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催生国际贸易新秩序

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是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一部分，而世界贸易组织被特朗普视为“美国优先”政策的绊脚石。早在特朗普就职之前，历届美国政府就已向世贸组织不断施压，而在他上台后，美国方面的施压进一步加大，直至迫使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于2019年12月11日停摆。“美国优先”是特朗普竞选承诺的核心内容，其经济层面的目标是减少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并将制造业等岗位拉回美国。同时，特朗普政府还试图促使中国对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一些反华势力则试图完全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事实证明，特朗普政府在这两个层面上均未达成目标。2018年，美国总贸易逆差已达6120亿美元，2019年也不会有太大改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遏制战略无法应对全球秩序重新平衡，无法遏制中国及新兴国家的崛起，并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全球亟需加强合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自1975年以来，美国几乎与所有贸易伙伴都保持着贸易逆差，同时，美国还出现了经常性的财政赤字，为此，不得不借助外国资本为其进口融资。这种过度的消费和支出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也让美国成为最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全球化兴起给包括美国、中国和欧洲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财富，并大幅提高了其国民生活水平。以亚洲为例，在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凸显之前，美国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贸易逆差已经很大。上世纪60至90年代，亚洲四小龙同日本一样，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最终成为高收入发达经济体。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稳步增加从中国的进口，从中国进口商品占其国内GDP比例从1980年的0.2%上升到2018年的2.6%。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迅速增长。目前，美国已成为中国的最大出口目的国，中国也成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国（仅次于墨西哥和加拿大），同时中国还是美国服务业出口的第三大市场（仅次于英国和加拿大）。

过去，美国只要保持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贸易赤字就不是问题。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合作是现代工业化的基石和国际贸易的结构性支撑。出于对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追求，美国将制造和装配业务外包给劳动力廉价、劳动和环境法规限制较少的国家。显然，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成了美国理想的外包目的地，而美国转而专注于研发、创新和高利润率的服务业增长。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日益成为低价值商品外包组装的中心。美国从中国的快速增长中受益，中国为新兴的制造业贡献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有8.5亿人先后摆脱了贫困，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6%（世界银行数据）。尽管，目前中国西部的一些省份还存在极端贫困现象，但中国正在致力于彻底消除贫困。不仅如此，中国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向价值链的上游迈进。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7.7亿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中国不仅不再只是西方世界的组装中心，而且还在5G、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生物合成等高科技领域与美国和欧洲展开了直接竞争。从结构上讲，中国已经拥有了完整的供应链、高技能劳动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相当高效的政府机构。在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欧洲因财政和债务危机增长乏力以及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力度，经济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增长、从要素驱动型向效率和创新驱动型转变，供给侧和国有企业改革深入开展，金融部门逐步实现现代化。2019年，中国的研发支出有望超过美国。中国将这一进程连同成为世界科学和创新领导者的雄心称为“中国制造2025”，但西方却谴责这是一种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国内产业政策。在西方，从要素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变在战略上是一个当然的选择，因为只有技术创新才能确保长期竞争力，并有助于克服要素驱动型或效率驱动型经济回报率递减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过去几十年，西方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的比较优势，因此基本上能够接受中国的赶超战略。但随着中国经济向价值链上游迈进，并在不放弃既有政治体制的情况下不遗余力地专注于自主科技创新，美国、欧盟将中国分别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和“系统性竞争对手”，而北约也首次将中国视为“挑战”。

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是全球力量历史性重新配置和全球贸易关系再平衡的重要表现。特朗普政府愿意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主要原因是，贸易战的多个目标都未达成，包括制造业和就业岗位的回归、减少贸易逆差、促使中国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等。恰恰相反，贸易战不仅没有让中国屈服，反而给美国经济带来压力，并可能对特朗普本人的竞选连任造成负面影响。2019年前11个月，美中贸易总额下降了15.2%；尽管前10个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总计下降了14.6%，从3448亿美元下降到2945亿美元，但这部分逆差转移到了其他国家，美国对外贸易总体逆差基本持平。同时，占美国民间就业8.1%的制造业就业自2016年以来也没有变化，而且制造业活动趋于萎缩，新订单数量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外国直接投资有助于促进创新和创造就业，但过去两年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大幅下降。

此外，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也承受了更高的进口成本。由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消费者每年要在购买商品上人均额外支出600~900美元。这其中也包括对其他地区和国家征收关税的影响，如欧盟和日本，而这也导致了中间产品和制成品的价格上涨了约10%~30%。根据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的数据，美国的所有关税成本可能远远超过特朗普政府2017年以来所有放松监管措施所带来（如减税和就业法案）的总收益。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估计所有关税成本将达到所有放松管制措施收益的三倍。因此，无论美国通过谈判达成何种贸易协议，美国经济都需要数年时间来补偿关税成本。

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国惩罚性关税的抵御能力似乎更强。美国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平均从3.1%升至21%，虽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前11个月，中美贸易总值为3.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1.1%，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1.9%，中国对美贸易顺差1.88万亿元人民币，收窄3%。虽然中国对美进出口下降明显，但对东盟国家的进出口却大幅增加。对于中国这种迅速实现贸易再平衡的能力有多种解释。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数据，中国已将价值1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从8.0%提高到了20.7%。为了降低关税上涨对中国进口商和消费者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将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商品的关税平均从8.0%降至6.7%。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竞争力的增强和美国对中国商品依赖性的增加，美国发现很难找到其他可以全面替代中国的商品供应国。

