做、怎么发展,内地人先得考虑,得先有创意。要把“一国两制”看做一场实验,创造性的制度实验,不要幻想一劳永逸,不要幻想没有麻烦,要把麻烦当做资源,把矛盾当做动力,把磨难当做课本;其次,也坚定了“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这次我们进一步明白了:搞“一国一制”有人会热衷于颠覆你;搞“一国两制”,有人还是会热衷于颠覆你。这和制度关系不大,而是关乎某些人的私利。其实,某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甚至可以不惜挖自己国家的墙角,一是公开说“资本没有祖国”,比如某些跨国公司;二是打着爱国的旗号隐蔽地贩卖自己的假货,大拉选票。这两种都是故意的。还有一种是发心爱国但不自觉地自损。究竟该怎样爱国?外部的颠覆并不要命,最要命的是自己不自觉地颠覆自己,通过爱国把国家害了。所以许多事情需要反思,反思需要出以公心,否则越反思越邪门,会想出一些馊主意,把自己坑了。所以要坚定制度自信,要勤于反思,善于反思,勇于实验。“一国两制”是伟大的制度创新,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会历经激流险滩,最终驶向胜利的彼岸。
当今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一国一制”。中国是独此一家,搞“一国两制”是个伟大的创新。
(一)“一国两制”的制度创新,首先要求心理上焕然一新。关于“一国两制”,少数内地人会有两种极端心理。一种是弱势心理:以为香港人会觉得,发展好了,是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内地干涉的结果;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自由受内地限制、法制被内地破坏、经济被内地拖累的结果。一种是强势心理:香港发展好了,是内地的功劳,政策支持啊,资金支持啊,税收支持啊,物质支持啊,国际空间支持啊,如此等等,都是内地人出血,香港人享受;它发展遇阻呢,就是它不思进取,傲慢自负,投靠西方,敌视内地,诸如此类。这一强一弱两种心理,其实是弱势心理的两种表现,弱势就是弱势,强势也是弱势,不是真强,内心是脆弱的。这两种态度都不是一家人过日子的搞法,不是命运共同体心态。从前香港被英国实行殖民式统治,我们受气;如今香港回归祖国了,特别行政区并不是租界,是我们的东方之珠,豪气就出来了。一家人,分什么你的我的?你有出息我光彩,你有困难我着急;你有优点我学习,你有缺点我批评、我建议;你有危难我相救,必要时可以雷霆一击。
(二)“一国两制”的制度创新,其次要求我们有应对反动势力的能力。雷霆一击是对付“港独”的,对付外部颠覆的。这个不能犹豫。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内地对外金融、转口贸易、国际人才交流都与香港密不可分。正是由于香港如此重要,才必须在必要时给予那些破坏者雷霆一击。香港稳住了,对外交流就有了稳定的平台,国际交流只会更加顺畅,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资本都是图利的,图利需要稳定的可预测的环境,雷霆一击的目的就在于此。撒切尔夫人为什么最后接受“一国两制”?因为香港稳住了搞好了,符合英国的根本利益。英国需要香港,得罪不起中国。就这么简单。现在也是一样,外国有些人想浑水摸鱼颠覆香港,劫持香港威胁内地。但他们必须明白,这对他们自己没好处,他们是需要香港的,惹火了中国,对他们只有坏处。
(三)“一国两制”的制度创新,同时要求中国成为最自由最开放最有活力的市场。现在世界基本上都搞市场经济了,全球市场很火,但西方一些国家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意思是说,我的市场才是市场,你的市场不是市场,我不承认你,你就不是市场。这让我们想到了话语权,愤愤不平,或者自觉理亏。似乎也对,市场经济是人家搞起来的,人家怎么说怎么是。其实这是错误的。要挖根源,我们祖上也曾经“阔过”,零关税、自由港就是我们祖宗搞过的嘛,甚至比当今零关税、自由港之类的更加开放,更加自由。读读《孟子·公孙丑上》就知道了:一是所谓零关税,叫做“讥而不征”;二就更厉害,叫做“廛而不征”,企业只交房租(廛),而商品都不收税,比自由港还自由,而且这是全国政策,不是划一个区;三是救市的措施,叫做“法而不廛”,由市官依照市场法规收购滞销货,抛售紧缺货,以平衡物价,而政府连房租都不收,让天下的商家都喜欢在这里做买卖。如此一来,古代中华虽然多有诸侯林立、战国纷争的时候,但最终都归于天下一统,成就了偌大中华。虽多次历经分裂,但统一总是华夏的主流。比如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多有关税,但秦国独树一帜,免征关税,促成了大秦一统天下。就算是只学祖宗,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中国的市场建设好,做到孟子说的上述三条就足矣,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中国远古圣贤治国的通行做法,《礼记·王制》中就有记载:“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可惜这些举措,后来的华夏也没有完全做到,现在的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到,我们应当补补课。做到这三点,中国就是全球最自由最开放最有活力的市场,全球资源蜂拥而入,那是一定的,势不可挡。当然这需要内力足够,改革到位。内力不足,不征关税就是找死。内力足,就敢于开放。内力足不足是相对的,中国目前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产品实行零关税,就是一例。大秦则是古代的一例,改革到位,中央集权力雄厚,政府内耗小,宏观调控力到位,就敢于门户大开,对外单方面不征关税。欧盟就不同,虽然做到内部关税为零,对外关税率一致,但中央集权脆弱,统一的武力财力外交都极度缺乏,所以宏观调控力很弱,联盟解体的风险很大。知道中国几千年长期领先世界的奥秘在哪里了吗?这就是一枚。很多人都蒙在鼓里,以为市场经济是舶来品,以为中国人中了儒家的毒,不会做生意。他们搞错了。
