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安全感：衡量社会是否小康的重要指标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人民群众对小康社会认同，是通过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来体现的。安全感是对内外环境安全的主观体认，是获得感、幸福感产生和提升的必要条件。城市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提高城市安全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习总书记念兹在兹。近年来，习总书记每年都对城市安全作出重要指示。2015年6月，习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强调，要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工作，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着力堵塞漏洞、消除隐患，着力抓重点、抓关键、抓薄弱环节，不断提高公共安全水平。

2016年7月，习总书记在关于安全生产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城市交通、工地和诸多社会环节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无时无刻不在运转，稍不注意就容易出问题。要加强城市运行安全管理，增强安全风险意识，加强源头治理，防止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的问题发生。10月，习总书记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2017年9月，习总书记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上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2018年11月，习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

2019年1月，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中央紧抓不放。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做好城市工作；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城市工作也进行了研究部署。12月20日-21日，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这是建国后第四次，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城市工作会议。

201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专门提出，要强化城市运行安全保障。定期排查区域内安全风险点、危险源，落实管控措施，构建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推进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建设。

2018年1月，中办和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为推进城市安全发展，强化城市运行安全保障提供了遵循和指导。《意见》对于全面提升城市安全发展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标志着我国城市安全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文件下发后，各地党委、政府纷纷行动起来，针对城市安全发展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出符合中央文件精神、切合自身实际的实施意见。

2019年10月，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按照中央关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要求，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到了城市安全建设之中。从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那就是国内一些高等院校积极参与创建安全城市，为城市安全提供智力支持。例如佛山市携手清华大学建设智慧安全城市，合肥市政府与清华大学共同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东营市与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中国矿业大学举办“城市公共安全与危机治理”博士论坛、成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智库，等等。众多高等院校的参与，在履行自己服务社会职能的同时，也使各地创建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工作获得了新视野、提到了新高度。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正处在一个风险四伏、危机频发的阶段。最典型的论述来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他认为，现代社会不仅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物质的极大丰富，也是风险社会、危机社会。他在1986年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风险社会”是后工业化社会、特别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另一位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家之一的汉娜·阿伦特也提出“危机社会”的理论。现代风险社会有这样几个特征：（1）风险表现的多样化。体现在环境和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等。（2）风险覆盖面的广泛化。平均分布，不论贫富贵贱、种族、职业，几乎没有人能完全脱离风险之外。（3）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和隐蔽性，且后果严重。没有任何专家或专家系统可以将这种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并且提出相应的预测和解决方案。其实，还应该加上一条，就是风险的联动性、叠加性、聚合性——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等相互作用集中爆发。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也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我国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矛盾：（1）增长速度换挡期，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2）结构调整阵痛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3）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总的看，这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固然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经济主义的国家战略导致了社会的严重分化甚至解体，群体之间关系高度紧张。种种危机如果再不由以“社会均衡”为取向的社会改革加以纠正，国家将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会面临极大挑战。为此，他专门出版了《保卫社会》一书。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类似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际格局和形势变化的因素。特别是美国目前对中国全面施压，这些压力就会以各种形式被传递到国内，释放和转化为形形色色的风险。

从我国城市的情况来看，安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2007年12月，军地专家在北京开了一个以城市发展与国家安全为主题的论坛，形成了一个共识：城市安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安全的主要组成部分。城市化进程既是积聚财富的过程，也是积聚风险的过程。城市规模越大，功能越复杂，潜在的危险也就越明显。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在主题报告中指出，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今后每年我国的城市人口将以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相当于每年新建一个12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运动。我们在看到城市化给我们带来效率、便利和进步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城市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强战略对策研究。

实际上，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数量很快就超过农村。2015年，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5亿，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55%。2018年，达到了59.58%。

城市安全感反映的是公众对整个城市环境的安全感知程度，必然建立在良好的城市公共安全状况基础之上。城市汇聚了国家建设力量的精英，集中了国家建设成就的精华，代表着国家发展的方向，没有城市的安全感，就没有国家的安全感，就没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如果从获得感的角度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如果从安全感的角度来看，小康不小康，则要看城里人能否把心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