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末，新冠肺炎疫情（以下部分简称“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从“感知”量化为“数据”。全球经济的“数据之殇”刚刚开始，而真正的考验还未到来。
不可否认，从目前事态的发展看，中国是受疫情影响最早也最严重的经济体。2月29日，中国公布了疫情后第一个具有引导性的经济数据。2月制造业PMI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冲击，较1月数据下降了13.4个百分点，大幅低于荣枯线下。从分项数据看，生产指数为27.8%，比上月下降23.5个百分点，制造业生产放缓明显；新订单指数为29.3%，比上月下降22.1个百分点，制造业市场需求回落；原材料库存指数为33.9%，比上月下降13.2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为31.8%，比上月下降15.7个百分点；大、中、小型企业制造业PMI分别为36.3%、35.5%和34.1%，比上月下降14.1、14.6和14.5个百分点。综合PMI产出指数为28.9%，比上月下降24.1个百分点。
2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下滑明显，且大幅偏离荣枯线。从各种景气度衡量指标来看，本次疫情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要高于预期且将长期持续，无论是制造业生产活动、市场需求，还是用工水平、原材料库存指数均高位回落。制造业企业现金流中断的风险尚未得到有效规避，特别是对于利润率偏低的小型企业，流动性风险足以导致破产。大型企业的规模保护作用在疫情的影响下大幅递减，本身就缺乏规模保护的中小企业生存更加困难。
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大型经济体，由于应对及时，措施得力，疫情在中国的蔓延得到有效控制。截至2月25日，全国采购经理调查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复工率为78.9%，其中大中型制造业企业复工率达到85.6%，国内生产秩序正在逐渐恢复。但尽管如此，仍有两点问题不容忽视：一是中国经济周期本身的阶段性衰退叠加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国内需求已陷入了长期趋势性疲软，疫情这样的外部冲击对经济的打击更加突出；二是全球其他重要经济体遭受疫情冲击将无法避免，中国的外需不确定性显著抬升。因此，短期而言，在内外需求均遭重创的背景下，中国国内制造业PMI指数以及国内经济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截至2月28日，中国以2838条生命的代价为遏制病毒全球蔓延换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和经验，但多数国家并未汲取经验，而是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因此，疫情将继续扩散并影响多个重要经济体。
在国际方面，全球经济将受到疫情的重创，全球“以债促股”的游戏难以为继。一些国家甚至是发达经济体对于疫情的应对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疾病防控机构的不断催促下，美国政府才开始考虑应对疫情，现已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调拨大约1.4亿美元用于抗击新冠病毒，但额度与特朗普政府约25亿美元的口头承诺相差甚远。如果疫情在美国进一步扩散，其对美国本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2019-2020年度经济、金融市场回顾与展望》一文（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浏览全文）中曾提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已经十分固化，债务存量问题高企，作为“黑天鹅”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预计将大概率推动美国继续降息，并引导全球新一轮降息潮。然而，盲目的宽货币政策并非是提振经济的有效出路，经济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的短板难以改变，表现为西方的某些经济制度在疫情的放大效应下显示出诸多不适应、甚至阻碍经济正常发展的现象。一旦国际需求再次出现低迷，中国制造业出口将随之受到影响。届时，即使中国已经走出疫情，国际需求的回落也会拖累国内制造业PMI以及国内经济的增速。
从中国国内情况看，疫情已经得到有效的遏制，新发确诊、疑似、死亡病例均大幅度下降，治愈病例大幅度提高，除湖北外的各省疫情已基本稳定下来，形势正朝理想状态迈进。然而，即使3月底完全达到理想状态，企业全面复工以及大范围的资源配置及时到位，2020年一、二季度也很难将制造业PMI指数恢复至2019年的同期水平。究其原因，在宏观层面，中国经济发展有长期缺乏创新的“欠账”，此次疫情无疑会进一步扩大此结构性问题；在微观层面，企业债务的多重约束以及实际需求迟迟无法得到提升，而为了追求数据而强行借助短期的刺激性政策提振经济则缺乏有效性。
实际上，在疫情期间又有声音聒噪想加大基建投资，走“4万亿”的老路。如果我们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连贯性，短期内大量投放刺激性投资，将错失以疫情为契机的补短板“窗口期”，财政负担能力也是捉襟见肘。因此，我们不能放弃前期改革成果，需要通过战略定力与微调来抓住新老动能转换的契机，“以疫促制”，补齐体制、机制的短板，完成发展模式的彻底改变，用改革创需求，以改革促发展，将制度自信体现为经济自信、发展自信的具体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影响了短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又为中国经济转型创造了契机。中国应当及时抓住机会，对不够合理的机制、体制进行调整，从而获得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利用第一季度甚至第二季度的经济停摆的特殊时期来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机制等多个方面的改革，使得经济重回正常发展的轨道上。
