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研工作与军队应急能力建设紧密相随。通过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和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总结我军应急实践和加强外军研究，科研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着眼我军应急能力建设未来发展，科研工作还必须运用前沿科技，在探索军队应急行动新领域上有很大作为。
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力量是国家应急管理中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的突击和骨干队伍。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遵循不打无准备之仗的优良传统，我军在推进应急能力建设中，科研工作未曾缺席，此后更加重要。
应急行动对于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而言，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军队应急行动是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行动、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活动样式，覆盖面广。对应急行动的研究势必涉及众多领域，是军队建设全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对军队应急行动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战争而展开的。对于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应急能力建设的研究，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和安全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我军的使命任务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2007年召开的十七大明确要求军队要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全军掀起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研究的高潮。从全军军训网上检索结果看，2007年前，主要军事期刊每年最多只有11篇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文章。2008年后逐年迅速增加，分别是2008年91篇、2009年184篇、2010年232篇、2011年217篇、2012年218篇。研究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参与人员广泛。从领率机关到基层单位，从作战部队到军队院校，从将军到普通学员，都积极参与研究并推出成果。二是研究对象全面。问题涵盖战略、战役、战术各个层次；内容覆盖陆海空火等各军兵种，领域涉及军队指挥、政治工作、后勤保障、装备建设等方方面面。三是研究形式多样。既有列入包括国家或军队科研项目在内的各种计划课题，也有结合部队实际工作开展的随机研究；既有独立研究，也有各种不同范围的集体研讨。四是研究成果多样。既有上报军委机关的研究报告，也有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学术文章；既有专家出版的专著，也有广大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对履行军队新使命任务，特别是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深入研究，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关于军队应急能力建设的占很大比例。这些成果有助于提高对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地位作用的认识，廓清了许多理论上的问题，也为进一步搞好军队应急能力建设提出了意见建议。
军民融合发展是世界主要国家的共同政策取向。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战略思想后，相关的研究也随之展开。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改革目标和任务做了具体部署。十九大把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写入党章，正式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作为新时代七大国家战略之一。应急管理领域的抗灾救援、处置突发事件等行动，具有军民共享共用资源、密切配合行动的重要特征，因而成为落实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的研究重点。
应急管理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研究主要围绕“建立机制”展开。一是预警、响应和灾害评估机制。如何利用各种侦察手段和信息渠道，加强对有关信息的网络化搜集、专业化处理；如何建立军地有关信息共享机制；如何加强危机前的预警和决策后的反馈，使决策机构获得及时准确的情报。二是决策指挥机制。如何构建军地一体化指挥决策机构及提高指挥效能。三是组织协调机制。如何明晰军地双方权责和相互关系，确保危机时军地联动、平时演练的顺利进行。四是国防动员体系与应急管理体系的有机衔接。如何完善统筹协调机制，进一步推动国防动员应急应战一体化建设。如何加强各类应急专业队伍的整合，将地方特需的救援队伍与其他应急专业力量纳入国防后备力量体系，统一建设和发展。五是相关法规体系。如何使军队执行各种应急任务有法可依，确保军地之间联合行动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推进应急管理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过程，既是科研的过程，也是科研成果不断得到应用的过程。在法规方面，2016年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国防交通法》明确规定“国家坚持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动军地资源优化配置、合理共享，提高国防交通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能力，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支撑这一法律条文的，无疑是众多关于“军民融合”的研究成果。在力量建设方面，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力量纳入国家应急力量体系建设，军地协调联动机制越来越顺畅高效。在郑州建成的第一家军民融合式应急投送保障基地，具备衔接军地、统筹铁公空、整合储运救等多种职能，已经成为现代军事物流体系的中转枢纽和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关键节点，展示了军民融合发展的成效和广阔前景。
