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动荡已逾百日，并从最初的“反送中”演变为全面的“反中”运动。烧国旗、污国徽、嘘国歌，种种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事件已司空见惯。“港独”摇着英美两国国旗招摇过市，纠集国际力量“声援”的闹剧成为整个运动的标配。分裂与反分裂、颠覆与反颠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角力成为这场运动的主线和底色，用颜色革命来定义这场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可谓切中要害。
“颜色革命”特指21世纪初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地，以颜色和花朵命名、以非暴力方式实现政权更迭的运动。在香港则表现为以黑色为基调，以反抗特区政府、迫使特首下台为表象、其矛头直指中央政府管治权的一场政治运动。
颜色革命与“和平演变战略”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区别在于和平演变战略专指冷战时期对社会主义阵营展开的、旨在颠覆其政权的意识形态革命。用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话来界定，就是要“遏制共产主义政权在世界的扩张”。随着苏联的解体与东欧国家的改旗易帜，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美国独霸世界的“巅峰孤独”让其忘乎所以。动辄给别国扣帽子、打棍子，软硬兼施，搞得世界乌烟瘴气。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三场战争，体现了美国的铁拳意志和力量。如果说南斯拉夫战争体现了美国的恣意妄为，那么阿富汗战争则是9·11惊恐和惶惑中的战略冲动，而伊拉克战争更是私器公用。美国因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拉大了与大西洋的距离、分化了美欧同盟，而且深陷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形成了打不赢、走不了、拖不起的尴尬局面，近东、中东正成为“埋葬帝国的坟墓”。
打着民粹主义旗号上台的特朗普，多次批评美国前任总统犯了愚蠢的错误，让美国为战争付出了6万亿美元的代价，足以把美国重建两次（地产商的思维果然离不开“重建”二字）。其实，特朗普这么评价小布什和奥巴马并不公平，小布什后期已开始调整策略，例如推出了连接南亚的“大中亚计划”及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而奥巴马更是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大谈美国与世界不仅仅是“锤子与钉子”的关系，不要看见钉子就想用锤子。正因为这种认识的变化，大国博弈更多转向软实力的渗透和较量。为了打击全世界的异己政权，美国不再热衷于打热战，而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发动颜色革命，其范围不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面向全球，凡是美国不喜欢的政权就尽量用颜色革命设法搞掉。在地缘政治敏感区域，特别是中亚和中东地区，颜色革命的频度明显增加。
颜色革命的代价小、成本低，且易操作。美国资助的大量非政府组织在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如雨后春笋，成为颜色革命的播种机，他们“上山下乡”，深入基层。表面上是普渡众生，实质上是动摇统治基础，侵蚀当地百姓的灵魂。社交网络既是平时的宣传队，也是战时发动颜色革命的最好指挥平台，而当地刻意培养的政治精英则成为关键时刻的“特洛伊木马”。无论是颜色革命的中亚1.0版，还是中东2.0版，美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社交网络则起到了短时间内最大的动员效果。美国重点培养的精英则振臂一呼，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对派。
不论是冷战期间的和平演变，还是冷战结束后的颜色革命，归根到底都是服务于美国霸权，其工具性的特点非常突出，这是两者的共性。上个世纪90年代，冷战虽已结束，苏联虽已解体，但美国并不放心，毕竟中亚新独立的国家机器从前苏联脱胎而来，与俄罗斯藕断丝连，美欲彻底消灭俄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势力范围。颜色革命之父、哈佛大学爱因斯坦和平研究所所长夏普的所谓“非暴力革命行动指南”应运而生，成为这一时期颜色革命的教科书。这就是为什么放眼全球，人们看到的颜色革命都是按照同一剧本在上演，其动作、手势、口号、符号及打击强力部门的套路都如此惊人相似，同一个导演实在很难导出另一种风格的政治剧。
在过去的20多年间，颜色革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3至2005年在原苏联地区出现的颜色革命，旨在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生存空间。普京上台以后，大国复苏的决心与意志凸显，美国则加快在这个地区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于是相继出现了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以及乌克兰的第一次“橙色革命”，这些国家的政权均变成了亲美政权，例如萨卡什维利、尤先科及巴基耶夫等在美国的扶植下先后上台，美国一手制造的颜色革命在该地区频频得手。
2011年前后，颜色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以中东“茉莉花革命”为代表的西亚北非国家相继出现政权更迭运动。有人认为，中东颜色革命是一场内生性的革命，但外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视。小布什时期推出的“大中东改造计划”在奥巴马时期终于开花结果。由于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全面向世界外溢，中东表现出物价飞涨、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态势。2010年12月，以突尼斯大学生小贩自焚为导火线，引发了席卷整个中东的政权更迭运动。美国顺势而为，顺手推舟：本阿里结束了23年的统治，穆巴拉克结束了在埃及的31年统治，卡扎菲也被乱枪打死。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虽推而不倒，多米诺骨牌在这里止步，但国家也被弄得四分五裂。沙特、巴林等国则通过花钱买平安，算是躲过一劫。