政府太弱,市场就无法建设好。关税壁垒长期困扰过西方,搞得侯国林立,内地碎裂,动步耗财,就是缺乏大一统的治理平台,来扫平贸易壁垒、关税壁垒、市场准入壁垒。这个平台是什么呢?是个公共产品,叫做市场机制。创建市场,维护市场,完善市场,是政府的工作。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正是政府的本分。一个弱政府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做不到。从这方面说,要想搞好市场,必须搞好政府;要想市场强大,必须政府强大;要想市场自由,必须政府自由。政府不自由,被垄断的商家挟持了,这个市场就扭曲了。现在的世界市场,就是这么个情况,霸权随意霸市,契约常遭弃约。
呼唤真正的全球市场,那就需要强有力的公共力量,来主导建设强有力的世界市场公共平台。其中一个关键是把握好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之间的张力和平衡。而且,大国在这里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就市场力量来说,最大的大国当然是美国和中国。一个是最发达的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美之间的张力和平衡,十分重要。如何平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那就需要熟悉这两套体系,需要知己知彼。现在问:美国熟悉资本主义市场吗?应该说,熟悉,因为美国搞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中国熟悉社会主义市场吗?应该说,熟悉,因为中国搞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这个熟悉当然是比较而言,就是说我亲手搞过,体验过,栽过跟斗,尝了甜头。再问:美国熟悉社会主义市场吗?应该说:不熟悉,因为它没搞过。中国熟悉资本主义市场吗?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可以说熟悉,也可以说不大熟悉。说熟悉,是因为我们有“一国两制”,就市场经济说,就是“一国两市”,既有社会主义市场(陆市),也有资本主义市场(港市),还有这两种市场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陆港市场)。港市是资本主义的,但受社会主义(陆市)统领;陆市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支持资本主义(港市)发展。说不大熟悉,是因为“一国两制”的时间不长,港澳台的辖区不大,示范意义比较有限。虽然如此,中国的优势是明显的,这两套体系我都做过了,体验了,实验了。搞全球市场平衡,我心里比较有底,办法比较多,信心比较足,全球性比较强,视野比较宽,站点比较高。再加上心眼比较好,推崇有饭大家吃,不吃独食,财源比较广阔,可以左右逢源,四方来财,八面来风,十方来集,搞大集成电路。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制度的优势。说开放,我们的制度最开放;说自由,我们的制度最自由。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总能产生效益。说不过你,没有关系,我做。做比说强,做就来钱啊,社会主义的钱,资本主义的钱,我都会赚,因为我搞“一国两制”啊。这多牛。闷声发大财。
话分两头,想左右逢源,很可能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香港一乱,许多港人不高兴,许多内地人也不高兴。处理不当,就会两面找骂。怎么办?协调发展,理解万岁。不理解怎么办?继续商量。再不理解,我杀人放火,你怎么办?把宝剑磨好,到时候亮一亮。“到时候”,就是你触碰底线了,就要亮剑。你说我专制,那是你说的,在我这里不作数。想想看,林肯总统当年面临美国分裂为两个国家的局面,他是怎么做的?亮剑!政府也要有慎重亮剑的自由。这叫自由之剑,林肯总统十分明白。自由的政府需要什么?第一是宝剑,第二是印钞权,第三是收税权,第四是国家核心价值制定权、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诸如此类。政府的自由,美国人基本不说,好像从来没说过。因为美国人比较不信任政府,连枪杆子都要抓在个人手里。这就是美国政府的弱点,比较弱势。
政府弱势,市场就难得公平。难得公平,就难得自由。大富豪比较自由,平民难得自由。大富豪挟持政府,为我所用,公平在哪里呢?市场不公平,它强在何处呢?这种市场是比较弱的,因为政府比较弱。以为市场强,必须政府弱,这是不成立的。以为市场要自由,就必须把政府绑起来,这是荒谬的,是市场的门外汉。美国有许多这样的门外汉。他们自以为精通市场经济,有话语权,是市场权威。结果不知不觉快被某社会主义大国追上了,就开始尖叫,自信心开始动摇。假如认真反省,那对美国是有利的。假如不能认真反省,而是找些理由,指责人家不是市场经济啊,搞点小动作啊,那美国就麻烦了。
