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弄分离主义者必将被历史洪流抛弃

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名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中，将历史纵向区隔为三种时间，亦即恒定的地理时间、长时段的社会（人文）时间以及短时段的个人时间。[1]恒定的地理时间是一种几乎不动的历史，即是人与周遭环境的关系。这是一种移动、转化缓慢的历史，具有无限循环的周期。例如山川、河流、气候等。长时段的社会（人文）时间指的是一种结构式的历史，也可说是一种社会史，是团体及组织的历史。至于短时段的个人时间，乃指一种传统的历史，也可以说不是人类的历史，而是个人的历史，是一种表层的波动，是整个体系活力下的波浪，是一种短暂波动的历史，迅速且急躁。[2]

过往四百年来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在台湾地区的发展，无论从恒定的地理时间，抑或是长时段的社会（人文）时间，都足以证明为何过往数个世纪，两岸之间一衣带水。台湾地区文化源自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角度观察，台湾地区是中华民族的生活圈，中华文化已涵盖了绝大部分的台湾地区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以下试从恒定时段、长时段和短时段来论述台湾地区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郑时期汉人首次大规模移民台湾地区，并且有系统地将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传送到台湾地区，这其中最重要的推手，可以郑成功之子郑经的大臣陈永华为代表。南明永历二十年（1662年），郑经同意陈永华的建议，在承天府（今台南巿）设立台湾地区第一座孔子庙，并在其旁另置明伦堂。接着设学校于各里社，令弟子读书。定科考制度，“两州（天兴万年）三年两试，照科、岁例开试儒童。州试有名送府，府试有名送院；院试取中，准充入太学，仍按月月课。三年取中试者，补六官内都事，擢用升转。”[3]经由教之养之，自此台人始知学。

陈永华如此重视教育和传播中华文化，自有其深意。“今台湾沃野数千里，远滨海外，且其俗醇；使国君能举贤以助理，则十年生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三十年真可与中原相甲乙，何愁侷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则当教之。使逸居无教，何异禽兽？须择地建立圣庙，设学校，以收人材。庶国有广士，邦土自固，而世运日昌矣。”质言之，陈永华乃希望透过中华文明，结合当时台湾地区人民的“醇厚”性格，以达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进而形成“文质彬彬”的社会。

明郑时期的台湾地区与大陆藉由自然条件如地理与气候的恒定时间，以及长时段的人文与社会时间的关系互动，使台湾地区有系统地吸纳中华文明，可以说是日后中华文化在这块土地上发光发热的萌芽阶段。

从1683年至1895年，两个世纪里，台湾地区由清朝治理，这是汉人第二次大规模迁台时期。从时间与空间而言，更可谓是中华文化在台湾地区的生根与茁壮阶段。这个时期，奠基于明郑的础石上，再藉由官方与民间力量，将含有大量美好物质与精神的中华文明传播至台湾地区。例如典章制度、教育文化、庶民生活、宗教信仰等，几乎全部源自于大陆原乡。

在教育上，社学、义学与书院纷纷成立，教化台湾地区民众，以提升百姓的知识涵养。再者如绘画与园林建筑等，几乎都呈现浓浓的中华风尚。在庶民生活中，无论是食衣住行育乐，抑或是生命礼俗节庆，也完全是中华文化原汁原味的呈现。尤其是与台湾地区民众息息相关的信仰，也几乎是大陆的翻版，例如属于王爷信仰的保生大帝、开漳圣王、三山国王等，或者属于海神信仰的妈祖、历史人物信仰的关公等，无一不源自大陆。即便是祖先信仰，台湾地区人民也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的姓氏堂号源流，与大陆是血浓于水的关系。

清朝时期的二百年恰恰可以印证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发展的人文社会理论。位处中国东南沿海的台湾地区，西隔台湾海峡与大陆接壤，东濒广阔的太平洋，无论就地理还是气候而言，都必然会接受中华文化的洗礼。两岸相互交流从而自然形成生命共同体，绝非人为因素可以永久隔离。

1949年后，中华文化在台湾地区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蒋介石带领约200万大陆军民迁台，从此中华文化在这块婆娑之岛大放光彩。虽然在军事与政治的斗争中，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党所击溃，可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由蒋介石带来台湾的一批涵盖中国各省、各领域的精英分子以及中华物质文明，却在这块岛屿发光发热，赢得世人尊敬，为中国人露了脸。1949年后的台湾地区治理向世人证明，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中国人有能力结合西方文明，达成现代化目标。

因为历史与政治原因，台独人士大谈台湾地区独立，部分国民党人士也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说法。但所谓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些口号完全无法掩盖中华文化在台湾地区，超过半个世纪以来，为这块土地所注入的有形与无形的价值。

一是故宫无价的宝藏。蒋介石来台之际，从北京故宫甚至大陆各地带来了令世人钦羡的世界级国宝，根据专家估计，台北故宫文物的价值已达七千亿。尤其是近年来，开放陆客观光后，台北故宫所创造的财源是巨大的，为文创推动以及世界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更使台湾地区发光发热。中国人历来强调饮水思源，台湾地区人民还主张“吃果子拜树头”。试问若非因缘际会，古来即属化外之地的台湾地区，何德何能可以收藏这原本属于北京故宫所有，且属全体中国人和全人类共同的珍贵遗产？台湾地区人民何能如此方便，阖家欣赏清院本《清明上河图》，近距离观看乾隆的龙椅宝座？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二是多少风流人物终老于台湾地区。台湾地区能有幸承载20世纪以来众多咤叱风云的人物。举其荦荦大者，如白话文学大师胡适、幽默文学大师林语堂、台大校长傅斯年、国画大师溥心畬和张大千、国学大师钱穆等，八方英才汇聚一方，人才之多、之美，不可胜数。上述人物或卓尔不群，或引领数代风骚，或创不朽盛业。台湾地区何其有幸，何其有君子之泽，可留一抔土安息他们的灵魂？可笑的是，正是在部分别具野心的台独政客眼中的上述属于“外国”各式人才的庇佑下，台湾地区才得以在国际社会头角峥嵘，争得一席文化之地。

三是创造一个适合治理的价值观。台独人士为达成其政治私利，以莫名其妙的多元文化论述台湾地区社会现状，急欲去除四百年来台湾地区的主流价值乃中华文化这一事实，甚至以“邪恶的、外来的”来定调中华文化。我要提醒台湾地区人民，中华文化里所再三强调的三纲五伦、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安分守己、敬天法祖、乐天知命等美好的人生观与伦理观，难道不有助于台湾社会的治理？

我要提醒台湾地区所有的政治人物，在现存的政党之前，在1949年之前，中华文化就已在台湾地区生根、发芽、茁壮数个世纪，这犹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谓的恒定的地理时间和长时段的社会（人文）时间所交会产生的结果。我们可以断言，几个世代后，上述属于个别时间（短时段）的政党与人物会消失于历史洪流里，但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却仍屹立不倒。既然如此，为子孙千秋万世计，政治人物何不勇敢面对中华文化在台湾地区的事实？

根据上述的分析，台湾地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均无法脱离大陆而长久生存，即便是部分台湾地区政客操弄分离主义，但两岸人民基于同文同种，拥有相同的“文化DNA”，唇齿相依的关系不可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