由于谷歌在这次运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动员和指挥平台的角色，将暴力与非暴力手段交替使用，所以，茉莉花革命也被称为“互联网革命”。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推出旨在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颜色革命进入第三阶段，目标是进一步压缩中国生存空间。一是针对中国内地。在中东“茉莉花革命”之后，一些人叫嚣“金字塔倒下了，木乃伊活过来了；现在要轮到长城倒下，让兵马俑站起来”。西方势力企图利用西藏、新疆民族矛盾制造“格桑花革命”“雪莲花革命”，他们打着宗教自由的幌子支持达赖分裂势力；在反恐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疯狂妖魔化中国新疆的教培工程，污蔑其为“维族集中营”。二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先兆。例如利用柬埔寨大选制造“莲花革命”，反对派桑兰西在大选前突然回国，赢得了四成多选票，差点让洪森阴沟翻船。缅甸的“番红花革命”经过多次反复，民盟终于修成正果，但亲西方的昂山素季上台后，却推行了“屁股决定脑袋”的政策，大幅度修正了民盟过去的反华路线，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缅关系越走越近。美国气急败坏，多次扬言要剥夺其授予昂山素季的各种自由民主斗士光环。三是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兴风作浪，如策动台湾“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雨伞运动”。2019年以反修例为名的这场政治风波，很快演变成身着统一黑衫的“黑色革命”，其本质是“雨伞运动”的延续，通过五大诉求中的最核心要价，以争取双普选，旨在与中央争得管治权，实现香港的完全自治或“半独立”，甚至是完全独立。
黑色是这次港版颜色革命的主色调。统一的颜色能增加运动的凝聚力，这是夏普教科书中的内容。
如果说2014年“占中运动”时美国的支持还偷偷摸摸的话，那么这一次美国则明目张胆，直接跳到了前台。部分示威者以高举英、美国旗和唱英、美国歌为荣。这些人不断举行集会，到美国游说，乞求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取代《美国对香港政策法》，要求制裁中国有关官员及香港官员，同时将香港单独关税区政策由定期审议改为年审；此外，他们还呼吁把中美贸易协议与香港的人权问题挂钩。在全世界乞求别国对自己制裁的人真的找不到几个，但在香港却能找到一大把，这种屡屡突破公民底线的行为，反映了部分香港人对中国国民身份认知的混沌，去殖民化的努力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恋殖心理在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均有所体现。
香港既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前沿地带，也是两大制度交汇点，美化街头政治、美化殖民统治的文明性、法治性在香港具有普遍性。随着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彰显，中西价值观和各种力量的对立与撕扯在香港越来越激烈。随着美对华和平演变的政治幻想消失，美对香港政策的调整也势在必行。回顾历史，美国当年在举行香港政策听证会时就曾认为，“香港与大陆的密切经济往来必将推动中国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但事实证明，中国在政治上非但没有融入西方，相反却形成了自己的模式，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北京共识”的形成对“华盛顿共识”构成重大挑战，这迫使美国重新思考香港的定位。既然香港起不到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目的，美就不能再让香港为中国崛起助力，必须让香港变成动荡区，成为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巨大阻力。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香港今日之表现恰恰起到了里应外合的作用。一部分人甘当棋子，希望靠外部势力阻挡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影响力，其外在表现为“逢中必反”的恶性循环。
自9月初美国国会复会以来，美已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列入议程，一些反华分子预计该法案10月份或在美国会表决通过。如果成真,这将是自1992年以来，美对香港政策的重大调整。1992年美对香港政策法是美国基于“八九”之后对华的极不信任而打造的一个干涉和监督香港事务的抓手，而在“占中事件”结束之后抛出的《人权与民主法案》，则充分说明香港已沦为美国手中的一个棋子，美对香港的经济利益考量让位于政治、安全与战略利益。
把贸易与人权挂钩不是新鲜做法，而是贯穿克林顿总统八年任期的始终。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每年都拿人权说事，把最惠国待遇的延长与人权问题挂钩，美国总统每年都要发布行政命令就是否延长最惠国待遇争论一番，直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获得正常国家贸易待遇，这一页才算翻过。如今美国把中美贸易协定与香港人权问题挂钩，无疑增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羁绊，终究会是自缚手脚、作茧自缚。更何况香港的中介价值在中国新一轮开放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对中国的杀伤力有限。
香港虽是国际都市，但国际视野相对狭窄也是不争的事实。年青一代的宏观思维和分析框架存在致命短板。看问题往往是点式思维，缺乏面的支撑。譬如，前段时间在示威人群中热传的《凛冬烈火》纪录片，让许多年青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且不论这个纪录乌克兰第二次颜色革命的宣传片的制作动机，但就其内容而言也极具片面性。更不用说，这场死伤千人的颜色革命是一场地地道道的“血色革命”，革命过后的乌克兰是一地鸡毛，曾经的大粮仓成了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许多女孩成为欧洲不孕女子的“子宫”。但是香港年青人居然把这样的国家作为样板，凸显了香港一部分人国际知识的贫乏。
