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亟待调整深化

经济全球化，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人类经济交往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运行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有多种形态和多重含义。狭义上，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市场优化配置的过程”。简言之，它是“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广义上，经济全球化乃是“市场经济要素的世界化过程”。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要素，既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要素，也包括市场经济过程各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球化，尤其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例如规则）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从狭义到广义的演进与其历史进程相关联。经济全球化的逻辑和历史起点是17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初步确立。第一次工业革命和欧洲早期市场经济时期，经济全球化的主线是市场经济从英国向欧洲扩张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其他地区进行殖民掠夺。通过向亚非拉输出工业制成品，交换当地的贵金属和原材料。这个过程充满暴力掠夺和欺骗。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以金融寡头为基本特征的帝国主义时代，对殖民地投资和列强争夺殖民地成为这段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关键词。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世界形成南北垂直（北方发达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大经济体制。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和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成为世界范围内居支配地位的经济体制。与以往相比，冷战后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经济联系的全球化，它首先是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并粗放运行的历史过程，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为经济联系的全球化提供了制度基础和保障。2008年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经济全球化大规模粗放进程的终结，全球化面临调整深化的历史选择。

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是国家间竞争与资本逐利本性叠加，促进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

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优化配置，意味着那些实现最优化配置的地方，其经济就有活力、增长快，且可持续。反之，那些经济出问题的地方，无疑与生产要素的配置不均衡、不合理密切相关。

生产要素配置是否合理或优化，既取决于诸生产要素本身的条件与水平，也取决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引导与管理是否到位有效。毕竟，经济不可能在政治真空里运行。

苏联解体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明显淡化，众多国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几个方面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性现象。这为市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与运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二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竞相大力发展经济。例如，美国取得对苏联的冷战胜利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压力大为缓解，于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克林顿政府提出“经济安全第一”的执政理念，使世界“美国化”成为美国众多政商精英的战略诉求。欠发达国家则急于摆脱贫穷和“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各国普遍执行亲资本（pro-capital）政策，即重视利用资本甚于重视维护劳工利益。三是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凸显，使寻求生产要素最优化配置具有可选择性。当众多地区和国家都在寻求发展本国经济的时候，资本成为宠儿而且“挑肥拣瘦”，那些生产要素综合状况好、政策更为利好的国家，就成为资本首选目标而发展起来，反之则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后的市场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与社会信息化迅猛发展，也为发达国家资本通过科技创新追逐垄断利润提供了条件。这种资本追逐高额垄断利润的冲动与国家亲资本政策叠加，从而引发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最突出的就是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空心化，大批传统制造业劳工成为“时代弃儿”。因此，在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果说真有失败者和成功者，其根源并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那些自认为是全球化失败者的国家的国内条件和政策。那些把本国问题归咎于全球化，甚至所谓全球化受益者的做法，其实是在政治势力压力下维护所谓的“政治正确”、掩盖自身政策失误的诡辩伎俩。说得难听些，就是为自身的短视、偏执和无能寻找替罪羊。

正因如此，理清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对当下经济全球化遭遇的非议和责难正本清源，才能找到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正确方向与路径。

对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呼唤着合理且可持续发展的新一轮全球化。如果说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是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化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仍然属于经济全球化的粗放阶段，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管理尚不具有急迫性，那么未来新一轮的全球化便合乎逻辑地属于调整深化的全球化，即经济治理的全球化，也可以说是有管理的全球化。在这个方向上，大致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在全球市场经济背景下就如何实现合理均衡发展进行深度沟通交流。通过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深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规律性认识，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一次彻底清算。

二是坚决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有必要考虑对现有国际经贸规则进行全面审视、完善和强化，形成某种国际经济法则。尤其要坚决制止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借口，肆意破坏全球产业链安全性、完整性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单边主义行为。

三是推动形成经济竞争合理性与建设性的全球共识。研究确立公平、公正、合理的标准和界限，排斥恶性竞争，可以考虑对进行恶意竞争的企业和国家设立负面清单。

四是建立对全球资本力量的国际监管机制。在尊重市场机制、发挥好市场作用的基础上，吸取经济全球化粗放阶段经济发展反而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教训，研究提出跨国投资的行为规范和税收安排，对资本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攻城略地，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变相掠夺实施有效的约束。

五是逐步形成科学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决策机制。从现实主义观点看问题，在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听取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与呼声，也有必要根据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大小来确定各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决策中的发言权和投票权。

太和智库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太和智库，关注时代需要。
微信公众号：taihezhi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