推崇自由市场的专家喜欢说“市场配置资源”,对啊。但市场由谁配置?政府啊。政府配置市场,市场配置企业,其实就这两句话。公共品是战略资源,企业是战术资源。政府配置市场,就是政府配置战略资源。市场配置企业,就是市场配置战术资源。政府要是弱势,战略资源配置就弱,市场的整个盘子就脆弱。这样脆弱的市场去配置企业,结果可想而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真相就是如此,是“市场在战术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而且其前提是“政府在战略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否则,市场连战术资源的配置也做不好,无法起到战术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
香港的乱局说明什么?其中一点,就是政府弱势。政府很大程度上被各种势力挟持了,民生问题、公平问题、一国问题等等没有足够的力度去处理。今后的陆港关系,中央和港府的关系,在这方面要多协调、多磨合、多互助。中央的指导作用要加强,力挺港府的办法要增加,两地民众的互动、民生的互动要大力拓展。中央的耐心是超级的,超级的耐心是因为目标超级的伟大,胸中自有千年大计,万年宏图,才有如此的超级耐心。这是一场伟大的实验,发展态势是良好的,乱局对加强“一国两制”是有利的。通过乱局,中央的权威大大加强了,内地的民心更加凝聚了,西方民主的名声大大糟蹋了,他们的丑恶嘴脸更加暴露了。乱局让我们看到,他们自我毁容更加卖力了。他们这一套以前在乌克兰、伊拉克、利比亚、原苏联等地,我们就见识了,还是老一套,没什么新花招。不过这一次是近在眼前,在我们家里搞事;从前是远在天边,在人家屋里折腾。这一下我们看得更清楚了,体验更痛切了,心里更亮堂了,主意更明确了,决心更坚定了,对陆港命运共同体的前途就更有信心了。这个实验做好了,是我们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验室的一大助推力。把两种市场在我们国内协调好,我们在全球协调两种市场,就更有底气了。退回去搞“一国一制”,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会失掉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战略机遇,失掉我们最大的一个战略优势。
“一国两制”下的“一国两市”更是妙不可言。“一国一市”是小市场,“一国两市”是大市场。这个大市场目前唯独中国有。放宽来说,“一球一市”是小市场,“一球两市”是大市场。什么叫“一球一市”?就是只承认我的资本主义市场,不承认你的社会主义市场。“一球一市”“一国一市”,对社会主义市场是不开放的,或者不认可的。“一国两市”“一球两市”,对社会主义市场是开放的,认可的;对资本主义市场也是开放的,认可的。所以,大市场比小市场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自由,更加丰富,更加公平,更加统一,更加团结,更有活力。大市场比小市场的前途大,更加符合世界市场的发展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走向合作共赢、天下大同的市场,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市场。这是正在发生着的崭新全球化。我们把两种市场在国内做个大集成,走向天下大同的大市场就更加洒脱。
中国人不喜欢说所谓“后西方时代”。但假如借用某些西方人自己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们想说,“后西方时代”,要想搞好资本主义,必须多和社会主义交朋友,必须多搞一些社会主义;同样,要想搞好社会主义,必须多和资本主义交朋友,多学一点资本主义。现在有一种强大的趋势,就是只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的最大朋友,资本主义则将是资本主义本身最大的敌人,其内部的分裂会日益激化。随着后西方时代资本主义市场的日益萎缩,中国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开放,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中小企业将越来越依靠中国的超大市场赚钱乃至救命,和中国交朋友是最划得来、最靠得住的,中国的政策是最稳定的,对资本主义是最善于学习的。大一统的相互开放的“一球两市”是最有益于资本主义的,小一统的自我封闭的“一球一市”是最有害于资本主义的。不认识这一点,就会大大落后于时代。我们搞“一国两制”,就是要探索,如何更好地和资本主义交朋友、做生意,共商共建共享陆港命运共同体,同时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大一统的“一球两市”“一球两制”。我们在港澳台做什么呢?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嘛。试一试,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式资本主义能否发展得比其他的资本主义要好?敢不敢竞赛?这就是我们的心态。不是说市场竞争吗?这个竞争或者竞赛就很有意义,也很有创意,是中国人的发明。这说明,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不以资本主义为敌,那么资本主义如果想和社会主义脱轨甚至为敌,是没有道理的。在这样的竞赛心态下,外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意识形态顾虑、制度上的疑虑和担心,就可以大大缓解。做好了,“市场经济地位”的概念就有了新标准。一流国家做标准,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新标准努力创作。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创新工程。香港的前途是美好的,世界的前途是美好的。人们应该携起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