此外，尽管美国可能主要寻求惩罚中国的国有部门，但受到关税影响的中国企业90%属于私营，其中60%以上是外资企业——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的跨国公司和小型企业。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有三分之二来自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根据中国欧盟商会的一项调查，大型企业基本上能够避开预期的影响，而小型企业则必须通过吸收成本或转嫁成本来承受这种影响。同时，只有6%的受访企业称，已经或正在将产品移出中国——主要是转移到东南亚和印度。而相比之下，68%的欧洲企业决定留在中国。尽管有相当少数的企业已将投资转移出中国，但有大致相同数量的企业正在增加他们在中国的投资。美国商会在上海进行的一项调查证实了类似的说法。但美国公司往往更为悲观，更有可能寻求改变在华投资计划，在参与调查的333家企业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企业在过去一年将原本计划在中国进行的投资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这种变化表明，贸易战不仅失败了，还带来了意料之外的负面影响。它威胁到了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的商业模式，并严重破坏了全球供应链。

贸易战对中国消费者和企业信心造成了心理伤害，根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中国正在致力于减少对世界出口的过度依赖。2018年，中国总出口额占GDP的比重降至18.6%，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9%的平均水平。中国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更加重视效益和创新驱动，这减轻了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并为谈判提供了回旋空间。人民币贬值6.0%对中国出口的帮助也在贸易战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不过，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对外贸易仍然面临巨大压力。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研究，即使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全面实施，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只会从21.0%略微下降到19.3%，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还将是贸易战之前的6倍。中国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1.4%，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全球贸易将继续深受美国单边主义的影响。

除了热衷与他国进行贸易战，美国还继续对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尤其是世贸组织发动“战争”。包括欧盟、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世贸组织成员过去曾提出改革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的建议。然而，历届美国政府都拒绝进行任何改革。由于美国继续阻挠对上诉机构及其法官的任命，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于2019年12月11日停摆。上诉机构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职能部门，停摆之后，它仍然可以受理新的上诉，但不能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不愿意受制于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由国际法院做出具有国家约束力决定的体系，而是更喜欢构建一个以权力为基础的体系，当美国在自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可以通过这个体系直接征收关税和采取其他惩罚性措施。美国曾长期从低贸易壁垒中受益，只要美国能够保持其作为创新驱动型经济体的相对优势，就能更容易、更便宜地进入其他市场。自从中国开始向价值链上游迈进，历届美国政府都曾多次提起申诉，并成功阻止了世贸组织的改革和任命程序。美国和欧盟认为，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对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认定已经过时，应阻止中国借此继续保护其国内经济。

尽管欧盟不同意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但仍然同意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批评。2016年，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创历史新高，2010年至2016年直接投资总额增长了17倍以上。这极具象征性意义，也是中国竞争力增强、不可阻挡地崛起和西方相对衰落的标志。从此，欧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美国的行列，批评中国在限制外国投资、国家补贴、国有企业扶持、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公共采购、非关税措施及其他技术壁垒、互惠市场开放、货币管理准则透明度等问题上改革不足。西方还指责中国未能实施此前承诺的改革，特别是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关的改革。中国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这让西方怀疑中国改革的可持续性、透明度和稳健性。基于这一认知，美国和欧盟的一些政治势力在公众和媒体的支持下，不再相信中国的改革和意图，将中国列为“国家安全威胁”。截至2019年10月底，包括华为在内的200多家中国企业和组织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欧盟还在全欧盟范围内推出了一项审查协调政策，以限制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这种激进的做法显然忽视了中国的独特发展模式，中国可以在贸易方面做出让步，但不会改变既定技术创新发展路线和既有政治制度。

如今，世界贸易组织的停摆标志着美国主导的旧国际秩序开始走向衰落，以及西方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抬头。但同时，世贸组织停摆也为国际贸易秩序改革和建立一个有效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经贸体系提供了机会。这个新体系将更加重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且必须在促进增长、凝聚共识、稳定需求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这一新机构必须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鼓励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同时，限制从垄断中获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新机制要能平衡国家利益与全球贸易间的矛盾，能有效避免关税壁垒，并建立一个普遍认可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然而，这种新的多边秩序的确立将需要很长时间。与此同时，我们可能会滑入一个新的黑暗时期，并需要再次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一时期很可能还会有持续的高关税，有不同形式的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增长或将进一步放缓。这个时期的黑暗与其说是由文明冲突所造成的，不如说是由资本冲突所致。追求利润和技术进步仍然是提高效率和创造财富的有力方式。实力强大的集团在应对规则破坏与重构，以及捍卫自身利益方面往往手段更多、更有效。

在贸易战之外，技术领导地位的激烈竞争、日益增强的技术民族主义、用于间谍活动的网络技术扩散以及简单直接的网络物理破坏，对国际合作和治理带来了很大伤害。在这一恶性循环中，美国不仅成为全球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而且有可能变得孤立并严重损害其技术领导地位。中国对改变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负有重大责任。中国还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应对低增长和可能的衰退，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经历过的。拥有新“地缘政治委员会”的欧洲仍然夹在保护主义的美国和日渐自信的中国之间，在缺乏诚信和团结的背景下，这种夹缝中的生存更加艰难，好在欧洲熟知并善于利用多边秩序的利与弊。中国崛起，必将成为全球秩序未来最重要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但美国和欧洲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中国的崛起。希望中美欧能达成以下共识：追求共同繁荣、尊严和可持续发展，合力向前，携手构建一个新的多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