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科技贸易政治化的几点思考

近年，美国全球战略从反恐转向应对大国竞争，启动后冷战时代最大规模的贸易战，在科技领域出台“实体清单”，大幅度收紧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国际经贸科技问题的政治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际体系的调整改革更加复杂。鉴于科技在经济乃至国家综合实力竞争中具有特殊地位，如何面对、理解和应对科技贸易的政治化，确保中国科技现代化进程顺利，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绕不过的坎。

一、科学技术是核心生产要素，也是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科学技术通过加深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提高劳动技能与资本效率、改进人类劳动与交往方式来实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邓小平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代以来的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尤其如此。一家企业率先应用最新科技将获得超额利润，一个行业应用最新科技成果将带来全行业革命性飞跃，一个国家挺立科技革命潮头将极大地增强国家实力。不同历史时期的霸权国家，无一不是科技最强国。

二、科技贸易管制由来已久。随着科学技术的作用日益加强，对科技贸易的管制特别是对军民两用科技产品的贸易管制也日趋严紧。英国工业革命后，曾于1719年和1750年先后颁布关于禁止熟练技工出境的禁令；后又于1774年、1781年、1785年先后颁布关于禁止工具、机器图样和机器出口的禁令。美国出口管制体系分多边体制和国内体制。冷战期间，美国出口管制体制主要是多边，侧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材料的出口管制，包括核供应国集团、核出口国委员会、导弹及其技术控制机制（MTCR）、澳大利亚集团和瓦森纳安排。美国国内出口管制体系有两部分，一是与上述多边协议相适应的“武器出口管制法”（AECA），二是军民两用产品出口管制。1979年美《出口管理法》（EAA）授权商务部制定《出口管理条例》（EAR）。2001年《出口管理法》失效后，美又于2018年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并成为商务部《出口管理条例》的上位法。2019年美国将28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其科技贸易管制趋紧趋严。

三、当前中国面临的美国科技贸易遏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最后的攻坚战，也是影响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从尼克松首次访华到特朗普上台的40多年间，美国对华政策主调从借重到接触加防范，中美科技交流合作与高科技产品贸易尚属正常，但军民两用高科技产品贸易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的严格审查与监督。随着近年中国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特朗普政府开始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大力强化对华高科技封锁与贸易管制。鉴于中美在科技创新发展领域各有优势和短板，未来几十年，中美科技竞争将是影响两国战略竞争态势的核心要素。对此，我们需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四、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在科技贸易领域的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高科技交流限制和高科技贸易管制的主要对象，这种情况将加大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压力和成本，从而影响我国科技发展的进程。必须看到，特朗普政府本质上奉行过时的重商主义经济理念，其内阁要员多持冷战思维定式，与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经济现实格格不入。虽然这种极端经济民族主义不可持续，但对其一条路走到黑的可能性也不可掉以轻心。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我们也面临着如何确保科技收益稳定可期、科技投入长期可持续的严峻现实问题。也就是说，需要在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更大作为，也有必要对少数敏感尖端高科技产品实施某种有效出口管制。同时，也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科学规划和制定科技贸易政策，在推动世界发展进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

五、改善我国在科技贸易竞争中的处境，应当多管齐下。首先，需要强化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管理。实践已经证明，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不可行，而在科技领域，也不能放任自流。国家层面的规划、指导和支持是科技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尤其要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增强自力更生的自觉性，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革完善。其次，应加大吸引高科技人才的力度。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科技封锁，我们在加强自力更生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创造条件，面向全球，吸收尖端人才加盟中国科技创新的伟大事业。最后，要打好市场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只有市场才能将科技从可能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市场是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中国作为当下全球最大市场，在科技创新中必须利用好这一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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