“打一仗进一步”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也是我军建设与发展的成功经验。连接“打仗”与“进步”的桥梁，则是对实践经验的认真总结。我军有着丰富的应急行动实践。建国以后我军参加的应急行动最大量的是抢险救灾。据有关专家统计，仅从1993年到2003年，全军参加各种抢险救灾共6万余次，出动官兵约1300万人次。总结经验的目的在于改进工作。由于各个时期工作重点不一，总结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于同一次实践所总结的经验也不同。在推进军队应急能力建设的进程中，从实践中找出有利于加强我军应急能力建设的经验，就是总结工作的一个着眼点。
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精神层面。如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为抢险救灾提供可行的政治保证；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为抢险救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必须增强官兵的使命意识，以应对自然灾害的频发性；必须切实加强战斗精神培育，以应对针对自然灾害的残酷性。对近年来重大灾害救援行动的总结，则紧密结合当前形势，注重操作和技术层面的总结。例如，必须建立军地一体化的指挥体制，为抢险救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必须建立军民融合的协调机制，以适应自然灾害的复杂性；必须充分利用科技手段，为抢险救灾提供坚强的效益保证。此外，结合平时训练和演习小结，开展大量专项研究。训练结束后要有总结，对上要有报告，对下要有讲评；演习过后要复盘，要找到胜负的原因、彼此的差距。军事期刊上有不少文章，就是在这种讲评和小结基础上形成的。虽篇幅短小不够系统，但生动活泼挺有价值。
应急救灾经验教训的总结研究，对于提高我军应急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2010年原总参应急办领导在谈到汶川地震后军队应急工作改进时，讲了七个“加强”：一是加强了军地灾害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设。二是军队和武警部队加强了应急指挥机构的建设。三是加强了军地联动机制建设。四是加强了应急专业力量建设。五是加强了应急法规的制度建设。六是加强了救灾装备物资的应急保障建设。七是加强了非战争军事行动政治工作建设。关注过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的人们可以发现，以上讲的这七个“加强”，都实实在在反映在军队的应急行动中了。可以相信，随着我军应急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应急实践的增加，会有更多的经验被总结出来，并不断被吸收到进一步的实践中去。
外军研究是军事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各级指挥员的必修课。通过研究外军的作战思想、体制编制、后勤保障和装备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可以达到明于知彼、克敌制胜，取人之长、为我所用等目的。军队的职能使命历来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联系，并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拓展。随着我军职能使命的拓展，需要加强对外军的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外军的应急能力建设，就是我们研究外军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从具体研究内容看，对外军应急能力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军应急指挥机制建设、外军专业力量建设、外军应急文化建设、外军法规建设等几个方面。从研究对象上看，主要集中在美、俄、日、法等典型国家。美国国土安全部，俄罗斯联邦民防及紧急情况与消除自然灾害后果部，日本的国家级应急指挥机构——安全保障会议、内阁应急事务和危机管理专门机构及各种临时机构，法国由国防部和内政部双重领导的非战争军事行动部队的指挥体制，都被纳入了研究范围。在对各具特色的外军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中，一些共性东西逐渐显露出来。在应急指挥机制方面的共性有：建立常设的国家级应急指挥机构、应急指挥机构必须是综合性的、必须体现出军民融合性。在专业力量建设方面的共性有：以快速反应为核心、以政府资源为依托、以满足本国最紧迫的现实需求为主要目标。在法规建设方面则有两个重点：根据宪法及紧急状态法明确政府部门与军队之间的法律关系、制定用于指导军队遂行各种应急任务行动的条令条例。
在世界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革的时代，虽然各国军队的职能使命调整不尽相同，但调整军事任务的动因和着眼点都是基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日益凸显，担负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重点也基本上都是反恐、救灾、维和，而且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军队在许多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强对外军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的研究，不但可以为我军建设提供明确的参照物，而且也为将来参加中外联合应急救援行动等国际性军事任务，打下必要的基础。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军队体制编制包括应急体制必然要随科学技术发展进步而不断变革和完善，这也是前沿科技与军事领域的一个重要结合点。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无人技术、高超声速技术，以及生物、能源、新材料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迅猛发展，促进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和制胜机理发生深刻变化，也必将促进军队应急能力的提升和应急体制的改革。