中美的战略博弈是持久战，注定了香港树欲静而风不止，指望这场动乱很快平息是不现实的。颜色革命的发生需要诸多要素的相互激发和催化。毫无疑问，社会矛盾激化是首要条件。香港这场风波持续时间长，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尤其是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居发达经济体首位。其次，政权内部出现分裂，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主流意识形态遭到严重削弱，政权内出现反对派，新兴媒体出现串联，强力部门的倒戈以及美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也是颜色革命的重要条件。香港的失业率只有2.9%，但是高收入行业明显缺乏，许多大学生从事着“养不活自己”的工作。香港执法与司法机构的断裂客观上不利于打击暴力犯罪，甚至是纵容犯罪，容易形成政治分裂。但值得庆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警察作为防范颜色革命得逞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力量仍在发挥先锋作用。正因为如此，从运动开始以来，示威者很快把矛盾指向了警察，捏造了警察滥暴的“事实”，开动所有文宣工作，污名化警察，以打击警察的威信。所谓五大诉求中的“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其政治动机就是把警察推向道德、政治和法律的审判台，从而彻底摧毁强力部门的意志，这恰恰是当前这场斗争的一大焦点。从全世界玩颜色革命政治游戏的规律来看，等待强力部门犯错或倒戈既是反对派的阴谋，也是颜色革命得以急速推进的阳谋。
综观这二十年来的颜色革命特点，轮番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受害最严重的，暴力化程度也呈梯度上升。吉尔吉斯“逢春必闹”，乌克兰以及香港地区都是反复折腾。第一次乌克兰“橙色革命”没有一个人死伤，而第二次革命死伤千人，特别是反对派从格鲁吉亚雇来枪手，对警察和示威者进行无差别射击，造成警民进一步对立，形势急转直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从香港这一段暴力升级趋势看，香港离这一天也不会太远。通过一切行政及法律手段，让示威者尽快摘下面具，是降低暴力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但如今部分香港人不愿面对这样的现实。每当中国节日到来，他们不是欢庆，而是闹街，把祖国母亲作为生活不如意的替罪羊。
“一国两制”是中国人的智慧，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保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加以改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经历了多次改良。西奥多·罗斯福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极大地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为1891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装上了牙齿，肢解了洛克菲勒等商业巨头，让中产阶级基础迅速扩大。上个世纪末展开的对微软公司的反垄断调查，促进了其他科技公司的崛起；而眼下正在展开的对美国四大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体现了美国政府反垄断的决心和政策导向。虽然贫富分化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现象，但香港的基尼系数（约0.53）大大高于国际警戒线，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尤其需要改良，方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中央管治权需要体现为对特区政府的窗口指导，敢于向垄断产业动刀，而不能放任“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泛滥。民粹主义泛滥是全球性现象，但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行政干预是不可能实现的。
香港社会虽然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但危中有机。未来似可从以下方面作为政策的发力点：第一，增加香港人民的获得感，解决分配不公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增加二次分配的收入调节力度。第二，加强香港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教育从娃娃抓起不是空话，香港广大青年对中国内地制度有本能的排斥，不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与内地的心理距离越拉越大，已经到了非理性的地步。全世界都期待与中国发展关系，搭乘中国的快车，而香港却有意拉大与内地的距离，心向英美，看不清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第三，增加中国建设化建设的参与感，真心实意融入大湾区建设。香港人对内地制度的认同需要时间，内地制度本身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正如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所说，“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如今，我们正在习主席的带领下，自信地踏上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之中，香港问题是伟大斗争中的必修课，也是一门补修课，如何让中国变成“使人可亲的现代化国家”，香港人民需要参与和建设，而不是仅仅当一个旁观者和指责者。四是适当顾及香港人的空间舒适感。毕竟香港离开祖国一百五十余年，接受的是完全西方的价值观念。虽然主权回归22年，但治权和人心并没有完全回归。而历史造成的问题受时代的局限，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解决，这既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既不能用内地思维来要求香港，也不能任由香港一部分人以强调两制为幌子行分裂祖国之实。一些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政策该推的还需要推，否则更尖锐矛盾会以更猛烈的方式再次袭来。当然，这些政策的推进要兼顾香港的舒适度。22年的实践证明，香港越是坚持一个中国，两制的空间就越大，反之这个空间只会变得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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