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经历一段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两国关系当下紧张，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也面对挑战和困难，发展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正处于新旧关系格局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不确定性来自于大变化，而从大变化的确定性当中看待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冷静地面对当下的形势。
先看可确定的重大变化：
首先，中国的实力和地位大幅提升，两国差距显著缩小，尤其这一趋势可预期地持续发展，使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正形成新的平衡模式。
其次，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做了重大调整，中国被确定为主要竞争对手、主要挑战者和“修正主义”国家。这一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对华战略态势，也改变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学。以加强防范、制衡和对冲措施为标志的战略竞争取代了对话、交往与合作，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主导面。
第三，作为新关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面的变化同样是根本性的。中美两国在经贸上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关系，随着中国经济能量的全面提升，其影响已远远超出双边关系范围，成为全球经济供应链和价值链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关系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形成了相互牵制的重要关联。
最后，中美各自都处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段，国内政经局势的复杂变幻伴随高涨的民族主义激情，对当下中美之间重大议题的处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牵制。
再看主要的不确定问题：
首先，两国关系基本的走向问题。未来五年的事态发展将决定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滑向“修昔底德陷阱”，还是“太大不能倒”的务实主张最终确立其主导地位。对此，中美贸易战及谈判结果将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指示性意义。如若中美能克服过渡期的严峻挑战，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逐步建立一种适应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格局的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
其次，“求同存异”和“政经分离”方针是否能持续。长期以来，中美两国间因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差异而产生的问题和分歧之所以没有成为从根本上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两条方针在双方领导层得到持续的认同，并在政策运作层面保持微妙的默契。显而易见，当下华盛顿甚嚣尘上的“脱钩”主张，实际上就是要抛弃这两条方针。美国国内在这一问题上的辩论及最终形成的政策导向将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乃至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再次，中美能否达成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的政治和安全共识。这个大问题涉及中美两国对以下重要议题的战略和政策考量：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核问题、地区安全架构问题。在战略竞争已主导中美关系的大态势下，双方对各个问题的处理显然存在着重要的关联。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引擎，同时也因其特殊的多元和多样性，使国家关系和地缘政治变得错综复杂。中美两国处理其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在此地区的交汇与碰撞，不能脱离地区政治和安全秩序的建构进程。这是中美新关系格局的重要内涵。
最后，对当下中美关系发展影响最难把握的不确定问题，是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特朗普现象”是最突出的标识，但它背后深刻而复杂的含义远远超出特朗普个人因素。它包含了经济转型及其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两党政治的极化、种族与宗教矛盾激化、中产阶级群体的愤懑、大众对权势集团和精英治国的不屑、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高涨、“美国至上主义”左右对外关系以及对多边机制和国际责任的逆反等经济政治社会和外交等多方面含义。中美关系首当其冲，成为其外溢效应最突出的受害方。随着美国进入新一轮选举政治周期，抨击和打压中国这个主要对手是政治上的得分选项，未来两年的中美关系更不容乐观。
可以预见，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在战略竞争的主题下，摩擦与紧张将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与此同时，北京和华盛顿都认识到对抗将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太大而不能倒”的效应使得“管控”（风险、分歧、竞争）成为过渡时期最重要的关键词。中方去年以来提出，中美两军应该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可以认为其要旨在于强化管控风险机制，这一点似乎也得到美方的认同。
然而，中美关系发展的真正出路还在于基于历史、面向未来的积极构建。为此，需要深刻认识中美新关系格局的特质，即“超大”与“超复杂”的组合。这一特质包含了中美两国巨大的现实能量和各自的历史遗产，及其与当今国际大变局相互作用的深刻关联。因此，将中美关系发展态势的变化归因于任何一方政策的转向是狭隘的思维。只有以历史演进的大视野看待中美新关系格局，我们才会有更加开阔的思维与积极的心态面对当下的困难局面。况且，以往中美关系的历史告诉我们，打破困境的创造性举措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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