首先，本次疫情的确对中国当前经济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一点需要有清晰的认识。正如2月份PMI数据所反映的，大量的中国企业正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其中制造业企业面临的问题更为深刻而复杂。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的去杠杆政策也较为严格，重资产的制造业企业很多已经处于负债率高、现金流紧张的困局中。而本次疫情更是沉重打击了这些企业。当前，大多数制造业企业产需两不旺，物流成本增高，现金流枯竭，但工人工资、房租等刚性支出却无法避免。同时，疫情还冲击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2019年，中国是世界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绝大多数出口国家的原料、零部件和基础机械设备出口国。国内一个多月的生产停摆对全球供应链的运转造成了巨大影响，多个行业的海外厂商库存告急。目前，已有汽车企业要求供应商加速将生产线转移至越南等东南亚基地的进程。
其次，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疫情对全球其他重要经济体已经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与国内稳中向好、已经开始秩序再造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发酵，早早就被预警的疫情却在多国暴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月28日在日内瓦宣布，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此前的“高”上调至“非常高”。截至北京时间2月28日晚间，中国以外已有超过55个国家或地区出现感染病例，中国以外地区新增病例占比约四分之三。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以外的感染者现在没有可知的分布情况，部分患者的运动轨迹甚至都无法确定，因此近日国际市场陷入了“卖出一切”的高度不确定感。
最后，疫情在国际蔓延的同时，国内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因素，尤其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一揽子措施产生正面作用。在“有的放矢”的货币政策加持下，金融市场保持平稳，股市、债市、汇市运行正常，多家重点保供企业获得了优惠利率贷款，财政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平均为1.3%。银行业也普遍响应中央号召，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对小微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努力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拨款、贷款贴息、个人财政补助、税收减免等措施对企业起到了有力的支持作用。各政策性银行已经开始在发挥准财政政策的作用。同时，地方政府也在因地制宜地推出多项政策以支持企业快速复工，减少企业负担。以广东省为例，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复工复产20条”“税务10条”“金融暖企18条”“促进就业九条2.0版”等。目前，广东已有4.8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工率超过九成。东莞、中山、佛山等珠三角制造业重镇规模以上企业复工率更是接近100%。可以说，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中国经济已经走出最为困难的时期，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综上，这次疫情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疫情最早在中国暴发，中国政府采取了果断而及时的防控措施，展现了强大的动员能力，一声令下，执法部门严格防范，基层工作人员摸排检查，数以万计的医务工作者奔赴湖北，14亿中国人居家防护，尽可能早地把疫情限制在可防可控的范围内，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面临困境，中国不断改变自己，适应发展，适应需求，甚至创造需求。而中国发展的核心动力正是来自于这种不断对自己的剖析和改革的勇气。相比于全球其他经济体，中国的改革勇气与魄力是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适应发展中大多数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道路。发达经济体体制用褒义词来形容是“稳定”，但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稳定”的另一方面却是“固化”。通过疫情这面镜子，不难看出，西方某些制度出现了不适应，甚至是阻碍发展的一面，但是西方政府往往缺乏改革的勇气与手段，导致其发展必然受到制约，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面对当前的经济现状，我们需要作至少一到两个季度低增长的准备，切不可因为疫情因噎废食，放弃前期改革的成果而重回债务老路。在新旧动能转换，甚至是发展模式全球引领权争夺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的是战略定力，通过深化经济、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来实现真正的“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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