卫星通信具有通信范围大、可靠性高等优点，对于构建应急救援机制、提升应急救援能力至关重要。我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导航卫星，是用于救灾减灾的典型信息技术和装备。它的导航定位、短报文通信以及位置报告功能，可以支持全国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实时指挥调度、应急通信、灾情信息共享。如何将其转化为军队应急力量的快反能力和应急指挥的高效能，是十分现实的科研课题。
无人机集航天、信息、控制、传感及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于一身，具有成本低、灵活度高、机动性好、对环境要求低等优点，不但能实时搜集传输数据，而且可在空中完成特殊任务，有效规避救援人员伤亡。建立全国统一的常备应急无人机支援力量和应急无人机大数据库，制定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已是大势所趋。随着越来越多的无人机装备我军部队，正确评估其对军队应急能力建设的影响，充分利用其优势、深入挖掘其在军队应急能力建设上的潜力，已经刻不容缓。
为完成保卫国家安全、参加抢险救灾、遂行国际灾难救援等繁重的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国空军始终在努力建设空中运输力量。我国自主研发的运-20运输机就是这种努力的成果之一。这款多功能大型飞机于2016年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迈出关键性一步。它不仅弥补了我军战略投送能力的一项短板，更使我国具备了长距离抢险救灾和人道主义援助基本手段。从掌握这一投送应急力量利器到用好它，这必将是一段不断研究不断实践的艰苦旅程。
我军正在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大量先进技术在军队落地、高性能武器陆续装备部队已经成为常态。上述三种装备仅是一斑。回顾人类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往往最先用于军事领域；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则转入经济建设领域。因此，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对军队应急能力建设将要产生的影响，还必须时刻关注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建设领域引起的变化。对前沿科技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始终伴随着军队应急能力建设。
科研工作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要未雨绸缪，发挥先导作用。这一点对于探索应急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设想新的方案，从而引导应急能力建设发展尤为重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我国的企业、政府和民间组织都相继走出国门，国家的海外利益经常面临战争、恐怖活动、民事骚乱或自然灾害等威胁。应对海外威胁的挑战，成为军队应急行动新的增长点。相关的研究探索已经展开。
一是研究远洋护航。从2008年起，中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安排和索马里过渡政府的请求，派出军舰参加亚丁湾护航，至今派出了三十多批护航编队。护航行动中，中国海军除了为中外商船提供应急救援外，还担负了诸如搜救马航失联航班和为马尔代夫提供淡水等紧急任务。能在众多新挑战面前交出圆满的答卷，离不开事前认真的学习研究，事后当然也少不了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除了以各种形式在军内交流，成为不断改进军队应急工作的依据，还参加了与欧盟、韩国等外国同行的交流。我国要承担做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远洋护航必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相应的科研工作也必须紧紧跟上。
二是研究撤侨行动。利比亚撤侨行动是诸多研究成果的共同切入点。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国家海外撤侨应急能力和机制建设方面。有关研究成果以不同形式反映到军队应急能力建设和相关法规之中。例如，关于海外军事行动的交通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交通法》规定“国家驻外机构和我国从事国际运输业务的企业及其境外机构，应当为我国实施国际救援、海上护航和维护国家海外利益的军事行动的船舶、飞机、车辆和人员的补给、休整提供协助”。“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对前款规定的机构和企业为海外军事行动提供协助所需的人员和运输工具、货物等出境入境提供相关便利。”着眼未来发展，应结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重点加强军队远程投送能力建设的研究。
三是研究如何应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邀请，出国执行应急救援任务。这是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重要行动。由于此类行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部队面临的法律环境与国内不同。因此，此类研究的重点应该集中在法律问题的研究和运用方面。由于问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仅靠军内法律专家还不够。必须充分调动地方法律专家从各自专业的视角，为军队应急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献计献策。实践证明，这是他们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分析研究《奥斯陆准则》等联合国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军队参加国际救援之合法性的取得、救援部队地位的确定、救援时工作便利的协助等问题，所提出的关于我军应从救援和受援两个方面关注和推动国际规划发展的建议，就很有价值。当然，围绕未来面临新形势需要开展的研究还远不止于此。可以肯定地讲，军队的应急能力建设始终在加强，有关科研工作一定会继续与之伴行、为其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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